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湘灵歌鲁迅悼湖湘英烈

1931年8月10日，上海《文艺新闻》第22号以《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为题，揭橥了鲁迅的三首诗。
诗前加有编者按：“闻寓沪日人，时有向鲁迅求讨墨迹以作纪念者，氏因情难推却，多写现成诗句酬之以了事。
兹从日人方面，寻得氏所作三首如下；并闻此系作于长沙事宜后及闻柔石等去世耗时，故语多悲愤云。
”其一为：

据鲁迅同年3月5日日记和手迹，这首七律是本年“仲春偶作”，书赠“S.M.君”即日本朋侪松元三郎的；后定题为《湘灵歌》，收入《集外集》，并对个别字词做了修正：“碧于染”改为“碧如染”，“装”易为“妆”，“皓如素月”改成“皎如皓月”。

《湘灵歌》全篇以《楚辞》中“湘灵鼓瑟”的传说展开，借“湘水”“湘灵”“高丘”等抒怀，是一曲专悼湖南英烈的挽歌。
《楚辞·远游》云：“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
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咸池》《承云》《九韶》皆为古乐曲；“二女”指舜帝二妃娥皇、女英；湘灵，即湘水之神；海若、冯夷，一为海神，一为河神。
奏乐放歌，鼓瑟起舞，本是一幅升平美景，鲁迅却借以书写“中夜”伶仃、“芳荃零落”的惨象。
首联中的“胭脂痕”，即血痕。
颔联“彤云”，当指阴云、乌云。
颈联“高丘”，古楚国山名，指湖南，出自屈原《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芳荃”，芳草喷鼻香花，也是《离骚》中的常用意象。
尾联“太平成象”，系化用“太平无象”的典故，典出《资治通鉴·唐纪》，唐文宗问宰相牛僧孺：“天下何时当太平？”僧孺答：“太平无象。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飘泊，虽非至理，亦谓小康。
”意思是当时便是太平之世。
“秋门”，古代京都城门，借指南京，也指代中国。
全诗大意是：

从前听闻湘江清澈奇丽如染成的碧练，现在却听说已被惨去世义士的鲜血染红。

湘水之神装扮完毕来到江边凭水自顾，但见皓月般明丽的容颜映在阴沉天空。

繁盛的湖湘大地而今寂寞地夜半伶仃，年青志士们如花草横遭摧折春意全无。

湘神抚瑟弹奏美妙的乐曲却无人肯听，一片太平盛世的自吹自擂声遍布国中。

一边是湘水血染、芳草凋零，另一边却是自吹自擂、歌舞升平，前后形成强烈的比拟。
鲁迅描述的这幅景象，解释《湘灵歌》不止是一首悼亡之作。
正如《文艺新闻》编者按所说，《湘灵歌》和其余两首诗，是鲁迅在“长沙事宜后及闻柔石等去世耗时”，饱含“悲愤”之情写下的“寄怀”之作，是一曲控诉反攻国民党和湖南当局血腥暴行的壮歌。

“长沙事宜”，是指1930年8月初红军占领长沙后被迫撤出，未来得及撤离的地方武装及其后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一事。
1930年6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缺点思想的主导下，中共中心订定了以武汉为中央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央城市的操持。
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割断武长路”、进逼武汉，7月27日，他趁湖南军阀何键部被抽调湖北布防、长沙空虚的机会，一举攻占长沙。
何键急调15个团反扑。
鉴于敌我力量悬殊，红三军团于8月5日主动撤出长沙，向浏阳、平江转移。
8月6日，何键返抵长沙后恼羞成怒，挨户查抄，凡“行迹可疑”之人一律逮捕，数日内就缉捕近2000人，处决数百人。
此时，红三军团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团仍在平、浏和株洲、醴陵一带活动，何键胆战心惊，调集重兵在长沙周围布防，同时严令全省“清乡”“铲共”。
10月24日，避居在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的毛泽东夫人杨开慧被捕，11月14日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
不久，又发生了柔石等遇害事宜。
1931年1月17日，30多位共产党人在上海东方饭店秘密集会时因叛徒密告而被捕，个中柔石等23人于2月7昼夜在上海龙华防备司令部被杀害。

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互助分裂后，国民党就履行残酷的“清共”“剿共”政策，个中尤以两湖地区最为惨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多次被毁坏，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屠杀，血流成河，惨绝人寰。
为制造白色胆怯，何键掌握下的《湖南国民日报》《湖南大公报》等对遭到屠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详情逐日登载，连篇累牍。
国民党《中心日报》和上海各大报纸如《报告》《时势新报》《新闻报》等也多予转载宣布。
把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道”的鲁迅拿起手中的笔，对国民党和何键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戳穿和辛辣的讽刺。
早在1928年3月郭亮被害并悬首示众时，鲁迅就写下两篇杂文《头》《铲共大不雅观》，以他特有的反讽手腕批驳湖南当局，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长沙事宜”和柔石等去世难时，鲁迅处境困难，不仅信件遭邮局检讨，作品出版困难，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1930年3月，他因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受到国民党通缉，不得已在日本朋侪开设的内山书店避难近1个月。
1931年1月20日，柔石等被捕后，考虑到安全问题，鲁迅在上海地下党的建议下，携妻许广平和幼子海婴转移到花园庄旅社避难，一家人住在紧靠浴室的逼仄的小房间，直到2月28日才返家。
长歌当哭，鲁迅在“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困境中，以“悲愤”“寄怀”，作诗吊唁柔石等和之前在湖南被杀的义士们。

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登载吊唁革命义士的诗文，“左联五义士”罹难的，还是时任“左联”党团布告冯雪峰通过“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以读者来信打探义士着落的办法刊出的。
鲁迅的这三首“寄怀”诗，也由冯雪峰通过《文艺新闻》主编袁殊揭橥出来。
袁殊曾回顾道：“鲁迅的湘灵歌三首，诗稿是冯雪峰交来的。
诗前按语也是雪峰连同原稿一起交给我的，一则有辩诬之意，当时传说鲁迅与日本人关系不清不白，故按曰：鲁迅‘因情难却，多写现成诗句酬（日人）以了事’；二则托词三首诗为应酬之作，揭橥鲁迅的寄怀曲笔，故按曰：‘此系作于长沙事宜后及闻柔石等去世耗时。
’”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进程，《湘灵歌》诗篇也已揭橥九十载。
从《湘灵歌》中，我们可以更详细地感知那凄风苦雨的年代，触摸革命志士们的初心义务，感悟中国共产党的苦难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