编者按：202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七），天下著名汉学家，道门宗匠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教授于荷兰升遐远游。按照玄门传统，正月初七为三会日之一的“举迁赏会”，而这也正应了学道者功圆行满，受诏登真的说法。蒙施舟人师长西席弟子范华（Patrice Fava）师长西席的支持，我们现将他所撰的一篇纪念文章译为中文，并与他2012年4月所拍摄的一段施舟人生活短片在此一并分享，作为施师长西席逝世周年之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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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舟人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下午》，拍照：范华（Patrice Fava）；剪辑：浦敏枫；制片：陶金。(03:46)
我从未想过施舟人会离开这个天下，离开我的生活，乃至离开玄门进程。斯人已去，我们必须重新学会如何生活和事情。然而幸运的是，对付我和汉学界的许多同仁来说，他是“去世而不亡”的。我们将永久惦记他的音容，重温与他在一起的回顾、发言、闲步、讲座以及他的著作。现在，他已远游，但却又从未如此地亲近。
末了一次与他相聚，是二零二零年一月在巴黎一个小酒馆的晚餐，这已经定格在我的影象中，就像达·芬奇画在恩宠圣母修道院墙壁上的《末了的晚餐》。当时，他刚刚结束了在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的一场讲座，六个弟子围坐在其身边：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吕敏（Marianne Bujard）、方玲、洪怡沙（Isabelle Ang）、贾珞琳（Caroline Gyss）和我。这次愉悦的晚餐后不久，席卷环球的疫情便将所有人分开，我们本还期望着能在北京或别处再次相聚。施舟人带走了他享誉天下的渊博学识，以及出众的为人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他比任何人都更长于节制原形，更能将难题阐明清晰，并为迟疑不决的研究过程指明方向。这种诠释的才能来自于他在玄门领域多年的深耕，一方面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一方面是对付道经的熟稔。众所周知，他被付与了仙职法位，但只有身边的人才能看到其内心深处的那位羽士。大家爱崇其为学者，却未创造正是他的仪式实践，以及他在台南与其他华人社会的频繁往来，使他超过了西方与东方乃至与玄门之间的鸿沟。只有少数亲近他的人能够认识到，他的研究路径在本体论的层面更靠近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在其《中国思想》中所做出的概述与剖析。他是第一位以羽士为本位展开思考的汉学家，但同时又继续了法国学术的治学风格，以及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到康德谟（Max Kaltenmark, 1910-2002）等前辈玄门授教化者的学术遗产。得益于这种双重演习，他成功地将真正的玄门文化带入当代西方社会。在这种自省式的态度下，文本得以有了新的解读，传授教化方法也被调度为羽士的视角。
在高档实践研究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的课程中，施舟人会让听众在两个小时内屏息聆听。课程结束后，大家会感到经历了一次升华，就像不雅观看了伯格曼（Ingmar Bergman, 1918-2007）或黑泽明（1910-1998）的电影一样，由于他懂得如何分享盛大仪典的亲自经历。正是这种真实感，使得他所展现的各个时期的玄门都是鲜活的。葛兰言在书中所谈论的是一个不复存在的中国文明，而施舟人则见告我们其依然生气勃勃。此外，他极具演讲的天赋，总能脉络清晰，逻辑有序地论证并得出结论。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他依然应邀出国讲学，这既是为了自己的乐趣，也是为了让中国听众以另一种办法理解自己的历史。在丧期中，那些来自天下各地的吊唁笔墨表明，施舟人在中国，至少是在学术界中的盛名，乃至有人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真正的代言者。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人（对付‘道’）日用而不知。”在《道之用》（L'usage du Tao）一书中，我引用了这一表达来总结玄门在中国被忽略的现状。
然而，对付施舟人的那些幸运的听众，哪怕他们只是通过网络上的影片或访谈，也会重新创造自己文化的基因，并对自己曾经的无知感到惊异。我曾把施舟人一次演讲的视频片段转发给一位朋友，她回答给我一篇很长评论，为不理解自己的文化而感到羞愧，并追问为什么大家认为天主教是一种宗教，而玄门是一种迷信。她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忽略了玄门在自己文化中的根本性地位？
施舟人的研究涉及语文学、科学和学术史等多个领域，而对付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则处于其著作的核心位置，其包括对付西方传教士、清末天子以及康有为等人毁坏行为的戳穿，他们均深受了新教牧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 1845-1919）的影响。令人惊喜的是，在几个世纪对付玄门的持续打压后，道众又重现于浩瀚的圣地与村落落之中。以此为题，施舟人撰写了人生中末了一篇文章：《玄门的回归》（Le retour du taoïsme）。
没有一位汉学家能够自称做出了与施舟人一样的全面且“前无古人”的贡献。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汉学研究的进程以及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可是他只能轻微撼动儒家思想这一坚不可摧的堡垒：自从传教士主导早期汉学研究以来，儒家思想便一贯霸占着舞台中央，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只管他做了大量的事情，但他只是部分地破除了“迷信”这一词汇，其仍在当代话语中不自觉地涌现。施舟人生平都在贫瘠的土壤中播种，且终极都已破土萌芽。我们都以自己的办法，成为树丛灰烬之中重新绽放的花蕾，一如莱斯（Simon Leys, 1935-2014）在《燃烧的森林》（La forêt en feu）所言。
施舟人与其师兄陈荣盛道长
施舟人带走了正在撰写的他在台南羽士生涯的回顾录，我们亟需这本书来理解他如何，在没有舍弃西方文化背景的情形下，得以进入中国与玄门的宇宙不雅观。他的经历并不来悛改纪元运动（New Age）的泛泛而谈，也非出于传教士福音主义的好奇心，而是来自于对艺术史、戏剧、音乐、歌剧，以及后来对宗教人类学的激情亲切。在他所任教的法国高档实践研究学院“第五宗教科学系”（Ve section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宗教与科学被关联了起来。他还带走了他正在准备的关于钦安殿的文章。几年前，他参谒了这座紫禁城中最爱崇的神殿。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明朝定都于北京的主要历史见证。施舟人还有许多其他项目没有完成，但是他已经留下了大量作品，足以证明他的“去世而不亡”。对付从游于他的人而言，他确已“羽化登真”，一如老子、庄子，以及所有伴随他的高道一样。他曾向我们担保活到120岁。我有时很难相信，在2021年2月18日，也便是我完成新书《湖南羽士和法师的神化》的这一天，他离开了这个天下，在我的意念中，他已经位列仙品。我知道，对付发展在西方的普通人来说，在家坛供桌上的诸位神明旁安奉自己师父的造像，只能算是一种愚蠢的，令人发笑的怪动机，一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所言，是一种“可憎的行为”。玄门与西方人的认知相去甚远，以至于我们险些不可能将其节制，除非改变我们已有的本体论体系。
范华家中坛上所供奉的施舟人（与陈荣盛道长）照片
施舟人有情由认为自己是玄门传统独占的传承者和守护者。在被台南玄门界所收受接管后不久，他便创造了法事中所运用的科仪本与明代《道藏》中的部分内容非常相似。这是在1962年，当时大家都以为玄门在中国大陆已经消逝了。随着韶光的推移，台南玄门这一活着的传统成为重新探索玄门历史的主要出发点，其本来就保存在传世的《道藏》之中。一名外国人士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使他在中国也受到了赞赏与认可。这位在三天门下法名“鼎清”的大师播下的种子正不断破土而出。
我与施舟人的末了一次通话是他被紧急送往医院的三天前，不料这一叙竟成永诀。我此前通过电子邮件向他送去了牛年的新年祝福，他因此致电表示感谢。由于我之前附上了一张我家坛供桌的照片，上面摆有各种贡品，话题因此便很快就转移到了我岳母张爱云庆祝新年的仪式，她当时在北京与我们一起过年。在岳母的带领下，我们在新年的前三每天天上三次喷鼻香，第一杯茶献与天神与太公，每次餐前，都要将饭菜先行上供，供桌上的烛炬也必须一贯保持燃烧。小年送灶之后，每天的生活便都环绕着新年庆祝活动展开。在北京，大概没有多少家庭还在厨房供奉司命灶君。
近代以来的变革，迫使所有人放弃了与神明天下有关的任何东西，也鲜有人家在近年来规复送、接灶神的仪式然而，正是这些集体影象的缩影，定义了当代中国人的身份与文化，只有老一辈还保留着这样的知识。直至今日，一些学者仍在重复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不雅观点，认为中国人忽略了超越性。这证明了学术视野的因循守旧会导致对付明显事实的视而不见。实际上，超过一半的中国人仍旧保持着岁时年节的传统，其为一年授予节奏，并与自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另一部分人，纵然与传统习俗保持着间隔，也会在每年春节这一关键节点，热切地庆祝新年。这与仍旧存在着一个“永恒的中国”的想法并不抵牾。
作为一位羽士，施舟人非常重视传统历法中的节日，由于羽士是古代中国天人关系运转法则的守护者。他曾向几位弟子传达一种优胜感，这是所有节制仪式知识，并得以感通大道玄义妙理的历代高道所共有的。分享这种羽士的内在精神天下，常给人以一种出尘之感。
中国在宗教领域已经拥有了广泛的求索，以至于奉道者可以在这个极为丰沛的崇奉体系中找到与他们相应的元素内容。中国人常常以他们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的科技霸权进行比较与反抗。
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讲席教授程艾兰（Anne Cheng）将她的研讨课命名为“中国（还）是一个文明吗（La Chine est-elle [encore] une civilisation?）”，这个问题并不困扰奉道者，由于他们自认为是中华帝国末了的代表，玄门的教团也正是在汉末天子失落去定命时所涌现的。
羽士所生活的宇宙显然与西方人的宇宙非常不同，后者已经进入了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 1947-）所说的祛魅的时期。施舟人生活在神圣的天下里，他叹惜人们常常忽略个中的法则。这一欠妥协的态度使其学术成果自成一家。在《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中，他划定了一条界线，用以区分玄门的内传文本与外传文本。于是，曾令学术界望而生畏的繁杂的《道藏》开始变得明晰可解：这是长期历史传统的结晶，且与台南陈氏家族所传承的科仪有着密切的关联。《道藏》由一千五百种文籍组成，个中大部分不具年代、作者，且难以理解，而施舟人成功地从中建构了一套清晰可辨的学说和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他在该领域的建树可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神话分类和阐释领域所做的事情相提并论。
施舟人所有的研究事情都可被归入他所提出的“玄门框架”中，他知道如何在最多元的领域中利用这一框架观点。他从不违背文本的传播规约，并且武断反对传播那些内传抄本。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曾出版了陈荣盛道长的全部仪式文本，对付施舟人来说，这是一种轻渎，由于他公开了原来在家族内部以抄本形式传承的文本。受他的指示，我将研究了二十多年的湖南神像视为一种神圣艺术，而不是常日所谓的“民间艺术”。从一个术语向另一个术语的转变，彻底改变了人与神像之间的关系，无论其再现的是既有谱系中的神明还是被神化的先师。也是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从未有人教授过的日常礼仪，比如不要手指、触摸，或移动神像，由于其生活于人间但来自另一天下，并应予以尊重。
自古以来，玄门神学就将羽化的羽士奉为仙官，并为他们备有专门的升度仪式，谓之“缴箓”或“送度”。在这个仪式中，羽士所佩的“阳凭”必须通过焚化来与受箓仪式中所焚化的“阴凭”合并。施舟人许可我在我的《通天之道》（Aux portes du ciel）一书中利用他受箓文凭的照片，而这一文凭则被恭敬地安奉于福州天元山顶他自己的“通玄靖”中。
法箓的授度文凭是一份具有主要文献代价及高度象征意义的授职证明。其通过受箓者的生辰、对应星宿、品阶、法职、所属的天界院司、其法坛、道靖之名号、受箓时所得的法器，以及从属受命的将帅来授予受箓弟子以神圣身份。1966年，施舟人于台南在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的主持下参受法箓。在《道体论》（Le corps taoïste）“众神之师”（« Les Maîtres des dieux »）一章中，他描述了一次授箓的过程并翻译了十九世纪泉州抄本中的一份“仙简”（«certificat d'immortel»，译者按：即受箓之凭据，拜会该书 p.95-96） 。这个话题从未变得如此现实，鼎清道长会在何时进入仙界呢？
在本日的语境中，不得不把稳到，这一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不符合唯物论的不雅观点也不符合西方主流的无神论。 施舟人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其能使部分读者重新评价玄门，乃至用新的观点重塑曾经备受嘲讽和玷污的玄门文化。颠覆如此根深蒂固的思潮是人类学的一个胜利，也因此改写了西方中世纪史的乔治·杜比（George Duby, 1919-1996）、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和其他历史学家研究的贡献。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开辟了福建的野外调查，但是他远没有像施舟人那样将代代相传的鲜活的传统与传世文献中的宗教遗产联系起来。儒家学者建立了一个道家哲学与二世纪所兴起的天师的玄门之间的明确区隔，这在本日仍旧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只管施舟人做了许多论证，特殊是重读庄子的作品。玄门历史的范围是如此的宽广无限，在未来几代人中肯定会有新出版的《什么是玄门？》一类的书本，但就目前而言，真正回答了这一问题的著述只有施舟人与傅飞岚互助的《道藏通考》。
施舟人赠与范华的自摄台南野外稽核照片，背面留有他以铅笔所作题注。
我常常说，一位羽化的羽士就像一座燃烧的图书馆。许多羽士的传承的确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打断了，施舟人本人也没有在他所传承的泉州科仪传统中培养任何弟子。然而，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大量的学术著作，还有非常宝贵的照片、抄本、神像、绘画，以及法器等藏品，其须要像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1966）的藏书与藏品一样被仔细清点、造册。这两个人虽然非常不同，但事实上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一种天然的威信感，不断吸引新人来分享他们的空想。安德烈·布勒东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代表我们社会的当代性，而施舟人则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书写办法。我们该当仿照“安德烈·布勒东之友”协会的模式，建立一个“施舟人之友”协会，所有将他视为生命中主要部分的人可以在这里聚会并延续他的学术。施舟人的独特遗产该当与学术界分享，以此弘扬玄门文化。此外，他在世界各地的讲学实录也须要被保存整理。玄门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此。除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没有一个汉学家的国际地位可以与施舟人比较。
有一天，他说，玄门是一种幻象（phantasme）。这个说法很惊人，其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所有的乌托邦。但是真正令人惊异的是，施舟人用其替代了“崇奉”（croyance），那是他小心翼翼避免利用的词汇。“宗教”（religion）这两个字对他来说也很有问题。至于“民间”（populaire）一词，其在学术著作中不可避免地与崇奉、玄门、宗教、寺院、进喷鼻香等联系起来，也被施舟人剔除了。对他而言，玄门是一种精英文化。他生平的事情是对从殖民时期以来的陈词谰言的寻衅。虽然路径大不相同，但是施舟人的研究方法很靠近马塞尔·戈歇（Marcel Gauchet, 1947-），后者撰写的新历史哲学并非基于经济根本和生产办法，而是基于西方的宗教遗产。
现在，斯人已逝，那些曾受学于他的人，和那些创造其缺陷的人，都将对其学术成果进行评价，纵然他们也承认其成果是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有人认为施舟人的作品缺少理论磋商，这紧张是出于玄门没有神学阐释的事实。但羽士从不以为有必要阐明其法事，他们将自己的理论置于了仪式实践之中。在施舟人离世几天之后，高万桑揭橥了一篇纪念文章，他写道：“多年来，我已经习气于将他比作富有远见、能在许多人仅看到事实之时就洞察深层模式的数学家。”我曾援引著名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 1949-）的作品，用以解释玄门在根本上是“阴阳五行”和“万物有灵”这两个本体论的真正守护者。这便是玄门的“深层模式”（deep patterns），在当代中国社会，以阴阳宇宙不雅观剖析事物且遵依农历辅导生产、生活者仍大有人在，也有很多喷鼻香会和道门遵守着那些确保天人合一的诫律。
无论面对"大众年夜众还是有限的听众，施舟人总能让人们通过玄门的棱镜看到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他对中国历史和宗教史有着总体的视野，但是他总会揭示出玄门在诸多方面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站在施舟人的角度，中国历史中的偏差与不合是由于对付玄门思想不雅观念的忽略，其常被阐明为某种误读。在法国的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历史思潮。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的不雅观点延续了王夫之等十八世纪思想家的意见，认为清人攫取政权是由于全国高下普遍沉迷于佛道研学而导致国力衰弱。而施舟人则方向于将玄门的边缘化理解为清政权文化与政治衰退的结果。施舟人的著作一贯呼吁改变过去两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官方历史阐述，个中包含三本主要的书：《道德经》《论语》及《庄子》的翻译，不过这三本书目前只有荷兰语版本。
只管施舟人得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赞誉，但必须强调的是，他的作品只触及了一小部分相对边缘的中国知识精英，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他的不雅观点只得到了很少的认同。人们大都只是钦佩这位学者，却并不理解他思想的本色。事实上，首先该当考试测验消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过滤筛选，然后才能从内部感想熏染到那种使玄门焕发生机的精神。这种情形在中国是很少见的，由于玄门不仅不被认为代表中国文化，还被认为是一种民间宗教。“民间”这个词指的就是非官方，意味着其远不及与儒家干系的国家宗教。可谁又理解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明代道不雅观钦安殿扮演了若何的角色呢？施舟人认为个中举行的仪式活动与普通村落庙并无二致。本日参不雅观故宫的游客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这里是帝国的主要宗教中央，也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的争衡之处。 可在官修历史中，评论辩论天子的宗教生活一贯是不合时宜的。紫禁城这一神奇的地方每天欢迎着成千上万的游客，然而这里的数十座寺院依然大门紧闭。
只管施舟人总是站在羽士的态度上回嘴他们的对立者，但是他并不会将其从历史的进程中伶仃出来，相反，他表明，玄门在任何期间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只有少数学者在离开了校园，进入野外时，才会式意识到了这一真理也适用于当下；在那里，羽士每天都在举行各种仪典。
通过讲座、研讨会和福州的研究中央，施舟人在中国广为人知。他深深吸引了他的听众，个中也包括在个人与机构层面给予他以支持的官方人士。施舟人与他们分享人所罕知的历史，在中国的改革时期中，这意味着可供开拓的文化遗产，包括用于旅游。施舟人总是避免肤浅的论断。他在所有的领域都展示了一种从道家历史不雅观出发的原创性思维办法，却从未试图将任何玄门方技引入西方，只管这种做法习认为常。施舟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出世的隐士，当他初到达福州时，便打算成为一位“本地有名人士”。他重新探索了作为玄门圣地系统的三十六洞天与七十二福地，这一题目在最近已经吸引了大批研究者。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办法向天下证明，羽士群体是最早的环保主义者，其历史可上溯至约两千年前。他们依据宗教戒律建立了一套卓越的自然与动物保护体系。
天下自然基金会（WWF）应允为此项对付玄门历史颇具年夜志的探索供应支持。为了扩展自己在生态学领域的兴趣，施舟人正在中国进行一项关于浩瀚名山的伟大研究操持。项目的文献资源就在中国人的手中，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把稳。施舟人自从进入久负盛名的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并前往台南与羽士世家开始长达八年的生活时，便在利用《正统道藏》理解洞天福地的主要功能。“您已经去过了古罗马！
”列维-斯特劳斯在听完施舟人基于台南玄门野外调查的讲座之后说。这由于他创造了施舟人不落汉学窠臼，且在人类学上具有首创性意义的事情。
我常常说，我的玄门义务在无意之间肇端于施舟人在巴黎的一次讲座。当时，他受邀于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 1934-2021），而我正在法国东方措辞学院读中文二年级。那是在1967年。他放映的幻灯片中，主持仪式的法师在一把蓝色的纸伞下仿照自己仙游的情景，这一幕一下子就刻在了我的影象中。通过分享他在台南的经历，施舟人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古老的玄妙仪典依然存在，而那些被几代希腊学专家所充分研究过的秘仪却只是迢遥的影象。但是，中国各处圣地、喷鼻香会、寺院以及玄门活动的规复还要等到十几年后。
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实地调查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但是随着韶光的推移，大量的成果得以呈现。出人意料地，施舟人在台南研究的玄门文化，以及他在浩瀚研究中所呈现的内容，对付理解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传统的特色非常有益。他的研究为描述新的地域和不同道派传承都供应了参考范本。
我第一次稽核湖南玄门便是和施舟人与袁冰凌一起。我在十年后出版的《通天之道》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此事。正是施舟人根据我从中国带回的几尊神像最先意识到，绝对有必要连续探索中国宗教史中的这一新的线索。我对湖南玄门的探索也是沿着他的道路，并延续了我在台南追随陈荣盛大师的学习。我录制有他建醮及超度法事中的所有仪式，这些录像带都被施舟人像珍宝一样精心地保存起来。
施舟人的溘然离世，引起了强烈的冲击，并还将不断蔓延。短短的这几页很快就占满了我的电脑屏幕，我仅希望借此文向那些没有机会认识施舟人的读者先容他的为人，以及他人生造诣的只鳞片羽。
范华（Patrice Fava），法国人类学家，法国远东学院（EFEO）北京中央互助研究员，中国公民大学玄门研究中央的互助研究员，久居中国三十余年，致力于玄门研究与记录片拍摄。他以在湖南十余年的调查研究为根本，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互换基金会的帮助下，设立了“玄门与地方社会”研究操持。他曾以中文、英文及法文揭橥论文多篇，专著则有《通天之道：湖南玄门神像，艺术和人类学研究》（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EFEO, 2013）以及《湖南羽士和法师的神化：新化县玄门神像微不雅观历史》（高下册，新文丰出版公司，2022年）。
任务编辑：黄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