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样平常项目“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4BZW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米彦青，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清室初起兵时，蒙古首先归附，清室利用其武力与明对抗。中叶往后，准噶尔崛起，清廷利用蒙古赛音诺颜部之武力击退准噶尔，因此清廷极力优待蒙古。有清一代，计有皇后四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一人，妃七人，侧妃、庶妃各一人出自蒙古①，清室公主、郡主也多嫁于蒙古人者。故有“清皇室实爱新觉罗氏与博尔济吉特氏之合组体”②之说。清室以满洲入主中原，立国之初，就设八旗官学，让八旗子弟学习满汉书，而八旗亦在全国驻防。京师八旗及各省驻防八旗与汉人杂居，日久习于汉俗。满蒙汉交融在清代成为一种文化征象。
蒙汉文化交融，元明清以来日益深入，蒙汉文学的交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学的内容。蒙古作家利用汉文创作最早始于元代的伯颜，至清末的贡桑诺尔布，计有三百余人。汉族作家从元代至清末，约有七百余人创作了表现蒙汉文学交融的作品。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的期间，作为文学主体的诗歌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蒙古文学创作中霸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清一代从事汉诗创作的蒙古墨客四十多人，有诗集行世者三十多人，创作韶光从顺治间到清末绵延不绝。乾嘉期间有诗集传世者计有梦麟、博明、法度模范善、和瑛、松筠，虽然人数不多，但诗歌创作数量、题材、体式、写作技巧、在诗坛的影响力、诗集纂刻、诗歌理论主见等都是后世无法比拟的，因此，选择此期蒙古汉语诗歌创作剖析作为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演进的打破口便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进而言之，本论题具有共时性个案剖析的用意，但若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融的视域中，则对清代中华文学研究可进行深入反思。
一 乾嘉期间蒙汉文学交融基本状况
乾隆认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③因此，乾隆在位六十年，每年分春秋两次命大臣敬拜历代帝王庙，而自己也在乾隆九年(1744)仲春、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乾隆四十年(1775)仲春、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乾隆五十年(1785)仲春、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④亲祀。个中，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以重修工成亲诣见礼，并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乾隆五十年(1785)仲春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中有言“夫历代者，自开辟以来君王者之通称。……我皇祖谓非无道亡国被弑之君咸宜入庙者。”⑤“历代帝王庙”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明嘉靖十年(1531年)始建，原址为保安寺。明嘉靖九年(1530)改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议修，雍正七年(1729)重修。是明清两代天子崇祀历朝开业帝王和开国元勋的场所。乾隆几经调度，末了将敬拜的帝王由三皇开始确定为188位。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二日，高宗颁谕，命廷臣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提出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⑥的说法，由此，清朝以历代帝王为自己敬拜工具的行为，进一步强化了清入关后就确定的“大一统”不雅观念。乾隆的政管理念风行天下，对付乾嘉诗坛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北方民族而言，乾嘉期间的满蒙汉文学话语融通之式样尤为突出。满蒙文人积极地投入到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和古代文论的理论建构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中，乾嘉期间的蒙古诗歌创作不雅观念、诗歌创作题材、诗歌创作体式以及诗学理念皆与乾嘉诗坛的诗学态度、表现办法互通互融。
文人雅集是蒙汉文人诗语融通的紧张办法。乾嘉间的蒙古墨客中，法度模范善(1753-1813)以其在馆阁之中最久而广交天下文士。翻检其诗集，对付文人间交游，有着详细的记载。即以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例，早春微寒之时，翰林院庶良士秦潮邀约法度模范善、吉善、邹雨泰、图敏、图钦诸人小聚，嗣后法度模范善赋诗纪念⑦。四月九日，在京城风尘雾霾数日之后，终于迎来一场清新小雨，法度模范善应曹锡龄之邀，陪翁方纲和王宗诚诗酒小聚、泛舟春水，写下《四月九日，曹定轩侍御邀陪翁覃溪师长西席及王莲府编修泛舟二闸》(《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6)诗歌。不久，芍药花开，法度模范善又应英和之邀，与翰林院同事王正亭、谢振定、萧大经前往丰台赏花。花喷鼻香鸟影、诗酒流连，友朋间的欢愉令不善饮的法度模范善也微醺沉醉(《煦斋公子招同王正亭侍讲谢乡泉编修萧云巢学博丰台看芍药》，《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六月三日，夏令时节最美的荷花盛放，法度模范善约请老友谢振定、萧大经、英和在曙光初露的清晨来他居住的海淀不雅观赏荷花，感想熏染夏日清晨长河的风动水碧莲喷鼻香，嗣后，《六月三日邀芗泉、云巢、煦斋长河晓行看荷花遂至极乐寺》以210字的一首排律描述了晨光美景中的诗友欢会(《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这年的八月二十三日，法度模范善又邀丁荣祚、方炜、许兆椿、颜崇沩、吴鼎雯、程炎、郭在逵、初彭龄由长河至极乐寺茶话，并赋《中秋后七日，邀同丁蔚冈、方碧岑、许秋岩、颜酌山、吴朴园、程东冶、初颐园、郭谦斋由长河至极乐寺茗话》(《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2)。除了这样抚玩遣兴、诗歌记述之外，同寅联床夜话也是文人间常见情景，《澄怀园与汪云壑修撰程兰翘编修夜话》(《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2)一诗记载了是年的一个秋夜，法度模范善和汪如洋、程昌期在词臣寓所澄怀园夜谈的佳话。法度模范善是乾嘉诗坛演进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登进士第后，三入翰林，一擢祭酒，再陟宫坊，皆官至四品即左迁。政治上的失落意是文坛之幸，他平生以诗文为性命，主持坛坫者三十年，将毕生精力投入对乾嘉诗坛墨客诗作的编纂揄扬中。“士有一艺之长，莫不被其奖进。”⑧“虽鸿才硕彦，务得片言赏识，便足增价。于单寒之士，尤加意怜恤。”⑨在乾嘉诗坛上，法度模范善便是文学传播者。他家居净业湖畔，家藏万卷，多世所罕见者，好吟小诗，颇多逸趣。家筑诗龛三间，凡所投赠诗句，皆悬龛中。对文学士子，即或尚未成名者，他都能礼贤下士。以数年之力编众人诗《湖海诗录》六十余卷。对此，时人铭记于心，“梧门师长西席法度模范善风骚宏奖，一时有龙门之目，己卯岁余应京兆试，师长西席为大司成，未试前余避嫌未及晋谒，师长西席已知其姓名，监中试毕，呼驺访余于金司寇邸第，以是勖励期待之者甚厚。下第出都，犹拳拳执手，望其再蹋省门。”⑩有时，法度模范善也会向同人主动索诗，张维屏《国朝墨客征略·听松庐诗话》载：“时帆师长西席索余诗，欲选入《诗龛及见录》，余方欲改定数十篇，觅人写正与之，会偕友南旋，仓皇未果。后因便寄去一帙，未及闻师长西席归道山，令嗣亦来世，所寄诗不知入目否?”(11)在法度模范善的努力经营下，诗龛成为乾嘉诗坛多民族墨客创作搜集之处。诗作汇编是故意识的保存诗歌创作之举，而参与创作可以更直不雅观地参与诗歌的律动。乾嘉诗坛墨客与法度模范善有诗唱和者492人(12)，人数浩瀚，数量浩瀚，举凡略有名于当时者，无不在其诗集中留下刻痕。法度模范善与汉民族墨客百龄(菊溪)、满洲墨客铁保(冶亭)曾并称三才子，彼此间诗文唱和很多，法度模范善曾写下《次菊溪编修韵》(《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雪后冶亭侍郎招同菊溪侍御芝岩编修暨阆峯阁学集石经堂和冶亭韵即效其体》(《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2)等诗歌，无论赏景、忆旧、探病，或只是小酌，举凡日常生活之情境皆在他们的唱和诗中可寻，而这些诗作也是惺惺相惜之情绪记录。吴锡麟(谷人)是法度模范善的同事，二人同为国子监祭酒，交往中无任何民族界线，可称生平石友。法度模范善委托吴锡麟审定自己的诗集、文集，并且写序。在吴锡麟告假南归后也时时以诗代简，殷勤存问，两人唱和作品多达近三十首。乾嘉诗坛领袖与法度模范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度模范善从翁方纲游十数年，并先后任职于《四库全书》馆。和袁枚没有见过面，但两人书信往来非常密切，对彼此的诗歌创作也多有批驳。(13)不过，兼有墨客和学者双重身份的法度模范善，并不由于熟习翁方纲的重视创作主体的学问教化的“肌理说”而在诗作中虚假学问，对袁枚的“性灵说”也是求同存异，认为既要重视创作主体的脾气，也不能为所欲为。
梦麟(1728-1758)是乾隆初年的蒙古墨客，在政事之余勤于创作，并有不俗的造诣。他给江南汉人文士的赠诗，是他超越民族界线揄扬拔擢后起之秀的记录。王昶(琴德)是乾隆年间著名墨客，官至刑部侍郎，年长梦麟三岁，然而却是梦麟典试江南时的学生(14)，梦麟与王昶亦师亦友，梦麟曾作《古诗四章喜王勤德过》赠与王昶，诗中有“愿折珊瑚枝，持谢知音难”(15)之语，从中可以看出梦麟视王昶如心腹，并勉励其“努力祟明德”。在《长歌赠陈生宗达》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愿：“轶尘孤往奋仙翮，近今豪杰王与桑。来殷凤喈迄琴德，盘拿变灭龙腾骧。”诗后自注：王即芥子(王太岳)，桑即弢甫(桑调元)，来殷即曹仁虎，凤喈即王鸣盛，琴德即王昶。诗中表现出对这些子弟的极力赞许和期待。对付梦麟的悉心栽培，王昶感言：“师长西席尝作古诗四章赠与，其推崇如此，而白首无成，良自愧尔。”(16)昶八十高龄辑刻《湖海诗传》，卷十收录梦麟诗歌46首，以怀人思旧。王昶极为推尊梦麟的诗歌创作，“师长西席乐府力追汉魏，五言古诗则取盛唐，七言古诗于李、杜、韩、苏无不有仿，无所不工。”(17)事实上，王昶的诗风也大体如此，如袁枚所言：“王兰泉方伯诗，多清微平远之音。拟古乐府及初唐人体，最善于。”(18)毫无疑问，这与二人平日间的相互互换密切干系。王昶与黄文莲(芳亭)等并称“吴中七子”。他曾推举“吴中七子”中的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曹仁虎、赵文哲以及张策时(熙纯)、隆冬友(长明)等人给梦麟，(19)梦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给予奖拔，士林对此称颂不已。“司空卓荦沉塞，苍劲雄浑。如蛟龙屈蟠，江河竞注。阮吾山云：‘沈宗伯以学胜，司空以才胜。’定论也。视学江苏，所赏拔如王西庄、钱竹汀、吴企晋、曹来殷、赵升之、张策时、严东有辈皆成大名。宜士林至今犹思之也。”(20)杨锺羲《雪桥诗话续集》又载：“文子司空校士金陵，赏上元涂逢豫文，欲偕之吴淞阅试卷，以母老辞，荐隆冬有以自代。司空作三绝句怀之，有‘锦样六朝随水去，夕阳愁煞庾兰成。’”(21)梦麟怀涂逢豫的三绝句如今在梦麟诗集中已无从寻觅，但“锦样六朝随水去，夕阳愁煞庾兰成”的佳句却侥幸保存下来，梦麟爱才惜才可见一斑。梦麟还曾写有《独坐列岫亭怀吴企晋》(《大谷山堂集》卷5)、《古诗二章示王祖锡、张策时、赵损之兼寄曹来殷》(22)、《短歌行试院中秋与王芥子萨原庵饮酒作》(《梦喜堂诗》卷3)等诗篇，和学生后进或一起宴饮唱和，或同游共乐，或思远怀赠，梦麟还曾为《媕雅堂诗集》作序，序中对赵文哲的诗才大加讴歌。而这些人也不负梦麟所望，曹仁虎诗才横溢，“以笔墨受主知，声华冠都下，屡典文衡。”(《清史稿》卷485，列传272，第13381页)赵文哲“于文无所不工，尤以诗词明天下”(23)。钱大昕更以能诗名噪翰林院庶良士馆，与纪昀有“南钱北纪”(24)之目。梦麟礼贤下士，而他奖拔的士人也对他多有感念，据王昶《户部侍郎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梦公神道碑》记载，梦麟的《大谷山堂集》六卷便是由吴泰来刊刻传世的。对付梦麟的艺术成绩，生前身后士人都多有批驳。梦麟在“赢得孤寒啼泪多”(25)的短暂人生中以政事繁忙之余有可不雅观的文学创作，时人认为他“清矫非凡”(26)，也不算谀辞。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小传后附以评语：“乐府宗汉人，五古宗三谢，七古宗杜韩，虽不能至，心神往之，不必议其不醇也。近日台阁中无逾此者。倘天假以年，乌容量其所到。”(27)评语可谓实评，并无虚夸之辞。从评语可看出梦麟已经由世，作为盖棺定论的评价，既委婉地指出了诗作的渊源与不敷，又说出梦麟诗作在当时台阁中无人能出其右的地位，并表示感叹和惋惜。在《大谷山堂集》序中则说：“师长西席具轶伦之才，贯穿百家，其胸次足以包罗众有，其笔力足以摧挫古今，而能前矩是趋，志高格正。”高度赞颂了梦麟的才学、胸襟和笔力、格调。法度模范善认为七言歌行这种诗歌体式非常适宜“天才奇纵”(28)的梦麟。廖景文《罨画楼诗话》引《漫画居诗话》也说：“梦文子司空麟，诗如天马行空，不受羁靮，五七古尤为善于。”(29)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则说：“午塘师长西席未弱冠而入词垣，未三十而跻入座，且屡掌文衡，进参枢务。而其为诗，五言则萧廖澄旷，七言多激楚苍凉，方处春华之时，已造秋实之境，盖得于天分，非人力所能与也。”(30)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七言激楚复凄凉，五字萧寥又老苍。朔气关云奇句在，敲残铁板唱斜阳。”(31)晚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则再次肯定了梦麟的造诣“午塘年仅三十一而殁，其诗已足名家”。(32)梦麟超过民族、等级的隔阂对汉人才士的奖拔，当时或后世多民族墨客对他的诗作的批驳，在繁荣清代诗学的同时，也将不同民族间诗学不雅观念中的碰撞、互换、吸纳、认同的轨迹和整体面貌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对付精确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乾嘉诗坛演进有着重要意义。
博明(1718-1788)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强记。于经史、诗文、字画、艺术、马步射、翻译、图书源流，以及蒙古文、唐古忒文，均贯串娴习。他与翁方纲既是同乡，乾隆丁卯又同举乡试，壬申同中会试，同出桐城张树彤之门，又同选庶常，同授编修，同直起居注，同修《续文献通考》，同教习癸未科庶良士，同官春坊中允。后来两人皆外放，翁方纲视学粤东，博明察看粤西。翁方纲寄诗给博明。博明去世时，翁方纲恰好出使江西，闻之不胜悲悼之情。(33)其后，博明的《西斋诗辑遗》刊行，翁方纲题诗二首云：“‘艺苑蜚声四十年，悲惨胜草拾南天。玉河桥水柯亭绿，多少琼瑶未得传。’‘喷鼻香浓雪沍怆人琴，给事比年感旧心。留得梅菴诗话在，淮南烟月讯知音。’”(34)博明生平官场颠簸，因在翰林最久，所往后人常称其为西斋洗马。他临终前将自己所著两种杂著请托老友邵楚帆(自昌)，十多年后，邵楚帆和广泰在嘉庆辛酉(1801)将该书刻于广陵节署。博明脾气疏放，才华横溢，乾嘉诗坛许多文士对其赏爱有加。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进士戴璐熟知博明为人，曾云：“博晰斋明……博闻强识，于京圻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殚洽。老年颓放，布衫草笠，徙倚城东，醉辄题诗于僧舍酒楼。有叩其姓氏者，答云：‘八千里外曾不雅观察，三十年前是翰林。’又云：‘一十五科提高士，八千里外旧监司。’脾气可称洒脱。”(35)赵文哲曾赠诗博明，“天子重循吏，畴咨界大藩。粤西接滇南，军兴正纷繁。君乃得平调，万里移朱幡。”(《赠博晰斋不雅观察即题水石清娱画卷》)(36)，王昶也极为推崇博明诗作，曾这样评价其才华：“使君才似萨天锡，曾向蓬瀛看画壁。朅来按部抵邪龙，十八溪流轰霹雳。”(37)博明也曾写下《和王兰泉赵璞庵见怀韵兼寄钱冲斋》(38)与朋友们酬唱。除了“吴中七子”中的几位，博明与乾隆朝的文士乐槐亭、苏汝谦、陈作梅等唱和诗大概多，郭则沄《十朝诗乘》和杨锺羲《雪桥诗话》都对博明的才华予以肯定。文士诗友超越民族、超越权力的诗作每每是见情见性之作，博明生平随性，保存下来并非完璧的诗集中酬唱之作最多，可见他的内心中对付文友间的话语融通是很看重的。
松筠(1754-1835)诗作散佚较多，目前在诗集中能看到写给满汉文士祁韵士、徐松、富俊、富伦泰等人的诗歌，但并不多。阿桂、长龄、明瑞、和珅则在边陲政务文牍中与松筠打过交道，松筠诗文中略略提及。祁韵士在戍伊犁期间受伊犁将军松筠之命，创纂《新疆识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徐松在遣戍伊犁期间，创造新疆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于是详述有关新疆的建置、控扼、钱粮、兵籍等事成书，由松筠奏进，赐名《新疆识略》。松筠文友中，与其同民族同官边陲的和瑛无疑是他文学、政事交往最多的士人，和瑛现存诗集中有与松筠唱和的诗作17首，如《和松湘浦司空咏园中双鹤元韵》《对月怀湘浦制军》《端阳书怀寄前藏湘浦司空二首》(39)等等，不过，松筠残集中留下的与和瑛唱和的诗作很少。
和瑛(1741-1821)是生平勤于笔墨的封疆大吏，公事之暇，和朋友忙于酬唱。在他的现存诗作中，和他唱和最多的除了松筠，便是曾官四川总督的满洲正红旗人和琳，两人有《卫藏和声集》(40)，酬唱一百多首，和瑛还曾写有《前藏书事答和希斋五首》《送别和希斋制军之蜀十首》(《易简斋诗钞》卷1)，在这些诗作中追忆了两人情谊，并且对藏地和四川的风尚民情山川景致多有描述。蒙满文士的交游，因其同属北方民族、阶级身份大抵对等、共同秉持对汉文化的倾慕，故在诗歌唱和、情绪互换中较少滞碍。吴俊(蠡涛)是和瑛的深交，常常写诗给和瑛，和瑛也写下《喜吟碧山房竹胜往年次吴蠡涛方伯韵》(《易简斋诗钞》卷1)等诗回赠朋侪。除此而外，与和瑛时相唱和的汉族墨客还有李世杰(云严)、孙士毅(补山)、王澍(恭寿)、沈琨(舫西)、颜检、吴慈鹤等，都是一时绅士，江西士人吴兰雪还为和瑛诗集作序。和瑛生平喜好汉文化，于易学、经学都有深入研究(41)，除了与仕途中结交的友朋诗酒唱和，相互批驳赏析文学创作之外，和瑛生前身后都不乏关于他的创作的评述。
在蒙古墨客们和乾嘉诗坛文士的互动中，我们可以清晰感知，他们的诗学不雅观念、诗作措辞、思维办法早已与儒家诗学态度领悟无迹。诸如提倡温顺敦厚的诗学理念、重视文学的教养功能等。他们与汉民族墨客在创作中的思维办法也无所区分。俱是感悟灵妙，意境深远，葆有生命的律动。而当他们的诗集刊刻流传后，乾嘉文坛对他们的接管更加详细。梦麟的诗集，名曰《大谷山堂集》，现有八种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应为原刻本，刻于乾隆年间。原刻本无序跋文，共六卷，每卷首写有建业门人严长明编，卷后有门人青浦王昶上海张熙纯赵文哲嘉定曾仁虎同订、华县门人王鼎恭誊写字样。这些人也都是梦麟任职江南时拔擢的汉民族士子。《梦喜堂诗》是乾隆间六卷刻本，前有沈德潜序，吴门穆大展镌字样，每页10行19字，与《大谷山堂集》对读，《梦喜堂诗》存诗242首，分《石鼎集》《乙览集》《南行集》三卷，中有27首诗《大谷山堂集》无存，而《大谷山堂集》中又有87首《梦喜堂诗》无存。沈德潜的序文在概括性地对梦麟诗歌创作、诗学思想作出评价的同时，也可看出对付蒙古墨客利用非本民族笔墨创作的赞许及原谅态度。博明的经史籍画等的校勘笔墨，皆收于条记散文《凤城琐录》和《西斋偶得》中，而诗歌方面的造诣则存于两部诗集《西斋诗辑遗》《西斋诗草》中。《西斋诗辑遗》三卷，由其外孙穆彰阿刊于嘉庆六年(1801)，北京大学藏《西斋诗草》抄本卷首次页有王昶题四首七绝。博明志耽风雅三十余年，所为诗绝不止于此。法度模范善曾说：“惜缣素零散，古刹墙壁间，尚有存者。余采《诗话》，载其壬午典试粤东咏古四诗，略见一斑而已。”(42)当《西斋诗辑遗》编成待梓时，翁方纲为之题有二首七绝，点明此辑遗乃悲惨胜草，其未得流传的佳篇正复良多的事实。法度模范善曾参与编纂武英殿分校《四库全书》，著有《存素堂诗初集》二十四卷、《存素堂诗二集》八卷、《存素堂诗稿》二卷、《存素堂试帖诗》一卷、《存素堂文集》四卷、《存素堂文续集》二卷、《梧门诗话》《陶庐杂录》《清秘述闻》等。目前海内可见的刊本都是萍乡王墉嘉庆十二年(1807)在湖北德安所刻。无论单行本还是合集本均有作者原序、同期间文人序跋(如袁枚序)，画像、赞等。和瑛生平创作颇丰，而且种类繁多。文学作品有《西藏赋》一部，《太庵诗稿》九卷、《泺源诗稿》(不分卷)、《易简斋诗钞》四卷，并编有诗歌总集《山庄秘课》。《太庵诗稿》亦作《太庵诗钞》，九卷，为自订稿本(43)。《泺源诗稿》是其所编《天山笔录》三部中之一(44)。《易简斋诗钞》四卷，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双边单鱼尾白纸本，收诗576首。卷首有当时被尊为“浙西六家”之一的吴慈鹤撰于道光三年(1823)的一篇序文。同为边陲大吏，松筠著述种类也颇为繁富，但诗作较之和瑛少很多。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松筠丛书》，五种六卷，凡四册，系嘉庆道光间刻本。民国间北平文殿阁印行的国学文库本，又题作《镇抚事宜》，亦名《随缘载笔》，并注明为家刻本，刊于嘉庆二年(1797)至道光三年(1823)间。乾嘉诗坛的这五位墨客，法度模范善、和瑛都是自己安排诗集刊刻，并请与自己交好的汉人文士写序；博明、松筠的诗集是家族后人刊刻，由汉人文士题诗作序跋；梦麟壮年去世，由他拔擢的汉人士子精心刊刻并请当世名人作序。因此，在他们的诗集编纂、刊刻乃至传播中，蒙汉交融得到了集中表示。与汉民族墨客比较，乾嘉诗坛的蒙古墨客诗集不是精英文学，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却非常主要，比较诗歌创作的静态剖析，诗集刊刻是动态流传，传播中关涉的政治与文学，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的代价更可彰显。蒙古墨客在蒙汉交融视域下对乾嘉诗坛演进所做的贡献，改变了汉民族士人的少数民族汉文创作水平低下的认知，刺激了坊间编纂、评析蒙古族诗学的风潮，进一步引发了诗坛中华多民族文学认同。
二 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创作
乾嘉诗坛是一个墨客浩瀚、流派纷呈的时期，舒位编纂《乾嘉诗坛点将录》，以水浒一百零八首领头子录墨客，王昶编《湖海诗传》，收录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嘉庆八年(1803)墨客614位，选诗46卷，约四千五百首诗歌。然而这一期间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和经济上的繁盛，也导致清初诗歌中葆有的那种“真气淋漓”(45)诗作渐趋减少，而醇雅之诗风弥漫诗坛。即便如此，乾嘉诗坛作品依然有创作题材广泛与艺术探寻伴行、践行儒学为核心的主题创作与“盛世悲音”的特点。
(一)创作题材广泛与艺术探寻伴行。继清初遗民诗潮的写作之后，乾嘉诗坛诗作进入了相对安谧、舒缓的写作氛围。承传诗史旧有写作题材，咏史怀古诗、写景诗、题画诗、论诗诗、纪游诗、闲适诗都在这一期间得到了连续发展。洪亮吉、毕沅、赵翼、张问陶、王昶等人对上述题材皆有可不雅观之作。个中纪游类诗作在精神质素和艺术探寻上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乾嘉期间边陲广大，而墨客因诸种缘故原由游边者增多，创作了大量的纪游诗。毕沅、洪亮吉、王昶、和瑛、杨揆等墨客在诗歌题材的开拓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诗作体式的繁富性，以及墨客的生命体验方面，都为乾嘉纪游诗注入了新的质素。
毕沅“性好游览山水，为诗益多且工”(46)，更因官场奔波，行迹遍及吴、越、豫、鄂、黔、鲁、湘、甘、陕、晋、冀、蒙、新各地，所到之处均有诗歌纪游。无论秀美景致，还是壮阔绰象都在笔底有所呈现。“天山凉月重阳雪，总与墨客助壮怀”(《自题秋月吟笳集》)(47)是其对奇崛山水有助诗材的最好表达。所作长篇歌行如《自兰州至嘉峪关游记诗一百韵》《古玉门关》《蒲海望月歌》《博客达山歌》《鸣沙山》等，皆能自铸伟词，力拓异境，让人线人一新。除了单篇之作外，毕沅尤其喜好用大型组诗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如《西山纪游诗二十首》《春和园纪游诗二十四首》《绚春园即景十首呈望山师长西席》《盘山纪游诗六十首》《山行杂诗十二首》《游终南山十五首》《访唐王右丞辋川别业二十首》《重游终南山》《嵩岳纪游诗六十首》《涉沅十九首》《衡岳纪游诗六十首》《红苗竹枝词二十首》等。另如《灵岩隐士诗集》第三十三卷《玉井搴莲集》，整卷均为关中游记之作，实际上也就相称于大型组诗。由于采纳联章组诗的形式，其作品就更易以伟大的气势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48)同为江苏墨客，性情豪放不羁的洪亮吉，也常行走四方，留下了大量的纪游之作。其诗歌风格具有尚新、尚奇、尚真的特点，被贬伊犁的遭际，让他借西域风光，吐露了“东望嘉峪关，中怀惨如结”(《安西至格子墩道中纪事》)(49)的烦闷之情，与“他时逐客倘得还，置家亦象祁连山”(《天山歌》)的豪迈之气。洪亮吉这些特点也表示在其任职贵州学政，在乌江流域度过三年所作的乌江流域诗歌之中。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贵族再次大举入侵西藏，霸占了聂拉木、济咙等地，一贯攻到日喀则，班禅七世被迫逃往前藏，清政府派大将军福康安等进藏反击。福康安奏请杨揆为从军记室，杨揆就此写下一百三十余首“青藏高原诗”。墨客从西宁出发，走过日月山、青海湖、通天河、星宿海、昆仑山、热索桥、雅鲁藏布江、鹿马岭、丹达山、黎树山、嘉玉桥等山川诸胜，写下了一首首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诗章，展现了一轴轴青藏高原风景图画。(50)“禁旅风行远，羽书遑急传。天寒听陇水，出塞正溅溅”，“重来更结束，腰下带吴钩”(《辛亥冬，予从嘉勇公出师卫藏，取道甘肃，时伯兄官灵州牧，适以稽查台站驰赴惶中取别，同赋十章以示三弟》)(51)，溢露了他那种为国去战的豪壮之情。《病仆吟》《军行粮运不济，士卒饥苦》等诗，表现了对士卒苦难遭遇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批驳。墨客对青藏高原独特奇妙的物产风情如皮船、索桥、藏纸等也进行了描写。
和瑛科举入仕五十余年，宣力三朝，抚绥封圻，足迹遍及南北，因“老成勤慎，谥为简勤”(52)。其间在藏八年，先后驻节新疆七年，任职边地的十五年给他赢得了“久任边职，有惠政”(《清史稿·和瑛传》卷353，第11282页)的荣誉，也为他供应了丰富的诗材。和瑛作有纪游诗231题二百五十多首，西域诗四十五首，其他诗作四十余首，合计三百四十多首。这些描写边陲风光及少数民族风情的诗作是和瑛诗集中最能表示民族特色的见情见性之作。日常写作，蒙汉墨客的题材内容中很少能看出他们的民族差异，但当蒙古墨客去往能够唤醒自己民族意识的边陲地区，来自于民族血脉中的那种发散自由，就会让他们无拘检地挥洒才情。“朔风滭沷霜天高，弱水冻涩流沙焦。行人到此缩如猬，况复西指瀚海遥。”(《甘州歌》，《易简斋诗钞》卷3)展示了边陲的荒寒；“博达神皋拥翠鬟，行人四望白云间。遥临地泽千区润，高捧天山一掬悭。弥勒南开晴雪圃，穆苏西接古冰颜。钟灵脉到伊州伏，为送群峰度玉关”(《巩宁城望博克达山》，《易简斋诗钞》卷3)呈现了边陲的静美。边塞之美，是由奇风异俗共同构成的。“怪道花门节，刲羊血溅腥。鸡充里，娄故震羌庭。酋拜摩尼寺，僧喧穆护经。火袄如啖蜜，石橔信通灵。”(《不雅观回俗贺节》，《易简斋诗钞》卷3)是一幅范例的民俗图；“初识关山险，人争脚马拖”(《大关山》)中的脚马，则是边地特有之物(53)。《渡象行》《题路旁于阗大玉》《获大白玉》《突厥鸡诗》又可以欣赏到新疆的一些不为中原所有的“于阗玉”“象”“突厥鸡”等物产。而和瑛“突厥鸡”的写作源起，更隐含西域风情之神秘性，“天聪七年(按：1633)，沙鸡群集辽东，国人曰：辽东向无此鸟，今蒙古雀来，必蒙古归顺之兆。明年，察哈尔来降。乾隆癸酉、甲戌，频年冬月，京师西北一带，此鸟群来万计，次年，准噶尔来降。”(54)和瑛诗作中对西域风光的独特描述是久居中原的汉民族士人倍加关注的，其《嘉平月护送参赞海公统军赴藏》《题乌沙克塔拉军台路旁大玉》《洗箔》都被后人摘记下来详考写作原委。(55)和瑛诗不但对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有所记录，对历史和文物古迹也有详确的描述。如他在藏时写的《喜闻廓尔喀投诚大将军班师纪事》，描写乾隆年间平复驱逐尼泊尔入侵者推诚服输以象交好的环境；《金本巴瓶签掣呼毕勒汗》阐述金瓶掣签选达赖、班禅事宜；《大招寺》《小招寺》《布达拉》不仅描写了藏地著名寺庙的壮不雅观景象，还先容了建筑的由来与唐代吐蕃松赞干布和文成公函成亲的史实，并解释由于唐公主思念长安，故造小招东向。特殊是《木鹿寺经园》这首五律，通过写木鹿寺经园中多种笔墨的佛经，赞赏了各民族的文化互换。和瑛嘉庆二年(1797)任驻藏大臣，入藏地八年，对西藏的佛教寺庙，官制风尚，物产地界，他考察綦详，写下《西藏赋》一卷。身为边陲重臣，在其西藏任上，他曾多次会晤班禅并作诗纪事。如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晤班禅额尔德尼》(《易简斋诗钞》卷1)，写于嘉庆元年(1796)的《班禅额尔德尼共饭》《班禅额尔德尼燕毕款留精舍茶话》《留别班禅额尔德尼》(《易简斋诗钞》卷2)，这些诗不但展示了藏地独特的饮食风尚，而且更是清朝对西藏进行统领的史证，“燕飨款洽，绘影绘声，洵精品也”(56)，被认为是生动的西藏景致图。他在新疆时写的《宿库车城》描述了库车作为古龟兹国所在地的千佛洞、唐壁经、汉城垒等文物故址。七言古风《题巴里坤南山唐碑》，先容了古高昌国故址和高昌国的134年兴衰历史，描写唐代统治期间新疆地方盘据势力的兴衰以及中心王朝平定背叛、刻碑记功的过程，“岂知日月霜雪今一家，俯仰骞岑共惆怅”，墨客赞赏唐王朝的平叛武功，无疑是在借古咏今，强调掩护中华统一的信念。和瑛诗作从多维角度通过对边地政治与宗教、文化与文学的融通描述，将乾嘉期间多民族领悟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气质自觉地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创作出宏阔雄浑，富含多民族风情的诗歌。和瑛足迹广远，十几年间行走十几万公里，因之诗材丰富，举凡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无事不可入诗，其灵动高妙的笔触，对民族联络的翔实记录，对民族风情发自内心的喜好与亲近感，使他的这类诗作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汉民族墨客诗作。他曾作有一百七十六句和二百句的两首长篇纪游诗，后人以为“诗述诸边风土，可补舆图之缺”(57)。
王昶曾经“北至兴桓”(58)，因此对蒙古风尚风景多有描述。他曾写有《诈马》《教》《榜什》《相扑》(59)等有关蒙古族习俗的诗作，恐时人不解，在诗前都用引言做理解释。如“诈马为蒙古旧俗，今汉语俗所谓跑等是也，然元人所云诈马实咱马之谀，蒙古语谓掌食之人为咱马，盖呈马戏之后，则治筵以赐食耳。扎萨克于上行图木兰进宴时择名马数百列，二十里外结发尾去羁鞯，命幼童骑之以枪声为节递施传响，则众骑齐骋腾越山谷，不踰晷刻而达。抡其先至者赏之。”(《春融堂集》卷8)其“突如急箭离弓鞘，捷如快隼除鞲条……应节直上侪猿猱，先者怒出追秋飙。后者络绎惊奔涛，耳畔但觉风刁骚。势较晷刻争分毫，或越林莽登山椒。二十里外恣逍遥，御筵黄屋苍天高。”(《春融堂集》卷8)诗语灵动欢畅，读之则对蒙古沿革已久的“诈马”和“诈马宴”有了理解。再如“教，《周礼》所载，今惟蒙古熟习其法，谓之骑额尔敏达马，三岁以上曰达额尔敏，则未施鞍勒者也，每岁扎萨克驱生马至宴所散逸原野诸王公子弟雄杰者，执长竿驰縶之，加以羁鞲腾踔而上，始则怒驰逸骋豨突人立顷之，乃调习焉。”(《春融堂集》卷8)诗云：“塞垣生马犹生龙，瞬息百里腾长空。麒麟谁能赤手捕，蕃王王子真骁雄。长竿一丈如飞虹，身直上披花骤。马惊且怒作人立，奋迅一跃无留踪。云沙飒飒烟濛濛，山移谷立秋涛冲。或蹄或啮无不有，倏起倏落焉能穷。须臾力尽势稍息，俯首始受金羁笼。朱缨玉辔纷玲珑，归来振策何雍容。圉人太仆尽欢羡，真足立仗长杨宫。是时大搜颜东，天闲十二相追从。兰筋碨礧森方瞳，更命考牧搜名骢。花门万骑声隆隆，降精天驷宁难逢。呜呼降精天驷宁难逢，莫使大野夜夜嘶霜风。”(《春融堂集》卷8)描写形神毕肖。“榜什”则是蒙古乐器名称，今不传。按照王昶的阐述，与笳、管、筝、琵琶、阮、火不思都不相同，是酒宴时在筵前鞠躬演奏的。“相扑”则是相沿至今的一项体育运动，其起源依旧是为筵宴时助兴。王昶还分辩此项运动在清有练习健士之用，“谓之布库，蒙古语谓之布克，脱帽短耩，两两相角以搏之仆地为分胜负。”(《春融堂集》卷8)在墨客笔下，“一人突出张鹰拳，一人昂首森肩。欲搏未搏意飞动，广场占立分双甄。猛虎掉尾宿莽内，苍雕侧翅秋云巅。须臾忽合互角觗，挥霍掀举思争先。”(《春融堂集》卷8)相扑勇士的腾挪奋扑如在目前。除了着意于蒙古风尚，王昶也有很多描述塞外风光的诗作，或状沙漠寒夜，“沙惊圆月喑，风挟怒泉流”“霜寒嘶病马，沙碛伏明驼”(《八月十五昼夜进哨》，《春融堂集》卷8)；或述秋风塞上，“短衣茸帽晓迎风，塞雁行行映碧空”(《木兰围中和申光禄笏山韵》，《春融堂集》卷8)、“千林黄叶飐秋风，残日初沉暮霭空。”(《再次前韵》，《春融堂集》卷8)不一而足。其以蒙古语为标题的登高吊古之作《噶颜哈达》(60)，更是呈现了蒙汉话语融通下的乾嘉诗坛创作新风尚。
乾嘉期间，大量的中原人士出塞来到蒙古地区，因此，除了王昶，还有多人在诗作中描述蒙古地区风景风尚。他们的诗作，有以蒙古地区地理名物景不雅观为意象而作的，如成都人嘉庆辛酉举人汪仲洋之《燕然山》(61)、无锡人乾隆壬申进士顾光旭之《五原》(《晚晴簃诗汇》卷81，第3382页)，吴县人乾隆庚子举人王《绥远城遇雨》(《晚晴簃诗汇》卷81，第3382页)；有来到塞外引动乡愁和怀古之情的，如昆明人乾隆丁卯举人杨永芳之《送李翼兹进士出塞省亲》(《晚晴簃诗汇》卷79，第3297页)、钱塘人乾隆壬申进士周天度《奄旦处也时朔雪被野人马衣裘满目寒色痛惜兴感作怀古四篇》其四(《晚晴簃诗汇》卷81，第3388页)。更多的墨客每每以古题为名写作，如桐城人乾隆壬戌进士姚范的《塞下曲》(《晚晴簃诗汇》卷77，第3178页)，写的是“万里交河春草绿，十年明月戍楼多”的相思儿女的情怀；浙江山阴人乾隆庚辰进士平定金川时罹难的吴璜《塞下曲》(《晚晴簃诗汇》卷89，第3722页)，有对烽火塞上的想象；而上海人乾隆丁丑进士曹锡宝的《秋日塞上杂咏》其一，则对塞上秋日的高古之气极尽描摹，其“雄关高并太清连，终古风云壮北燕。山自朔庭环九域，城联辽海控三边。牧羝沙暖空榛莽，饮马泉清绝瘴烟。盛代即今虚斥堠，秋光满目覆平田”(《晚晴簃诗汇》卷88，第3666页)之诗语，读后有秋气塞垣两相高之感；曾修成《彰德府志》的卢崧《秋塞吟》呈现的则是“大漠秋空百草肥，牛羊腾趠驼马威。春不祈年秋有报，卧波山插番人旗”(《晚晴簃诗汇》卷88，第3666页)的水草肥美的塞上景象。墨客在末句中表现的“相看都是太平客，高吟一曲秋风来”，也是中华各民族百姓的心声。塞优势景是俏丽的，风尚也是新异的。无锡人乾隆丁巳进士王会汾《札克丹鄂佛浴营不雅观蒙古骑生马歌》(《晚晴簃诗汇》卷74，第3083页)，以灵动之诗笔描述不雅观蒙古健儿操演舞马戏的场面。六安墨客夏之璜伴随卢见曾军台效力，曾亲住穹庐，其“踢踏弯庐曲似弓，膝支为几草忽忽。书成春月秋蛇体，诗在柴烟粪火中”(62)是对草原毡房中生活的真实写照。塞外风情在引动中原汉民族墨客诗思的同时，也引发了乾隆天子的创作希望，他亲自出塞后曾写下三首《过蒙古诸部落》及《科尔沁》，其“猎罢归来父子围，露沾秋草鹿初肥”与“小儿五岁会骑驼，乳饼为粮乐则那”(63)的记述，敏锐捕捉游牧民族生活特色。在对蒙古地区景致的描述中，胡汉和亲是历代墨客们的永恒话题，乾嘉诗坛也有多人书写这一题材。如芜湖人乾隆癸未进士韦谦恒之“红颜安社稷，青史至今存”(《王昭君》，《晚晴簃诗汇》卷92，第3828页)，表彰女子为国效忠；无锡人乾隆丁未进士顾钰之“不恨妾身投塞外，却怜汉室竟无人”(《昭君怨》，《晚晴簃诗汇》卷105，第4463页)，用女子的口吻抒发悲叹；秀水人乾隆癸酉举人庄肇奎《无题》其一之“舞衣歌板飘零尽，羞解释妃自有村落”(《晚晴簃诗汇》卷81，第3407页)，反诘杜甫《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表达墨客对昭君“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喟叹；蒲城人著名文士屈复之“阴山一去紫台空，环佩何劳怨朔风。汉帝六宫春草碧，只今谁在画图中”(《明妃》，《晚晴簃诗汇》卷72，第2984页)，则是对昭君出塞之举切实其实定；嘉定人嘉庆乙丑进士时铭《题明妃出塞卷子》(《晚晴簃诗汇》卷118，第5070页)四绝句，通过想象昭君的塞外生活表达和亲对安边之功；浙江山阴人胡天游《赋得明妃三叠》其一(《晚晴簃诗汇》卷72，第2972页)则感喟美人飘零塞外。乾嘉诗坛汉人文士对塞外蒙古风情的描写，表示了蒙汉文化互换和文学方面的互动，丰富了清代文学。这些诗歌记录了胡笳的旋律里和歌舞、赛马的欢快中的草原游牧民族对人生的体味和对自然的欢愉，承载了汉人文士在面对草原文化空间时对存在意义的思考，为乾嘉诗坛增长了宝贵的草原审美艺术，以及地域环境和民族风尚的史料。
(二)践行儒学为核心的主题创作与“盛世悲音”形成。乾嘉年间的著名墨客，大多写有关注儒家伦理教养之作，无论是沈德潜、翁方纲、钱载、赵翼、洪亮吉、王昶、舒位、张问陶、张维屏、包世臣、陈寿祺、梦麟、松筠、汪中、黄景仁这样以现实主义的民生写作有名者，还是纪昀、钱大昕、袁枚、孙原湘、厉鹗、法度模范善、博明、和瑛这样以闲适诗、写景诗见长，偶有关心民瘼之作品者。儒学是汉民族墨客的性命之学，因此，践行之不过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本，但蒙古墨客若能以身心去体察并付诸诗行，还是值得关注的。
梦麟是乾嘉诗坛蒙古墨客中感悟灵动、意境深邃，颇能彰显生命律动的墨客。《清史稿》云：“梦麟从前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清史稿·梦麟本传》，列传91，第10504页)所谓早负清望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绩，二是诗歌创作上的造诣。《清史稿》置梦麟于列传，属于宦海大臣一类。而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却将他归于文苑传(64)，重其文化上的贡献。国子监祭酒和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两个清要之职只有通儒才得以担当，梦麟以21岁官祭酒，31岁署掌院学士，他的才华在全体清代诗坛上也是非常突出的。梦麟诗集《大谷山堂集》《梦喜堂诗》，存诗三百五十多首。个中，以歌行体写就的现实主义诗歌所占比重最大。在诗集中，梦麟的《河决行》《嶅阳夜大风雪歌》《沁河涨》《舆人哭》《哀临淮》《悲泥塗》诸篇，墨客选择或冷峻、或豪骤、或跌宕的意象，呈现出生活于“乾兴盛世”的劳工、舆夫等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众生世相图，以深广的力度、颇具范例性的生活场面来反响现实。梦麟的诗歌显示他承载了沉重的社会任务感。当为朋友送行时，他讯问“使君何以筹苍生”(《送何西岚出守凉州》，《大谷山堂集》)；同寅宴请时，席间他高谈“君不见，东南其亩稼与禾，高坟潦退茎穗罗。卑壤浸渍犹盘涡，河声昨夜奔前坡”(《检沁楼宴歌》，《大谷山堂集》)；独居四望时，他期盼“顾祝百室盈，吾亦心安居”(《园居夏夜》，《大谷山堂集》)。梦麟谛听着盛世下的悲吟，常常感想熏染到苍生在灾害到来时候“天地深恩在，苍生痛哭存”(《从谒景陵》，《大谷山堂集》)的无助。梦麟以关注社会民生的态度和愤世嫉俗的感情，燃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大量伤时忧世、体恤百姓的诗篇。在身个蒙古诗史上，似梦麟这样身居高位而如此关注百姓生活的墨客是罕见的。正如沈德潜在《大谷山堂集》序中所言：“诗凡多少卷，皆奉使于役，经中州江左，成于登临校士余者，凭吊古迹，悲闵哀鸿，勖励德造，惓惓三存问焉。准之六义，比兴居多，盖得乎风人之旨矣。至平日歌天宝，咏清庙，矢音卷阿，铺张宏体，扬历伟绩，应有与雅颂相表里者。”(《大谷山堂集》)梦麟以其《大谷山堂集》在乾隆诗坛上崭露了头角。“四方才俊，揽其所作，无不变色却步。”(65)可见影响是颇大的。梦麟的诗歌完备表示出儒家诗学态度，他所爱崇的诗歌讽教传统、儒家兴不雅观群怨的思想，与汉民族墨客没有差异。有学者称，蒙古人对汉诗不感兴趣，没有专门译过诗作。蒙古译者有时把诗句撇开不译，但也常常以诗体译出；或利用蒙古诗歌特有的字首同音法，或以不明确分行的押韵散文形式加以表述。(66)这种景况大约在蒙古人聚居的蒙古语利用地区有之，而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定居的蒙古人早已对汉语利用闇练如母语，汉语诗歌成为他们表达思想感情的良好载体。大量地利用汉语创作诗歌，阐发文学思想和文化见地，是他们自觉融入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坛的一种办法，同时，在日渐娴熟的汉语利用中，他们自觉进行着彰显个人生命代价的诗性措辞的表达。这解释，当蒙古墨客以汉措辞笔墨来表达其独特的民族生理和人生经历的时候，儒家诗歌理论早已经潜移默化辅导着他们的诗歌创作了。
与和瑛一样，松筠亦为边陲大吏。松筠曾于乾隆五十年(1785)往库伦治俄罗斯贸易事，事历八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道光二年(1822)，两次出任吉林将军。其间又在驻藏办事大臣任上供职五年。从嘉庆五年(1800)至十八年(1813)，先后三次任伊犁将军，在此西陲总统之区整整度过九个春秋。此外，还历任察哈尔都统，两广总督之职。其官场生涯五十二年，一半以上韶光都在边陲。故《清史稿》称他：“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清史稿》，第11113页)松筠的诗作紧张有《西招游记诗》一卷，《丁巳秋阅吟》一卷，及《绥服纪略图诗》。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松筠始终能关心黎庶，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述了藏族公民不堪忍受繁重的徭役赋税，背井离乡为托钵人的悲惨景象。“昔有千余户，今惟二百强。壹是苦征输，荡析任亡命。……伊昔半亡命，每每弃田闾。甘心为托钵人，庶得稍安舒。乃因差傜繁，比年增役夫。出夫复不役，更欲折腴膏。凡居通衡户，乌拉鞭催呼。耕牛尽为役，番庶果何辜!”墨客在自注中阐明说，萨喀、桑萨、偏溪三处原有百姓一千余户，牛羊亦本繁孳，因赋纳过重，人口日有亡命，以至三处仅剩二百九十六户百姓，牛羊较前只有十分之二。墨客认为对藏地百姓应该视为同胞，“欲久乐升乎，治以同胞与”(《曲水塘》)，“荒番遮道诉，粮赋累为深。昔户今推派，有田无力耘。可怜兵火后，复值暴廷频。”(《还宿邦馨》)(67)兵燹罹祸，民不堪命，大多数背井离乡，少数留下者更是苦难深重。统治者绝不因人口减少而减少徭役赋税，反而把原数摊派在留存者身上，公民挣扎在去世亡线上。墨客把现实所见如实道来，无疑是对西藏僧俗统治者的有力反攻、控诉。松筠的诗作描述工具虽有民族地区特色，但终极却是传达儒家诗学力量和社会意义，究其本色，与汉民族墨客的文学思想并没有差异。不过，他的诗作为清代诗歌史补叙了少数民族地区百姓的生活风貌，一定程度上可补史阙。相较和瑛重在伟大叙事的西藏纪游诗，松筠更着意的是详细而微的描写，但其对儒家兴不雅观群怨的诗学不雅观念领会实践更为深厚。
汪中、黄景仁是乾嘉诗坛盛世不遇的典范性墨客，他们由于长期沉沦社会下层，在现实的体会中，把个人的生命体察与天赋之诗才相结合，诗歌中颇能开拓人生履历表达的深度。他们才高而不为世用，以是在现实中葆有的耿直秉性与落拓境遇、才高位卑相偶合，使得反响社会现实的诗歌创作整体上看来是质直的，“汪中诗大量利用汉魏晋诗中常用于比兴以抒发艰辛、不遇、迟暮、悲愤的物象，如惊风、野草、飞蓬、豫章、清露、落日、倦鸟、孤鸟、黄鹄、霜雪、秋风等等，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情。”(68)而书写“咽露秋虫、舞风病鹤”(69)般凄美诗行的黄景仁，却以特立独行的萧瑟秋意和悲秋意蕴成为乾嘉诗坛上最闪亮的天才墨客。似汪中和黄景仁这样的个体写作者，他们以疏离于主流诗坛的姿态，行走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之外，但他们写就的盛世悲音作品，使自己永久地存留于乾嘉诗坛；梦麟、松筠等蒙古墨客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之内，但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付民生疾苦的高度关注，客不雅观上展示了盛世悲音，也在乾嘉诗坛上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因此，在蒙汉互换视域下对乾嘉诗坛创作进行多维度的研究，才能使得清代诗歌史更加丰富。
三 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诗学思想
乾嘉诗坛诗学十分发达，不仅诗学著作繁盛，而且在著述种类、批评实践、理论范畴和体系，乃至思想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清代诗史的高峰。相较于汉民族诗坛，蒙古诗歌创作产生的时期较晚，诗学批评理论在元明仅仅抽芽，入清才开始加速发展，在蒙古诗学发展的进程中，汉民族诗学的影响十分明显，乾嘉诗坛蒙古诗学理论的兴起、繁荣是与汉民族诗学理论整体繁荣的大背景分不开的。汉民族诗论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地对蒙古诗学不雅观念、诗学批评、诗学理论产生着影响。
乾嘉时期，神韵说余响犹在，性灵、肌理、格调三说并行。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重视儒家的诗教功能，认为诗歌的政教功能先于审美功能，强调“温顺敦厚”(70)“怨而不怒”(《说诗晬语》卷上，第191页)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格调说”带有强烈的儒家正统思想的色彩，把传统的诗教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蕴藉蕴藉是“格调说”的艺术表现办法，沈德潜认为，“直诘易尽，婉道无穷”(《说诗晬语》卷上，第190页)、“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说诗晬语》卷上，第186页)，通过委婉蕴藉、“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说诗晬语》卷上，第186页)的表达办法，才能达到“其言浅，其情深”(《说诗晬语》卷上，第186页)的诗作效果。特殊是反响民生疾苦的怨刺之诗，更应借蕴藉委婉以隐蔽其直露的批驳锋芒，如果“质直敷陈，绝无蕴蓄”(《说诗晬语》卷上，第186页)，则是“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说诗晬语》卷上，第186页)，自然十分困难了。溯流诗史，沈德潜认为“唐诗蕴蓄，宋诗发露”(71)，主见“不读唐往后书”(《说诗晬语》卷下，第250页)，故此，他对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十分欣赏，而对明清以来的公安、竟陵、钱谦益乃至王世祯学王孟韦柳俱表不满。从而使其“格调说”带有明显的复古方向。沈德潜所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不仅表示了“格调说”的美学哀求，在辨析源流，指陈得失落方面也不乏精辟的见地，故能风行一时，扩大了“格调说”的理论影响。流风所及，乾嘉诗坛追随者众，如“吴中七子”等人，都服膺“格调说”。梦麟没有诗学专著，像同时期的很多人那样，他的诗论主见也表示在他的论诗诗中。其七言歌行《长歌赠陈生宗达》纵览中国诗歌源流，指陈沿革，批驳风格，还明确表达了对沈德潜“格调说”的讴歌，“归愚老人沈宗伯，浸淫卷轴铺云肪。采兰餐菊撷英秀，咀涵齿颊廻甘喷鼻香。”诗中还有“掀腾万派涌真气，挽近奚必皆平凡”“挥斥八极就绳墨，法随言立堂哉皇”(《大谷山堂集》卷6)等语。梦麟诗论强调在继续传统的根本上，博采众长，创造自己的风格，表示了他崇尚“温顺敦厚”主见的诗学思想。这一思想在他为赵损之《媕雅堂诗集》所撰写的序文中也有表示。序文首先据《周礼》，阐述了传统诗教，对诗之“六要”加以概括总结，谓“惟出于正，因此直陈之为赋，曲陈之为比、为兴，无所之而不宜。诗有六要，归于雅焉可知矣。”他还就赵损之的创作特点与传统诗教的关系提出自己独到见地。认为赵诗“大略据经史为根柢，循古人为矩镬，取丛书稗说为辅佐。又本诸萧闲真澹之志，故发于音者或殚谐慢易，或廉直劲正，如栾铣然，石播柞郁之不形也；如皋陶然，是非疾舒之悉中也。可谓广大而静，疏远而信，恭俭而好礼，于大小雅有和焉者已。”(72)梦麟是在清代诗坛上较早关注诗歌批评的蒙古作家。他在乾嘉诗坛汉民族主流诗学思想的影响下，诗作綦重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温顺敦厚的诗教，同时，由于北方文化的熏陶，民族气质的影响，使得梦麟在诗歌美学追求上，方向于阳刚美风格。松筠也曾论诗，他认为，“诗之为道，原来脾气，亦根柢学问，非阅读剽窃，仅事浮华而已”。(73)又在《西招游记诗》自序中说：“夫诗有六义，一曰赋，盖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其见地本于诗的经学阐释学说，表现在创作上，明显地突出了诗歌的政治伦理教养意义，关心时政的美刺态度卓然可见。梦麟、松筠的诗学不雅观，都深受“格调说”影响，可见沈德潜学说在乾嘉诗坛上是兼容多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传统的。
袁枚的性灵诗论，对有清以来各家诗说都痛加针砭，他反对复古思想，否定仿唐模宋，以诗书考据作诗，用僻韵，古人韵作笔墨游戏的各类束缚性灵的形式主义诗风，他认为仿照古人就会“满纸去世气，自矜淹博”(74)，认为“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朱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术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古董开店”(《随园诗话》卷5，第112页)。他认为论诗贵变，“责虽造物有所不能”(75)，“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小仓山房诗文集》下册，第1502页)就在于时期使然，“不得不变也”(《小仓山房诗文集》下册，第1502页)。诗贵变，故不能以古今定诗之利害。不能盲目颂扬古人，“未必古人皆公，今人皆拙”(《小仓山房诗文集》下册，第1502页)。故论诗标准只有工拙，“而无今古”(《小仓山房诗文集》下册，第1502页)，凡工者皆抒发脾气，独写性灵，一脉相传。因此，袁枚从创作的主不雅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认为“脾气”便是“性灵”，便是墨客的心声，是墨客道情的流露，“墨客者，不失落其小儿百姓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卷3，第55页)，“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卷5，第110页)，古今墨客流派风格互异，但精良的墨客诗作必定表现真脾气。格调说也主见“诗贵脾气”(《说诗晬语》卷上，第188页)，不过这一脾气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哀求言之有物，诗作要选择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亡的重大题材，这样的诗作才能产生“理脾气、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说诗晬语》卷上，第186页)的巨大的社会反响。反对诗歌“嘲风雪、弄花草”(《说诗晬语》卷上，第186页)。对脾气的意见，也决定了“格调说”反对在诗歌中写男女之情，而“性灵说”则充分肯定男女之情在诗中的地位。同为性灵诗学家，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赵翼也反对复古，反对分唐界宋，但他更强调“诗贵变”的不雅观点，强调诗的发展，进化创新。认为随着时期的不断变革，纵然古代诗歌已经有了厚重的积累，墨客们仍旧可以通过创新推进诗歌向前发展。其论诗绝句历来胜传：“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76)“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论诗》，第453页)“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论诗》，第454页)这些诗论坚持文学进化论的进步见地，对付张扬独抒脾气，重视创新的“性灵说”的影响，十分有力。乾嘉著名墨客张问陶的诗论与“性灵说”相吻合，“文章系统编制本天生，祗让通才有脾气。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去世不须争”(77)，反对仿照；“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载郭绍虞主编《万首论诗绝句》第2册，第640页)、“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载郭绍虞主编《万首论诗绝句》第2册，第637页)，主见诗歌应写脾气、有个性。李调元也力主“诗道脾气”(78)、“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犹人”(79)。孙原湘诗受袁枚的影响颇深，主脾气，认为脾气是“主宰”，格律是“皮毛”。“性灵说”影响深远之时，诗坛上很多墨客的创作或隐或现地表示这一诗学理念。和瑛生平诗歌创作千余首，但没有明确的诗歌理论，然其《诗囊》所提出的调和唐宋、不盲目崇拜古人的不雅观念就贴合“性灵说”的理路。
翁方纲认为神韵肤浅，格调去世板，性灵空疏，故倡“肌理说”以补救。“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80))，所谓肌理，包含义理、文理，详细而言便是“校勘训诂之事”(《蛾术集序》，《复初斋文集》卷4，第48页)。翁方纲认为墨客该当用学问作根底，以使诗的骨肉充足，质实丰硕，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蛾术集序》，《复初斋文集》卷4，第48页)。义理文理学问三者合一，便是“肌理说”的论诗标准。因此，翁方纲特殊欣赏江西诗派，其“肌理说”也为近代宋诗运动开了先河。
乾嘉是诗学兴盛的时期，“格调说”“肌理说”“脾气说”与之前诗坛盛行的“神韵说”余响并存，诗家对此莫衷一是。为了跟从主流文学不雅观念对诗歌创作的导引，作为乾嘉八旗诗坛盟主的法度模范善力争以调和的办法对袁枚的性灵说进行改造。因此，他提出的脾气说，一方面借鉴了性灵说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强调详细的诗歌创作中对王士祯神韵说的推尊。《梧门诗话》是法度模范善历时多年所撰成的一部诗话著作。在这部诗歌理论作品中，法度模范善评点了清代乾嘉诗坛的浩瀚墨客诗作，提出了自己的以学问教化为根本，以个体脾气为核心，以蓦写王孟韦柳的神韵为依归的诗学理路(81)，并通过评点、为他人诗文集作序等路子将这一理论广为传播。法度模范善还有《八旗诗话》一部，以点评八旗墨客诗作为主。法度模范善在《梧门诗话》中对女性诗歌的故意识搜集，《八旗诗话》中对旗籍墨客的表彰，这都是“袁枚所不及的”(82)。这两部著作表明法度模范善在蒙汉文化认同的大背景下，秉持自己的民族领悟的独立态度，发出自己的兼容并包的文学批评的声音。仔细审读会创造，法度模范善对乾嘉诗坛诗语评点重在美学审读，并把对当时诗坛诗风的意见融入个中，这些都显示了法度模范善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对时期风潮的把握能力，也表示了其积极参与乾嘉诗坛演进的个性代价。除了法度模范善，乾嘉年间的蒙古墨客们大多没有诗论专著，然而通过他们的诗歌作品，依旧能看出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政治空想。谛视乾嘉诗坛蒙古墨客们的诗学理念可以创造，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视为自己思想的来源之地，从根本上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而无任何民族隔阂，对自己生活时期的诗学思想，他们也都能撷其长，取诸己用。他们的诗学思想表示了乾嘉诗坛多民族墨客世密切的诗学互换和文学创作理论的互动，影响着清代诗歌发展的轨迹。而乾嘉诗坛的主流诗学思想，经由蒙古墨客的接管、揄扬、辨析，也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综全文所述，在清政权或高或低的职能部门任职的中上层士人，构成了清代乾嘉诗坛蒙古墨客创作的主体。在蒙古汉语创作者符号背后，蒙古墨客的共通性则有：在汉文化圈发展背景、兼通满蒙汉多种措辞并由科举人仕的文化身份、家族中有对汉文化学术传承传统(如法度模范善家族、和瑛家族)、生理上对乾嘉主流诗坛研究工具和问题与汉族文士焦点趋同。因而，话语融通背景下的乾嘉诗坛的蒙古墨客，该当构成乾嘉诗坛文学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诗学理念，追步乾嘉主流诗坛，这个特色，可以从其创作中寻绎到。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诗歌创作，反响了墨客对汉文化圈、蒙古文化圈、多民族交融文化圈的理解。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95-8932页。文中所引凡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②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公民出版社，2013年，第551页。
③张廷玉等撰《清朝文献通考·群庙考》卷119，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5888页。
④《清实录·高宗实录》第十一册、第十七册、第二十一册、第二十三册、第二十四册、第二十五册、第二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12、883-884、51、761、423、920页。
⑤《清实录·高宗实录》，第218页。
⑦法度模范善：《秦端崖司业招同竹坪、晓屏两祭酒，时泉学士暨令兄漪园编修集延绿草》，《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1，清嘉庆十二年(1807)王墉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中所引法度模范善诗歌，仅随文标注题目、刻本名称、卷次，不再另注。
⑧易宗夔：《新世说》卷2，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31页。
⑨王豫：《群雅集》卷20，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⑩郭麐：《灵芬馆诗话续》卷5，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孙均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1)张维屏：《国朝墨客征略初编》(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594页。
(12)统计数字出自《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存素堂续集》《存素堂诗稿》诗作，俱为嘉庆十二年(1807)王墉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3)袁枚著，王英志批注《随园诗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02页。
(14)“典乾隆癸酉南乡试，予得出其门下。”王昶著，周维德校点《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北京：公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15)梦麟：《大谷山堂集》卷5，刘承干1918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中所引梦麟诗歌凡出此刻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16)王昶著，周维德校点《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37页。
(17)同上。
(18)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1，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第1129页。
(19)“既投刺，历询南邦人士。予以凤喈、企晋、晓徵、来殷、升之、策时、东有为对。未及视学江苏，取来殷诸人，悉置之首列，而于凤喈辈推奖不遗余力。”王昶著，周维德校点《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37页。
(20)王豫：《群雅集》卷20。
(21)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
(22)梦麟：《梦喜堂诗》卷6，清乾隆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中所引梦麟诗歌凡出此刻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23)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2，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223页。
(24)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十九条，钱庆曾续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参考数据》(5编)，北京：崇文书局，1974年。
(25)郭曾炘：《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匏庐诗存》卷7，《徂年集》(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26)朱庭珍：《筱园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72页。
(27)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本，第525页。
(28)法度模范善：《梧门诗话》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稿本，1968年。
(29)廖景文：《罨画楼诗话》卷5，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清绮堂全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0)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张南山全集》，广州：广东高档教诲出版社，1993年，岭南丛书排印本。
(31)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清同治三年(1864)林氏广州刊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32)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33)拜会翁方纲《〈西斋杂著〉序》，博明《西斋杂著二种》，清嘉庆六年(1801)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4)博明：《西斋诗辑遗》卷首，清嘉庆六年(1801)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5)戴璐：《藤阴杂记》卷6，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
(36)赵文哲：《娵隅集》(中)，清乾隆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37)王昶：《寄博晰斋八叠前韵》，《春融堂集》，清刻本，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38)博明：《西斋诗辑遗》卷2，清嘉庆六年(1801)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9)和瑛：《易简斋诗钞》卷2，清道光初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中和瑛诗歌凡出此刻本，均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40)《卫藏和声集》，清钞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41)和瑛著有《读易拟言内外篇》《经史汇参高下编》《读易汇参》《易贯近思录》，编有《风雅正音》等。
(42)法度模范善：《八旗诗话》，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
(43)和瑛：《太庵诗稿》，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44)和瑛：《泺源诗稿》，内收诗37首(包含组诗)，有20首诗《易简斋诗钞》不存，其它17首存于《易简斋诗钞》卷3中，诗名也不尽相同。台湾“中心”研究院历史措辞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45)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46)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卷89，民国十八年(1929)退耕堂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7)毕沅：《灵岩隐士诗集》，嘉庆四年(1799)毕氏经训堂刻本，浙江图书馆藏。本文所选毕沅诗歌均出此刻本。
(48)杨焄：《毕沅与乾嘉诗坛》，胡晓明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论的思想与情境》(第三十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7-338页。
(49)洪亮吉：《洪亮吉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本篇所选诗均出此版本。
(50)赵宗福：《论杨揆的青藏高原诗》，《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51)杨揆：《桐华吟馆诗稿》卫藏卷，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52)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00，载赵尔巽等编撰《清史列传》14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53)和瑛诗中自注云：“土人以铁齿束足底名脚马”，《易简斋诗钞》卷3。
(54)杨钟羲著，雷恩海、姜朝晖点校《雪桥诗话余集》卷5，《雪桥诗话全编》第四册，北京：公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524-2525页。
(55)拜会龙顾隐士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卷13、卷9，福州：福开国平易近出版社，2000年，第508、351页。
(56)郭则澐：《十朝诗乘》卷13，第509页。
(57)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寄心庵诗话》，清咸丰七年(1857)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58)王昶：《湖海诗传自序》，《春融堂集》卷41。
(59)王昶：《春融堂集》卷8。下引王昶诗与序均出此卷，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60)诗题后自注：“噶颜蒙古语谓古沙场，哈达山也。”王昶《春融堂集》卷8。
(61)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16，第4971页。文中诗歌凡出此版本，均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62)夏之璜：《塞外槖中集》，清乾隆间刻本，中国公民大学图书馆藏。
(63)乾隆：《御制诗初集》卷十七，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
(64)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2，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223页。
(65)王昶：《户部侍郎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梦公神道碑》，《春融堂集》。
(66)拜会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中国章回小说与话本的蒙文译本》，《文献》1982年第4期。
(67)松筠：《西招游记诗》，《松筠丛书》五种，清嘉庆道光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篇所引松筠诗均出此版本。
(68)赵杏根：《论江都墨客汪中》，《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69)洪亮吉：《北江诗话》卷1，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70)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卷上，载郭绍虞主编《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公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91页。文中所引凡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71)沈德潜选编，吴雪涛、陈旭霞点校《清诗别裁集·凡例》，石家庄：河北公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72)梦麟：《媕雅堂诗集序》，载赵损之《媕雅堂诗集》，清乾隆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73)松筠：《〈静宜室诗集〉序》，载盛昱编《八旗文经》，清光绪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74)袁枚著、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补遗》卷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69页。文中所引凡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75)袁枚注、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文中所引凡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76)赵翼：《论诗》，载郭绍虞主编《万首论诗绝句》第2册，北京：公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453页。文中所引凡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77)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载郭绍虞主编《万首论诗绝句》第2册，第639页。文中所引凡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78)李调元著，詹杭伦、李时蓉校正《雨村落诗话校正》，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3页。
(80)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4，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3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页。文中所引凡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不再另注。
(81)米彦青：《从〈梧门诗话〉意见式善的唐诗不雅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82)蒋寅：《法度模范善——乾嘉之际转型的范例个案》，《江汉论坛》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