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定格在历史光阴里的抗疫英雄
宋代药坊
叶天士
吴又可
疫情是历史的一道疤痕，所有亲历者都不会忘却有关于疫情的一幕幕。纵不雅观古代有关于描写疫情的文学作品，从笔墨中就能感想熏染到当时人们的错愕与恐怖，在这些文学作品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定格在历史光阴里的抗疫英雄。
壹
苏东坡发毒誓求药方，建“方舱医院”
沈括的为人在历史上备受争议，但他的才学却是有目共睹的，他曾在《梦溪笔谈》里描述过江南的疫情，而抗疫的主角，正是我们熟习的苏东坡。
在苏东坡的人生中，曾参加过两次抗疫。
第一次是在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刚被贬到黄州，也便是如今的湖北省黄冈市，当时的黄州正在经历一场瘟疫。
苏东坡在当地是个微不足道且受监视的小官，但他仍旧以抗疫为己任，献出一张名为“圣散子方”的药方。
药方的主人是苏东坡老家眉山的名医巢谷，这张药方是巢谷的祖传秘方，但巢谷的祖上有个规定，这张药方不得传于外人。
苏东坡心想：要不，我求求他？
巢谷见告苏东坡：这个天下是守恒的，总有一些人要得这个病，你如果治好了他们，这些病往后都是你一个人得！
苏东坡不在意，他连续求巢谷，巢谷终极被苏东坡的再三哀求而冲动，但他很傲娇地对苏东坡说：你现在指着江水发毒誓，永久不将此药方传授给他人！
苏东坡照着做了，但仅仅只是发了毒誓，药方一得手，立马就去救人。吃了这个配方的患者，大多数都病愈了，这一成果被苏东坡记录在《圣散子叙》里：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
后来，这张方子又被苏东坡传给了庞安时，庞安时将此方收录于《伤寒总病论》里，苏东坡专门为此作叙。而巢谷也并没有因此跟苏东坡绝交，在苏东坡被贬儋州之时，年过古稀的他还要跋山涉水去看他，只可惜在半道上去世了。
关于苏东坡第二次抗疫，《宋史·苏轼列传》里有这样一段记录：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去世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这一年是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去杭州当了市长。当时的杭州，也遇上了一场瘟疫，由于有过之前的抗疫履历，苏东坡先是用“圣散子方”稳定了一部分患者的病情。但这场瘟疫有点严重，确诊病例每天都在新增，不是“圣散子方”这一药方就能办理的，于是苏东坡开启了一系列的抗疫行动。
苏东坡先向朝廷请示，免去“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减去进贡大米的三分之一，这个举措相称于如今国家在疫情期间给企业减税减社保。
又“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须要救助的患者太多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办呢？在宋代，僧人不是剃个秃顶就可以当的，必须要有国家颁发的从业证书，而这个证书就被称之为“牒文”，有了这个证书，就可以享受国家对僧人的补助政策。苏东坡很会变通，用这个指标换取了一些大米，以救助在饥寒交迫中的患者。
到了第二年春天，苏东坡又把常平仓的大米拿出来半价售卖，用来煮粥和熬药。不仅如此，他还“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苏东坡带着年夜夫拜访确诊病患的家宅，进行上门治疗做事，为此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熟读医书的苏东坡深知瘟疫的传染性，认为杭州是水陆之会，输入病例一多，传染性就大，确诊病例去世亡的几率也会随着增大。于是他向社会募捐了两千余缗，觉得彷佛还不太够，又从自己的私租金里拿出来五十两黄金，用来建了一个“方舱医院”，集中对病患进行治疗。
这个“方舱医院”，苏东坡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安乐坊”。
安乐坊在疫情期间，收治穷苦的确诊病人，“以僧主之”，紧张是让僧人进行管理安排。而这些确诊病人的收治也很有条理，并不是将他们一窝蜂地安排在一起，而是“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根据被传染患者的症状与轻重安排病房，防止交叉传染，直到这些确诊的被传染患者病愈后，才可离开。
有人会问：谁都可以被安乐坊收治么？
答案是肯定的，只假如在境内创造被传染，都有资格进入安乐坊集中收治。
经由三年多的治疗，杭州当时盛行的那场瘟疫才被掌握住，后来朝廷以为苏东坡这个举措很有成效，于是被国家多次采纳，并且更名为“安济坊”。
当安乐坊成为“安济坊”往后，确诊病人享受的国家福利更加丰富，不仅有医护职员，还有厨师、专门喂养被传染儿童的干娘，以及相称于我们如今医院保洁员的“婢女”，可见宋朝对付疫情极为重视。
那往后，安济坊享受国家经费补贴，在此事情的医师享有体例报酬，被赐予了“紫袍”，这也是方舱医院最初的原型。
而苏东坡的这些医学理论，被沈括集成了一套医书，也便是后来的《苏沈良方》。
贰
明代崇祯年间瘟疫，吴又可著《瘟疫论》
清代有个明末遗民，化名为花村落看行酒保，他写了一部回顾录《花村落谈往》，个中关于明代崇祯年间的瘟疫，提及了几个很恐怖的瘟疫去世亡案。
比如两个小偷去一家因瘟疫而去世绝的大户人家盗窃，原来想着大发一笔横财，俩人说好一个卖力偷，另一个卖力接应，结果卖力接应的小偷东西还没摸得手，人已经当场去世亡了。
又比如两个好朋友，共骑一匹马，坐在后面的人跟前面的人说了个笑话，结果前面的人没有任何反应，仔细一看，人已经去世了，而马鞭还扬在半空中。
最惨的还是一对新婚夫妇，夫妻拜堂成亲后，坐于新居帐中，良久没有出来。家里人一掀开帐子，创造夫妻俩早已去世亡，床头两边各躺一个。
这些瘟疫去世亡案绝不是空穴来风，还有一些明代小说，如《剪灯馀话》《情史》《金瓶梅词话》《东周列国志》等，有的因此瘟疫为背景，有的因此瘟疫为题材，这些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史实背景，在《明史》中都有迹可循。
据《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玄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可以说从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登基开始，灾害就没有停歇过，饥荒、洪涝、蝗灾、旱灾……百姓们过得流落失落所，悲惨到什么样呢？
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记载过这样一个片段：当时的灾民先是打劫山上的蓬草吃，吃完蓬草吃树皮，吃完树皮又吃土，终极由于树皮泥土不消化，腹胀而去世，去世亡率极高。
崇祯十四年七月七，疫情从河北蔓延到了北京，这个疫情的病毒叫“疙瘩病”，听说只要身上起了一块红疹子，就再也无药可救，只能等去世。
狡猾的“疙瘩病”还没结束，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又暴发了鼠疫：上天降灾，瘟疫盛行，自八月至今(玄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百口皆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这个疫情极为严重，传播速率极快。有的人被传染，一两天后就去世了，而有的人清晨被传染，晚上就去世亡，每天新增去世亡人数不下一百，乃至很多人家都去世绝了，没有一个幸存者。
在这样一场惨烈的疫情里，涌现了一位抗疫英雄：吴又可。
电影《大明劫》中，就以吴又可为男主角，讲述了明末的劫难。吴又可生于明代末年，他在《瘟疫论》原序中提到：崇祯辛巳，疫气盛行，感者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去世于病，乃去世于医；不去世于医，乃去世于古册之遗忘也。
崇祯年间的疫情太严重了，传染者浩瀚。但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年夜夫都以伤寒法治疗，根本不是对症治疗，于是疫情无法得到掌握，被传染的人越来越多。
恰是以，吴又可努力研讨，写下了《瘟疫论》。这本著作从根本上剖析了瘟疫与伤寒的差异，提出了“戾气”的观点，认为瘟疫便是由“戾气”产生的，也便是如今我们所说的病毒。
在四百多年前，吴又可就认为“戾气”紧张是从口鼻输入体内，而传播办法为人传人、物传人以及病毒引发多种疾病并发去世亡……这些不雅观念，对付我们当代疫情的防控也有着很好的参照浸染。
同时，吴又可还研发出了殊效药“达原饮”，由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芩、甘草七味药组成，用于瘟疫或疟疾。服用之后可以使人体的“戾气”退去，浑身发热，从而逐渐地康复病愈。
叁
清代瘟疫多发，涌现了“温病四大家”
在清代险些所有的口语文小说里都描写到了瘟疫，如《镜花缘》中提到了天花，《黑藉冤魂》里写到了鼠疫，而《子不语》里又写了疟疾……据《清史稿·灾异志》里记载，当时清朝发生的大小瘟疫，加在一起有149起。
从清代描写到瘟疫的小说中看，描写最多的是天花。
天花在清代又被称为“痘”，《镜花缘》中就曾描写到这种“痘”。当时的人们对“痘”的恐怖极强，以至于在民间常建痘疹娘娘祠，还有了祭拜痘疹娘娘的民俗，以求百口安然。
天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急性传染病，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三部的时候，紫薇的儿子东儿就曾得过天花。剧中的东儿在得天花之时，高烧不退、浑身没力气、呕吐不止，身上还涌现了红疹子……这便是天花的范例症状。
回顾全体清朝，顺治帝、同治帝去世于天花，而康熙、咸丰也曾得过天花，单是帝王就占了四人，更别提其他的皇室子弟和民间百姓了！
康熙帝由于亲自经历过，以是对付天花的防护非常谨慎。当时在太医院设立了“痘疹科”，全国各地广征名医会诊，同时设立了“查痘章京”，严格防控输入病例。
由于帝王对天花的重视，有个叫傅为格的人，研制出了种痘之术：让种痘者先轻微地传染上天花的症状，然后再出天花，末了通过治疗病愈后，种痘者身体里就有了对天花的免疫力。虽然也有种痘失落败的去世亡病例，但终极种痘还是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
清代除了天花以外，民间多发疟疾、鼠疫等等，如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苏南、杭州疫疾，如清末东北鼠疫、安东霍乱……这些疫情传播速率都极快，造成了很多去世伤。
或许是“浊世出英雄”，肆虐的瘟疫让很多医者按捺不住悬壶济世的心，于是清代涌现了“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
个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叶桂，很多古装剧里称他为“叶天士”，他生于康熙五年，逝世于乾隆十年，享年79岁，这在古代是绝对的遐龄。
叶桂对付时疫的治疗最为善于，也是中国最早创造猩红热的人，可以说叶桂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他的医学著作除了家喻户晓的《温热论》以外，还有《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将近十多部医书。
叶桂在这些医学著作里，剖析了病变的发展，给出了诊断依据，还有一些临床试验结果，这让治疗温热病有了大量的医学根本。由于叶桂对疫情治疗的独到，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医学流派，即“叶派”。叶桂作为导师，将自己的医学知识都传授给了他的学生，也是受他的影响，清代往后，研究温病的医者越来越多，对近代中医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疫情的涌现让无数个生命骤然消逝，但无论它有多恐怖，总有人在拼尽全力驱逐它，在古代如此，在当代更是如此。
文并供图/金陵小岱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