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后住在天津老城的城西义和斗店、孙家大院、吴家大院等处，也有时常住宜障后。当时他以剃头为业，是住在很多人伙居的小店儿。白天出去串胡同剃头，晚上休闲时唱上一段在家乡喜好的大鼓书消遣。在屯子种地时，他边干活边哼着小曲，已经学会了许多小段和长篇鼓书，像什么《刘公案》、《拆西厢》、《洪月娥做梦》等。当时下层的贫苦百姓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故此他唱的大鼓深受伙伴们的喜好。有些人听得韶光长了，以为大家生存都不随意马虎，白听也不得当，有时就主动地多少给些零星钱。随着不雅观众不断增加，攒起来的零钱反比剃头赚的钱还多，以是他也就逐渐地以唱大鼓作为另一条谋生之路了。由于平时总唱，自己也就自然地久练久熟了。自此往后他带着大鼓走街串巷演唱，常常活动在大沽路的小营市场一带。
“撂地”演出的条件很差，支个大布篷，用木板钉上几条板凳。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刮风一半，下雨满完。”刘文彬还常说：“人歇工，牙挂队，肠子肚子活受罪。”由于刘文斌没有江湖门户，进天津城后曾受到城里的艺人和地头蛇们的排斥，在演出时被人家踢了场子搅局，还没收了大鼓。这是由于他没有江湖师父带道，也不睬解“春典”（江湖术语）与他们盘道。在天津城干这行是不成了，只好回到店中向老乡们告帮。
要想再干这行就必须拜师，他带着行李回到宝坻后通过老乡先容，在庙会上拜了宋恩德先生长西席为师。宋师长西席还专门向他传授了艺人们用的“春典”、门户规矩，据回顾他还在庙会上请了许多艺人们吃了一顿驴肉、烙饼，花去了他整整一年赚的钱。宋恩德先生长西席是个半盲人，外号叫“宋瞎糠”。按辈分刘应是“文”字辈，取艺名叫“文斌”。刘文斌的这一支祖师是“梅”家门，排字是按“继、承、龙、元、玉、唐、文、书、化、其”。刘文斌的同辈师兄弟很多，天津的齐文洲、李文俊、唐山的靳文然、齐文丰、刘文迅等都是“文”字辈。
经由一番周折的学徒之后，刘文斌闯过江湖关后又再到天津献艺。这时还结交了许多各行艺人，又进一步地开阔了艺术眼界。他对京东大鼓的演唱进行大胆改革，先把上场的那一句唱词抹去，改为：“表的是……”开门见山，直接入活。在简洁的根本上再加上嗓音宽厚，字正腔圆且韵味十足。通过不断演出，还固定了许多基本唱腔。加上他演唱的曲词准确、通畅，在唱腔方面还接管了一些屯子小曲、地头调。他还有一种唱法，便是接管老学究儿背诵古诗词的平仄韵味，这种演唱嗡声嗡气，用的是背工嗓（头腔兼脑后音），被人戏称“坛子大鼓”。
这时他除了搭布篷“撂地”演唱外，还坚持走街串巷，进大宅门、私邸演唱。他说第一次演唱是和师弟李文俊去答允的。当时是阔家主人点唱，点了他师弟李文俊一段《罗成算卦》，正巧他师弟不会唱这段。李文俊则推举师兄刘文斌代唱，主家不愿意，便拿刘文斌愉快，说；“他长的那样子，哪能唱得了呀？”当时刘文斌正有病，穿着也不讲究。后来经别人说情，还是让他唱了。头几句京东大鼓唱得声音洪亮，各个楼里和附近的人都围拢过来，掌声不断。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唱者是谁？因此刘文斌的名字不胫而走，响彻津门。
后来听他的人越来越多，请他演出的戏院也越来越多了。过了一段韶光广播电台约他长期直播演唱，因演唱技艺博识被电台长期任命。通过广播，刘文斌声振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等地。当时天津的广播电台都是私人开设，有“中华电台”、“仁昌电台”、“东方电台”、“青年会电台”。这些电台都是为商业做事，电台开播之前都由演员播上一段商品广告。那时经刘文斌报播的广告有延寿堂的药品广告：“调经养血，一元钱。白喉蛾子，一世福，一家乐。”同时还先容天津东马路药店的生乳灵。
当时经济大战，也都利用电台宣扬商品增加效益，在把商品推出去的同时，也把演员推上了市场。当时拥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有的大买卖家为了招揽买卖，店铺门口放一个大喇叭，每逢早晚，人们都到店铺门前听刘文斌演唱。有的干着半截活把活停下来，也有的正在生着炉子，因听唱把炉子给弄灭了，拿板凳坐店铺门前听。
这时刘文斌红了，京东大鼓的名声在天津也越来越大了。由于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词曲又普通易懂，适宜广大贫苦市民听众接管，尤其是那些反响家庭生活的唱段，深受城乡妇女们的喜好。由于他演唱的曲目中，在描写爱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喜情节方面特殊见长。这些曲目能像谈天叙家常那样自然朴实，也有些警众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词。后来在茶园演出、电台播出频繁的情形下，对方问他唱的是什么大鼓？刘文斌坦诚地说：“我们是京东人（京东是指通县、三河、武清、宝坻、蓟县、喷鼻香河、宁河等县），就叫京东大鼓吧！
”这便是“京东大鼓”之名产生的经由。
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买卖上的抵牾，按刘文斌的话说：“树大招风了！
”这是由于他的节目受到听众欢迎，同时有“中华”、“仁昌”两个电台抢着让他演唱并申报白。“中华电台”要给他提高播出费让他只在此独家电台演播，并说要付多出几倍的报酬。刘文斌为讲信义，毅然谢绝了“中华”的哀求。他坚持在“仁昌”、“中华”两个电台演出，因此引起了双方电台抵牾和冲突。“中华”为了抢他，利用地痞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写着要杀去世刘文斌，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这样一来，闹得一塌糊涂，空气十分紧张。
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于是和同行们商量，他们发起找延寿堂的乐老板商谋对策。这位乐老板是河北省大城县人，在天津做生意多年并且还有些威望。他反复考虑后说：“我去外边走动走动，拜求各方看是否有转机。假如不造诣也只能回老家宝坻县再谋生路，天津卫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了！
”他还把刘文斌留在后院暂避，亲自去西北角拜访王三爷（青红帮头目），要求他给予关照办理。乐老板叫刘文斌前来向王三爷陈说起因，王三爷听罢立时拿起电话向警察局说：“谁想成心生事……”接着又说了些让他们关照的话，警察局的官员们当然答应对这件事给予照顾。后来刘文斌费钱宴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连续在两家电台演唱。
在他演唱的兴盛期间，正是奉军驻守天津。由于刘文斌唱的是略带乡音的普通话，与东北的方言随意马虎沟通，以是这些东北人也特殊喜好京东大鼓。随着他的艺龄增长，在演唱技艺方面也不断地升华提高。又因他为人也非常朴实淳厚，能与许多艺人们同台献艺并成为良朋。
在天津曾与花四宝、张寿臣、陈士和、马连登、马宝山、翟青山、刘宝全一起同台演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曾在南市燕乐茶园（解放后改称红旗戏院）先后与刘文霞、常旭久、于瑞凤、程玉兰、郑蝶影、曹宝禄、高德明、陶湘如、花四宝、白云鹏、戴少甫、于俊波、侯宝林、郭启儒等一起演出。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称共和戏院）先后与常连安、常宝堃、常澍田、金万昌、马三立、侯一尘、张寿臣、王佩臣等一起演出，从在前几园地位一贯到能攒底演唱。20世纪40年代，他在安然茶园（今称长城影剧院）长期攒底演出，此时正是京东大鼓扬眉吐气之日。
1938年，由国乐唱片公司邀刘文斌灌制唱片12张，计有《郭子仪庆寿》2张、《拆西厢》1张、《隋炀帝下扬州》2张、《庄子扇坟》1张、《王二姐思夫》2张、《刘公案》4张。唱片灌制完成发行后使京东大鼓传遍全国各地，在社会造成一定影响。有些唱片还流传于港、澳、日本等地，使之成为北方曲艺中紧张曲种之一。当时有一行专门做唱片买卖的小商贩，人们叫“放话匣子的”。他们是背着留声机走街串巷，放上唱片叫大家欣赏。常有人点名要听刘文斌的京东大鼓，因此有时在大街小巷时时也能听到他的唱段。那时是按唱片听得多少收费，36个小铜子儿能听6张唱片，60个小铜子儿能听12张。
刘文斌在天津唱红后，在各个电台的演唱应接不暇，同时还到戏院演出。他为人虔诚激情亲切且仗义豪侠，曾先容他的老乡齐文洲、魏喜庚、马宝山等艺人到电台演唱，还把自己的演唱韶光长期让给了他们。当时他们都是从屯子来的小商贩或以身为业的劳动者，生活很是艰巨。魏喜庚是宝坻县东广林木村落人，到天津做弹棉花打被套事情。他在家乡会唱平谷调，到电台演唱过《龙潭鲍骆》。齐文洲是宝坻县崔黄口乡西老鸦口村落人，原是到天津拉胶皮的搬运工，能说《马潜龙走国》。
李文俊是宝坻县崔黄口乡东老鸦口村落人，到天津是做卖扫帚的小买卖的。刘文斌不忘旧情，把自己的买卖路让给了他们并支持他们走上了艺术道路。齐文洲文化较高，虽然唱腔粗犷但说的文理性强，曲词句较为讲究。只管刘文斌让出了很多电台演出，还是有很多电台愿请其演唱并做广告。先后有“仁昌”、“东方”、“青年会”、“新中心”以及“天津分外广播电台”等，他一天要赶包到几个电台演唱，京东大鼓在听众当中自然会有巨大影响。
刘文斌的演唱能受到社会各阶层听众欢迎，这与他的弦师合营默契是分不开的。他的弦师李景山师长西席，也是他的同乡。李景山师长西席是自学成才，小时候因个子矮够不着弦子的上把，便把弦子挂在窗户棱儿上练习。他伴奏刘文斌的京东大鼓有独到之处，在演出时常常有听众给伴奏喝采。他的三弦弹奏得快、稳、准、活，且能托腔保调，尤其是李师长西席独创的跪弦弹奏“学舌”绝活。在书场演出前，他常常用三弦摹仿笙、管、笛、箫等民族乐器的演奏、合奏以及动物家禽的鸣叫，很受听众欣赏。天津解放后，李师长西席住在南开区南大道白屋子胡同良朋里8号。刘老师在幼年时他俩就搭伴演唱，几十年来没有分开过，直至李景山师长西席于1960年病故为止。因李景山师长西席病故，刘文斌也就退出舞台不再演唱了。
刘文斌的京东大鼓能受到听众的喜好，并达到日臻完美的艺术造诣，紧张缘故原由便是没来津前，在屯子有很长一段韶光的磨炼。他幼年时就爱听大鼓书，受张瘸老、霍亮的影响，已经学会一些小段和长篇鼓书，边干农活儿边哼唱，同时也买些唱本改编演唱。比起其他艺人他能识字，但文化水平并不高。有一次唱《拆西厢》时，个中有一句“咱们老爷贪赃图了贿，屈了人家的好文才。”错把“图了贿”唱成“图了有”，让有文化的人喝了倒彩，结果闹出了笑话。这一次失落败成了他的动力，一方面他又连续学习文化，另一方面在农闲或荒年旱月，去口外做些小买卖，开阔眼界闯荡磨炼。
当时北口外是古北口、喜峰口的长城以外，那时人们“常去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地方。有时骑着毛驴，有时挑着挑，带些日用小商品，如针、线、顶针、火镰、灶王神马儿、年画、皮鞭梢儿等东西赚些小钱。有时到山里田舍支起大鼓连说带唱，挣些粮食到集上换些铜钱。这样他既得到了磨炼又增加了阅历，也可赚些钱养家糊口。当时艺人演唱很艰辛，他有时连续唱五六个小时。唱得韶光长了，嗓子哑了，没有什么灵丹灵药。由于唱不出了声音心里焦急，就用听别人传的偏方，用辣椒熬水一喝便是半碗。以是他的嗓子后来变成沙哑，因此他又坚持苦练，终于练出一条利用头腔和脑后音共鸣的坛子味。这种味道最有特点，一样平常人难以模拟，由于有了这些经历给他来天津演出奠定踏实的根本。
刘文斌在来天津前，原有说评书、唱大鼓的艺人都各占一方。评书艺人张杰鑫编演《三侠剑》，木板大鼓艺人“舍命杨”说唱《呼家将》以及西河大鼓艺人朱大官等都在天津献艺。刘文斌在电台、书场演出，越来越以为曲目不足用。他有个盟兄弟见告他说：“天津到处都是财，你便是没有取财的工具，工具便是新书。”于是刘老师就自己改编创作，边看书边演唱新书，很快增加了许多新曲目。他累得头晕脑胀把眼睛都熬红了，排练后的新曲目还请名人辅导。因此他的曲目很宽，书目唱段越来越多。后来他在书场演出一个月，能做到每天唱两段从不重复。
他当时的常演曲目有《十字坡》、《双锁山》、《刘金定不雅观星》、《朱买臣休妻》、《诸葛亮招亲》、《诸葛亮押宝》、《借女吊孝》、《铁冠图》、《韩湘子上寿》、《郭子仪庆寿》、《昭君出塞》、《洪月娥做梦》、《探窑送米》、《倒娶连科》、《大西厢》、《王二姐思夫》、《罗成算卦》、《渔樵耕读》、《肃六篡位》、《隋炀帝下扬州》等上百段。中长篇大鼓书有《刘公案》、《呼家将》、《小八义》、《盗贼传》、《十粒金丹》、《回标记》、《玉杯记》等，这些都曾在电台演唱过。他生前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虽然在广播电台留有很多唱段录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都被破坏，现在天津电台只保留他一段《王三姐剜菜》以及那些唱片传世。
刘文斌从前没有收过专业弟子，只在日伪期间亲传一名徒弟。他按本门户传“书”字辈取艺名卢书中，三年习艺期满后颇有发展。可惜英年早逝，刘文斌因弟子去世而伤感，再加上平时演出繁忙也就没有再连续收徒。他的儿子叫刘少斌，幼年学习弹弦专门为京东大鼓伴奏，弹得很有特色颇具其父遗风。曾在电台为先容刘文斌的艺术平生，还请刘文斌的弟子们帮忙回顾刘文斌的业绩并整理出文稿播放，已辞世。刘文斌在社会上以及工矿企业的徒弟却是桃李满天下，虽然这些弟子们的唱法各有不同，确实都是向刘文斌学过艺。他的业余弟子有李承秀、董湘昆、王辑馨、刘汉武、岳金义、宋万峰、张梁、孙志华等，个中董湘昆造诣最大。
董湘昆生于1927年，原名董庆永，天津宝坻人。从1952年开始在印刷行业基层工会文工团以相声、曲艺剧、单弦、京东大鼓、清唱、河南坠子等形式进行演出。1953年参加天津广播电台业余广播曲艺组学习演唱。同年，他担当文化宫和平区工人俱乐部业余曲艺团团长。
1954年拜刘文斌为师，专攻京东大鼓。他不仅在继续老一辈艺人的唱腔和演出风格方面成绩显著，而且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他嗓音宽厚、发音甜润、字眼清楚、乡土味浓，赶板、垛字、闪眼、落字、窍口机动。他的演唱朴实朴拙，刚健端庄，充分表现了京东大鼓淳厚康健、豪放豁达、抑扬分明、抑扬有度的艺术特点。为了使这一曲种更好地反响现实生活，他还对唱腔不断进行加工和丰富，发展出了一种能够适应新事物的“董派京东大鼓”。二十多年来，在天津市历届职工业余文艺演出中，他的演出都赢得了广大不雅观众的夸奖。1956年董湘昆参加全国职工曲艺会演和全国会演、全国调演，《模范孙桂珍》、《白雪红心》、《送女上大学》获奖后出版唱片。
2010年3月1日，他以83岁高龄参加了河西区文化局主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鼓曲专场，在演出上演唱了京东大鼓传统曲目《拆西厢》。2010年6月14日，他当年二度登台，参加了群众艺术馆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专场，演出了全国听众耳熟能详的一段作品《送女上大学》的选段，得到了台下不雅观众强烈的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