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期间，为提振精神中心请了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郭沫若等中心领导都不雅观看了演出。
这出地方戏引发了郭沫若的诗兴和政治冲动，于10月25昼夜，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11月1日的《公民日报》上揭橥：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诲及时堪讴歌，猪犹聪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道》：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单从诗词本身来看，两首唱和都有很高水平。结合时期背景，当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发展到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郭诗紧张的批驳工具是“唐僧”，郭沫若这首诗，显然有感于时势政治风云，生发出了批驳改动主义的政治义愤，“千刀当剐唐僧肉”隐喻改动主义的可恶、可恨。
而在毛泽东眼中，这是可以争取的中间派，而真正的仇敌应该是“白骨精”，而“改动主义”在毛泽东的眼中，便是“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毛泽东的和诗，境界就更是非同平凡了，领袖人物肚量胸襟跃然纸上，超越了郭沫若对唐僧那种不满和牢骚，“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僧虽愚氓但还是可以教诲争取的，妖才是我们的仇敌。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仇敌”才能争取联络最广的的群众，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的，使“环球同此凉热”。
文人看政治的眼力，毕竟不如政治家锐利。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艺术，在酬唱、转呈之间，诗人情怀、领袖抱负和伟人气度表现的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