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标点,常日情形下,只包含句读,这也便是断句的标识。
若想整段话具有其他意义,就必须任用符号——引号、逗号、破折号等。

如“我读了大学”、“我读了《大学》”。
显然,两者的意思并不一样,后者标识读了一本书,前者标志完成了一阶段的学业。
由此可见,标点符号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还是十分大的,那为何大部分书本都不用呢?

不用标点符号的书本

常日来说,古人的文案公函、文学作品是不标注标点符号的。
这点和古人的识文断字能力有关,大略来说,古人并非不想用标点符号,而是故意不用标点符号。

在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叙论》中提及:

中国古代就已存在标点符号为何大年夜部分书本都不用

在文章语意未完而须要停顿的地方,点在两个字的中间;在句终的地方,在字的阁下,后来用圈号作为句终的标志。

这分外的符号,既是古人所利用最大略的标点符号。
但除此之外,多数是没有标点的。
在《礼记》中记载:

一年视离经辨志。

所谓“离”即指断句,“经”即指儒家经书,大体意义便是品读经典的能力,这种能力就表示在识文断字上。

正因如此,古文中也有大量没有标点的书本。
这点在《诗》、《离骚》等书本中常见: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句话现虽有标点符号,进行断文取义,但在古代,这却并没有标点符号,而因此“兮”结尾,通过这种比较重复的形式、整洁的句子,来进行划分。
很显然,这也不仅仅是一种划分符号的方法,更是一种特有的手腕。
对付这种不用标点符号的书本,实在颇多,个中在《论语》中更是常见: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在《论语》中更是有一个千古难断之句: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这句话,后人断句多有异议。
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又或是“子罕言利。
与命、与仁。
”看起来,两句话断句完备相同。
但是所用标点符号不同,断句意思自然不一样。
前者是将利、命、仁联系在一起,后者是将利和命、仁联系在一起。
标点符号不同,所作阐明自然不同。

用标点符号的书本

标点符号,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浸染甚大的“外衣”。
若无标点符号装饰,句子就变得呆板乏味,那么古代除却不用标点符号的书本之外,是否有利用标点符号的书本?答案是肯定的,并且有很多。
在《侯马盟书》、《老子》、《经典释文》等书本中,都是可见标点符号的利用的。

在最早的《侯马盟书》等先秦书本中,可以明确找到标点符号的印记。
个顶用“-、=”进行重文,此时的标点符号较为大略,但也投入了实际利用之中。
而在汉代的书本中,这种大略的符号得到进一步蜕变,涌现了三角符号、圆圈符号、方块符号等,很显然现在的符号比较多,用法也各不相同。
在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便收录了顿号“、”号,阐明:

“有所绝止、而识之也。

而在唐代,符号的利用已经初具当代风,并且涌现了“句号”的模型。
而宋代之后,顿号、句号已经形成,并且有着详细的含义。

不用符号和利用符号的差别

标点符号的利用与否,是否对文章有大的影响?若是放在现在,这个答案险些是肯定的。
由于只有详细的标点符号,我们才能理解文章的本意。

若是没有标点符号,我们不但不能理解文章的本意,乃至还会曲解。
这点也不是怪事,《论语》中有句子,至今阐明达20余种,并且每种阐明都是极故意义的。

而标点符号经由历史演化,从最开始的系统分歧一、不该用标点符号,到后来的逐渐开始利用标点符号的过程中,标点符号从毫无章法,变得逐渐统一。

这个演化的过程,不单单是标点符号的方案统一,更是一门传承的延续。
除却分外的标点符号之外,标点符号险些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从标点符号的演化过程,也不难创造。
唐宋时候的标点符号和秦汉期间的标点符号相差甚多,这不单单是一种文化的演化,更是一门传承拥有传承下去的可能性!
只有逐渐演化,趋向更好,才有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离骚》、《古书句读释例》、《说文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