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在广西公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山有路——毛泽东的学用之道》中，您谈到了毛泽东的读书方法。能概括一下他读书有哪些特点吗？
陈晋：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不雅观到客不雅观进出自若、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泽东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
概括起来，第一，他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到两位作者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创造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把稳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毛泽东酷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抵牾，实则反响出他提倡的一种读书理念，即不是为读而读，而是调查研究古人或别人的实践履历和理论思考。
第二，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主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什么是“底”？便是最大限度地悟透书中的要旨，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发挥经典书本蕴含的聪慧和履历。对喜好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确实是常读常新。1954年在杭州的一次闲谈中，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事情职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反复阅读经典书本，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事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创造。这样，书中有代价的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第三，相同题材内容的书，要把不同的乃至是不雅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毛泽东想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专门写信说，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读拿破仑的平生传记，一下子就要来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分别写的三种版本，同时阅读。关于《楚辞》，他在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几十种古今对《楚辞》有代价的注释和研究书本。
第四，读书不仅要做到传统的“四到”，还要看重谈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口到”“手到”好理解，无非便是看、念、写。此外，毛泽东还有一个“耳到”，便是读书谈论时听别人读，自己想。毛泽东的“口到”，也不只是自己念，还常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成。有了这几“到”，方能“心到”。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
陈晋：毛泽东的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响了他的读书活动同客不雅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去世”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成，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利用和发挥。
中华读书报：《书山有路》中有一章，您谈到“四书”“五经”是毛泽东那时候的必读书，详细情形是若何的？
陈晋：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接管过传统“四书”“五经”的熏染。从小打下的旧学根底，为毛泽东的人生性格和政治实践供应了厚实的文化底色。毛泽东读学堂，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引人瞩目：一是书读得比较多，开蒙的出发点不低。先是读《增广贤文》《三字经》《幼学琼林》等，继而圈点《论语》《孟子》《诗经》，后来读过《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纲鉴易知录》等。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东茅塘学堂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其余，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存有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本《诗经》，上面留有他的署名。二是有读书天分。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父亲让他辍学在家里帮助干农活的那些日子，他总是偷偷阅读，惹得父亲很不高兴。毛泽东记性好，读许多书能记得住，还喜好按自己的意思去发挥。三是开始学写“破题”文章，文思比较快，有时还帮助同学作文。当时朝廷刚废科举，但在村落庄塾师那里，学作破题文章，仍旧是基本演习。
中华读书报：在《读书有法》（广西公民出版社）中，您提到毛泽东喜好读鲁迅的书。能否详细谈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读鲁迅著作的？他有若何的阅读习气？
陈晋：很奇怪，毛泽东1920年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实际是书店），刊登广告，推举读者购买的书目中，有胡适的，周作人的，但是没有鲁迅的。他真正关注到鲁迅，该当是1930年代初期在中心苏区，特殊是长征到陕北后。他当时特殊把稳网络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和选本，专门写信让人给他弄一本《朝花夕拾》来。他从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只有两间房那么大的图书馆里创造鲁迅的书，立即高兴地借走了几本；几天后，他让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他又让秘书把鲁迅的几部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一并读完后才还给图书馆。
曾任毛泽东专职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在一篇文章中回顾，毛泽东曾说：“我便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却了睡觉。”
毛泽东生平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是1938年鲁迅师长西席纪念委员会编辑的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新华社曾揭橥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事情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个中的三本。二是1956年到1958年，公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揭橥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书，便是这版《鲁迅全集》中的一本。三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公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这三版《鲁迅全集》，毛泽东都是细读过的。他有个习气，读一次习气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在第三种版本上，他在一些册的封面上，还写有“1975.8再阅”字样。此外，毛泽东还阅读和保存有一套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
中华读书报：能说《鲁迅全集》是毛泽东的枕边书吗？
陈晋：可以这么说。鲁迅的杂文，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从事政治和思想事情得心应手的工具。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他还请身边的事情职员给他朗读《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鲁迅在这篇杂文中说，那种由于有点烂疤，就一下把全体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缺点的。听读这段内容，毛泽东连声夸奖：“写得好！
写得好！
”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发言中，毛泽东又专门强调：“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寝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都摆着那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里的一些卷册，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
中华读书报：您说毛泽东读书细，细到什么程度，能举个例子吗？
陈晋：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读二十四史。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标注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卷册，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有的地方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他的阅读是根据须要和操持，有重点、有选择地展开，批注笔墨较多的，是“纪”“传”部分。举个例子，读《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根据传中的记述，专门画了一张黄巢叛逆师的行军路线图。
中华读书报：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问答中国》一书，本来是讲理论的，但却很有故事性，而且关键是有问题意识，非常引人入胜。您在写作中是若何考虑读者的接管度的？
陈晋：关键是先要设置阅读工具，便是说，你的书准备给谁看？像“问答中国”这样的写作题目，哀求立足现实，论述当代中国的梦想诉求、发展道路、制度特点、文化土壤、处理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我设想的阅读工具有两类，故意愿和须要理解中国却又看不清中国面貌的境外读者（译成外文），还有便是故意愿理解当代中国却又不是专门搞理论、历史研究的海内普通读者，特殊是青年读者。这就要考虑，他们最关心和在意乃至有迷惑的是什么问题，不能回避；再便是回答问题的时候，不宜纯粹按逻辑来个一二三。这就须要故事切入，须要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认识和不雅观点引出来。总之，写作中，我始终设想，有一个提问者、辩论者在和我对话，我的每一句话，讲的每件事情，打的每个比喻，都是在和对方谈论现实问题的经纬起因。不仅希望对方能够听得懂，还希望对方能够听得进。实际上，有些想法和不雅观点，也是在和对方不断深入的“交谈”中明确起来的，你要力求回答对方的问题，经受住对方的驳疑，不得不被迫根据对方的思路去思考，而回答逻辑却是自己的。
这样的写法，不是高高在上，也算是表示对读者的尊重之心。讲话写文章，是敷衍搪塞，还是要说点自己的认识，这是决定有什么样文风的出发点。作文从来讲“修辞立其诚”，不显其诚，不拥有实，长空假的写法，是看不出谁写的，写给谁看的，是不顾及读者感想熏染的。这对别人不仅是一种折磨，而且让人以为你说话写文章没有诚意，对读者也是一种慢待和搪突。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陈晋：我读的书不多。枕边书或许是个比喻。真正晚睡前的枕边书是杂书闲书，还有一些喜好的刊物，看半个小时旁边自然入睡。拉开架势阅读的，无非两类书本，事情须要的党史文献类著述，再便是政治和文化方面书本。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收藏中，最宝贵或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书？
陈晋：我不是藏书爱好者。影象中，20多岁读的三本书，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大学时读到《美的进程》，那时兴做阅读卡片，我大段大段地抄录了不少，由于它让我知道，美学史可以那样写；二是参加事情不久读到《万历十五年》，它让我知道，严明的历史论著可以那样写；三是1987年夏天，读到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等人写的小册子《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它让我体会到，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竟有如此深厚的“诗人本色”，思想太丰富了。这大概是我后来长期研究毛泽东的诱因之一。当时读的这三本原书借出去后，都找不到了，前些年我又重新买了这三本书的新版本，对《万历十五年》又看了一遍，依然耐读。
陈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第十三届全国公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委员，曾任原中心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栏目主持人：宋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