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担当外交部的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由于事情的关系，我对“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后的情形略知一二，现服膺述如下。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没有任何非常征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13日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把稳外电宣布，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形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当时，我们对林彪叛逃的动机、目的和详细经由都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林彪一伙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为争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失落败后，由于党中心和毛主席采纳一系列方法，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入被动的田地。1971年8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与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区党政军卖力人发言时，重点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及其一伙。并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9月5日和6日，林彪、叶群获知讲话的部分内容，推测国庆节前后可能召开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办理他们的问题，于是决心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7月，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向他们阴谋政变的组织“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8月，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他们密谋在毛主席南行途中对他采纳行刺行动，同时他们还做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心的准备。9月3日，毛主席从南昌到达杭州，当他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形后，立即机警地采纳方法，迅速乘车于9月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的行刺操持破产。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总理接到中心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响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山海关等非常活动的迹象，周总理立即警觉地敕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事，并命令飞机立时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已难得逞，于9月13日零点旁边，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汽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14日上午，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由核心小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道主持，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不像往常，而是有一种严厉感。但大家都很沉着，会开得井井有条、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拓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揭橥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揭橥发言，由外国通讯社客不雅观宣布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揭橥，以不雅观海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谈论了在各种情形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韶光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溘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道。鹏飞同道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镇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目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极不屈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颜，用一种非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了局！
”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
原来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利用中苏关系恶化后已封闭两年多的从乌兰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频专线电话传来的报告。大致内容是：9月14日上午8点30分，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关照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旁边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蒙有关部门在当日上午得知此事后，即派人到失事地点察看，经多方证据表明，这是一架属于中国公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有九人(八男一女)，全部去世亡。蒙方对我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向我提出口头抗议，哀求我方解释飞机深入蒙领空的缘故原由。许大使向对方提出我方哀求到现场调查。
这个报告使会议的气氛生动起来。韩念龙同道从姬鹏飞同道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由于对蒙古的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便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也是他们迫切等待的。姬鹏飞同道立即要王海容同道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贯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气要四个钟头往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道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形下，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便是失落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殊主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道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见告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住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道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殊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理解实际情形下，为了使海内尽快知道我机在蒙古境内失落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多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速率把情形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有：一、将本日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公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心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本日的报告，凡包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呼唤，要绝对保密。
因昨夜险些没有睡觉，我回家吃过晚饭后，便想利用这个韶光小憩一下子。但实在太愉快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住同院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道家里。他一看到我就哈哈笑道：“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刁滑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副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真壁上新换了一副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师长西席晚年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选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乔冠华听到我连声惊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个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常日小篆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见告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道查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抚玩了一下子，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这两天，我们都太愉快了，也都太紧张了，本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抚玩太炎这副字，彷佛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环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举头望着那副对联，溘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听后，沉思了一会，溘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道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月夜雁飞高，林彪夜遁逃。
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点火。
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道座右，望常拍案警奇。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我国驻蒙古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职员共四人已于下午2时离开乌兰巴托去飞机坠毁现场察看。现场周围覆盖着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飞机着陆点恰好在比较平坦的盆地中心，在着陆点以南约三十米长的草皮被飞机腹部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二十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逝了，进入燃烧区，草地燃烧面积长八百米，宽度由北边的五十米扩展至南面的二百米，呈梯形。在烧焦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被炸断的机尾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和“256”等标记。在完备烧毁的机头以北五十米处，散放着九具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到现场的同道把尸体由北向南编成一至九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据事后验证，一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二号尸体是林立果，衣服全部烧成焦麻状，去世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三号尸体是林彪的秘书刘沛丰；四号尸体是特设机器师邵起良；五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胫骨炸裂，肌肉外翻；六号尸体是机器师张延奎；七号尸体是空勤机器师李平；八号尸体是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无缺，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九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许大使他们在现场察看时创造，每具尸体腕上都没有腕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是在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许文益等同道在蒙方职员帮忙下，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掩埋了去世者的尸体。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道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回有关资料，并面报详细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