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诗歌？《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美学家朱光潜说：“诗是一种惊奇。”的确，诗歌以其丰富的情绪、凝练的措辞、美妙的韵律，书写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本日特邀三位学者结合自身诗词研究和创作的体悟，分别从诗歌的措辞艺术与文化内涵、措辞创新以及修辞手段等层面，讲述诗歌国度的诗意传承。
作者：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统源远流长，遗产丰硕。无论创作、欣赏，还是批评、接管，诗歌一向都是中国文学长河的主流正脉。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一种分外的精神办法，诗性聪慧渗透在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光鲜象征。可以绝不夸年夜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民族。诗性措辞，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彼此呼应，构成中国诗歌体用不二的整体。
1.统统措辞的内核都是诗
文学是一种措辞艺术，而诗歌尤其如此。中国诗歌的许多观点，在西方短缺相应的语词，快意境、滋味、兴趣、风神、气候，其根源即在于措辞。以是朱自清在《诗的措辞》中指出：“实质而言，诗歌不过是措辞，一种纯措辞。”统统措辞的内核都是诗，而汉语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措辞，由于最适宜情兴和意境的生发，多少汉字组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朦胧、象征、暗示、蕴藉等艺术魅力。
汉语短缺词形变革，但有四声的差异，词和词的连接每每不是形连而是意连，其间关系非常灵巧。很多时候，逻辑连接词须要读者来添补，因而造成中国诗歌富于灵动的效果，富于包蕴性、遐想性、多义性，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
比如罗隐的《登夏州城楼》：“万里山河唐地皮，千年魂魄晋英雄”，两行诗、两组意象，密集排列，短缺干系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每每不知所云。可是，若给关键的“唐”“晋”二字，弥补一些背景知识和遐想，意象和情思就会随着两句之间的互文关系，行云流水般渗透出来。
这里要引入一个诗家语的观点，即由于字数、格律和声韵等限定，诗家所特有的句法构造和表达办法；不同于散文等其他文体，每每更趋精练蕴藉，语句阐述则变革多端，常常有跳动性。
读者在2021广州新年诗会现场参不雅观。许建梅摄/光明图片
比如利用互文，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马客在船”（《琵琶行》）；利用紧缩，把两句的意思压缩到一个诗句里，其间的关系留给读者体会，像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不雅观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还有活用，王安石“东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风鸣两岸叶”（《宿桐庐江》），王维“郡邑浮前浦”（《汉江临眺》），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散文也常常利用词类活用这一修辞手段，但远不如诗词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利用省略，比如，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两句之间省略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钗分一股合一扇”（《长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动词“穷”“分”；杜甫“喷鼻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喷鼻香雾”“清辉”后省略谓语。还有高下句之间语意须相互补足的，称“交互省”或“会意省”，如孟浩然“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山中问答》），从答话可推知问话内容；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实际是说，昔闻洞庭湖上有岳阳楼，今登岳阳楼不雅观洞庭湖。
还有错位和倒装，比如杜甫“喷鼻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啄馀鹦鹉粒”应为“鹦鹉啄馀粒”的颠倒；李商隐《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把本应在句前的“不缘”“应是”插入句中。而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喷鼻香积寺》），正常顺序应为：危石边泉声咽，青松上日色冷。经倒装，泉声、日色更为突出，显得有条有理。
又如王维“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一联，实际语序应是“浣女归竹喧，渔舟下莲动”，因浣衣女子归来，才会在竹林外传来谈笑之声，因渔舟顺流而下才会使河面上的莲花摇荡纷披。但仔细琢磨，王维诗句本意又不仅如此，其意蕴比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要繁芜得多。可以理解王维是先闻其声再分辨声音的来历和缘故原由，先见其形再体悟莲动的起因。因此，个中既有平仄的安排，也有内容的推敲。
2.诗歌是文化的一端
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贯到当代口语新诗，中国的诗歌措辞伴随着时期发展不断嬗变蜕变、发展创新，形成千姿百态的不同脉络和流派。其间，措辞之体与文化之用，内外交相影响，互为两翼。
就诗歌的文化之用而言，作为文学之一体，诗歌本身便是文化之一端，不但要受到哲学、绘画、音乐、风尚等相邻文化成分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是时期文化的一种反响和表示。诗学与书论、画论、乐论等不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且常常须要相互参照才能有新的开拓。
诗歌的发展，既受到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如镜子一样，反响着不同时期文化的光辉。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诗歌。中国诗歌的发展，既源自内在措辞形式的蜕变，也受制于不同时期政治生活、经济根本等硬背景的变革，而以文化生理为代表的软实力，正是其间起到主要浸染的桥梁。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其间的反响、影响关系，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须要视土壤情形而定；又如发光体与反射体，在得当的时候，还会相互映衬。文化影响诗歌、诗歌反响文化的程度，有的较快，有的较慢；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隐晦，有的显露，有的蕴藉；有的变形，有的变质；有时是单一的，有时是多元的；有的是支配，有的是渗透；有的断章取义，痕迹俱在，有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的文化内容可以直接入诗，有的则须要通过作家的中介、过滤。有的是影响，有的则只是暗合；有的是交叉，有的只是平行；有的具有事实联系，有的只具有精神心智上的共通。因此其间未易轻断因果，只宜摆明条件。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举办。新华社发
这里不妨以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关系为例。北宋文化吸纳此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主。苏轼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期间的文化背景下孕育发展起来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范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余首包赡丰富、变革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值得把稳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方向，也反过来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这两种精神。
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影响下，苏轼诗歌反响出尚理的主动趋向，应时而深刻。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怀叙事，咏物写景，篇末揭橥议论；或议论与抒怀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腕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方法的多种多样和变革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容量伟大，雄深博辩，气候万千。其议论的题材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字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外洋仙国，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赵翼《瓯北诗话》）苏诗往后，议论成为有宋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
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感召下，苏轼诗歌奏出崇雅趋淡的乐章，范例而突出。苏诗将淡雅的追求分开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与俗、残酷与平淡、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表示出朴素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诗歌措辞，或避俗趋雅，或以俗为雅、化俗为雅。比如，《大年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助尔歌饭瓮”，“饭瓮”乃山东民间俚语和歌谣语。《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苏轼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这些各地的俗词鄙谚，被创造性地融入苏轼诗中，显出一种雅人深致。苏诗还善于用典故来题咏俚俗之物，化俗为雅。如《豆粥》“沙瓶煮豆软如酥”不免俚俗，但运以刘秀、石祟二人与豆粥干系的典故，诗的典雅气息油然而至。
以措辞为体、文化为用的中国诗歌，只管已有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断变革成长，连续“昭烛三才，辉丽万有”（锺嵘《诗品序》）。
回顾中国诗歌的历史，每一种文体都有萌生、发育、成熟、朽迈的历史。中国诗歌史，便是各种诗歌文体和样式起承转合的生命史。从《诗经》之诗，到歌诗之诗，到《诗品》之诗，到诗余之词；由狭义的以齐言为紧张句式的韵文，衍为广义的诗词曲等多种样式，涵盖乐府、五七言（还有四言、六言、九言和杂言）、古体和近体（包括律诗和绝句），以及新诗等，历经以赋为诗，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复古为改造，变文言为口语等各种翻新，诗体不断有新风尚，诗篇不断有新物什，墨客不断有新思想，诗论不断有新境界。
只要有人类的存在，诗歌就有连续存在的代价和意义。我笃信，在中国这个诗国里，诗歌一定会复兴。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31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