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熟知的德国学者茨默教授八十生日纪念日。作为跟从茨默师长西席读书问学的晚辈，本人在过去三十年中受教于师长西席良多。谨草此文，略述师尊的德业造诣与国际学术分缘，浅学如我，不敢奢望能测前辈学问之深，不全不确之处，尚望同人学友匡补。以区区小文，在万维网中为师长西席寿！
茨默教授接管《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专访时的画像（蒋立冬绘）
茨默教授在中山大学讲学（2014年）
青年茨默的成长期
茨默（Peter Zieme），德国人，1942年4月19日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个贩子，家境小康。战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留在了故乡也便是东柏林的茨默一家，随着系统编制的变革，身份由店主变成售货员。在这样的时期环境下，按照当时的政策，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背景的茨默申请就读大学的过程也颇为困难，所幸成绩精良、表现良好，他终获录取，成为东德第一高校洪堡大学化学系的学生。
大学时期的茨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年轻人，对学习各种措辞非常着迷，显露出措辞天赋。他在一家夜校（Abendschule）学阿拉伯语，任课西席是当时在洪堡大学读博士的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1935-2012）。老师创造这个学生对措辞天赋异禀，学生以为老师满腹经纶，两人一见如故，就此开始了五十年的奇迹互助与毕生友情。这是一段“德国东方学双子星座”的佳话，且待另表。
在宗德曼的建议下，茨默转了专业，大概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转入洪堡大学的伊朗学研究所，当时的主任教授是荣克（Heinrich Junker，1889-1970），他是老派德国学者，做伊朗学，搞印欧研究，思想旧，学问好，是宗德曼的导师。茨默主修伊朗学，但半路涌现了一个新的契机：1963年洪堡大学聘请匈牙利学者哈匝伊（Hazai György，1932-2016）加盟，这是一位主攻突厥语方言的中生代学者，成为茨默走上突厥学道路的引路人，两人也是毕生的石友。哈匝伊教授在洪堡任教二十年，与茨默互助，以吐鲁番文书研究推进了东德东方学研究的国际交往，特殊是与日本学界的互助：从1966年开始，以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领衔的日本学者团队先后多次访问柏林科学院，阅读吐鲁番文书，开展编目互助，约请东德学者访日。西德学者从七十年代开始也频频访问位于东柏林中区的吐鲁番研究组。
1965年毕业于洪堡大学之后，茨默进入民主德国国家科学院，以吐鲁番文书为研究工具攻读博士学位，1969年得到博士学位。茨默是一个“大器早成”的研究者，他博士论文完成之时年方二十七岁，论文是一个七百页的大部头：Untersuchungen zur Schrift und Sprache der manichä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吐鲁番出土的以摩尼字母书写的突厥语文书之笔墨学与措辞学研究》）。以这个年纪戴上博士帽，在国外古典研究领域是偏早的。正常的博士论文写作周期是“八年抗战”，一样平常情形下，戴帽之年罕见在而立之前的。另一个缘故原由是德国并没有注册作博士生这一项硬性制度规定，博士候选人只要出具有关学历证明，报出一个像样的博士论文选题操持，得到导师（Doktorvater/-mutter）的认可，就可以开始写博士论文了，可以为了一些优惠政策注册当博士生，也可以从事任何其他职业，利用业余韶光做研究，论文完成没有韶光限定。是否到学校听课，属于与导师的约定加志愿选择，统统都非常宽松。但是末了一关很严，便是论文答辩前的审读、修正，答辩的场面也严明持重，历经几个小时，完毕之时，考生罕见依旧神闲气定、毫无挫折感的。宣告答辩通过后，女秘书端来喷鼻香槟酒，“嘭”的一响，大家举杯，笑逐颜开。我还记得，当年本人的答辩过后，茨默师长西席对我说：“我们现在是同事了（Jetzt sind wir Kollegen）。其余，要考虑一下下一步的题目。”这是题外话。
言归正传。1969年，茨默博士正式入职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一贯供职到两德统一，科学院按照联邦制，改为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学者茨默
茨默师长西席以解读文本有名，学界有“最高法院”之称，指的是他的学问渊深广博，对突厥学的全局有发言权，判断公道，终审结论难于翻案。有关突厥学的历史经纬源流，郑诗亮师长西席曾与茨默师长西席做过一次深入、精彩的访谈（《上海书评》，2019年8月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076792）。严格、客不雅观、有威信性，这是对他治学的最好总结。说他著作等身，不是虚语，文末附录简历所列的著作，只是茨默师长西席专著的几分之一。须知古代措辞释读事情类似于文科中的理科，没有看懂谈不上精确的释读，随意乱猜（guess-work），纵然不一定被同行公开撰文批评、改正，也一定无人引用，终将自生自灭。茨默师长西席的释读是突厥学的模范之作，虽然我也听他自己说过，某一篇论文恐怕不成立，不要用了，也不要翻译了。这正表示了一位严谨学者的科学精神和谦善态度。
在科学院事情之初，年轻的茨默就在哈匝伊教授的支持下，做成一件大事：创立“柏林藏吐鲁番文书丛刊”（Berliner Turfantexte，简称BTT），由东德科学院附属的科学院出版社（Akademie Verlag）出版，第一种为哈匝伊、茨默互助的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 nebst einem Anhang von Taijun Inokuchi（《梁朝傅大士金刚经颂的回鹘语残篇》），书后附有日本学者井之口泰淳的专题论文，显示了这个东德学术新丛书的开放姿态。到1990年两德统一，BTT共出版了十七种。而曾经拥有国际声誉的科学院出版社随政治变局进入了颠簸期，在短短几年内数次改易雇主，其人文部分先后由巴伐利亚的奥尔登堡出版社（R. Oldenbourg Verlag）、科奈尔森（Cornelsen Verlag）出版社收购，目前归入总部设在柏林的德古伊特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从第十八种开始，茨默将BTT转到荷兰的学术大社布雷珀尔斯（Brepols）接续出版，该社于1996年以他的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 Edition und Übersetzung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Goldglanzsutra（《金刚经序与第一卷的突厥语译本》）重张BTT系列。于今二十余年过去，目前出到第四十七册，也是茨默的作品：Uigurorum veterum fragmenta minora（《回鹘文书丛残》，2020年）。
东德科学院的吐鲁番学研究具有国际荣誉，这有两方面的缘故原由：
其一，德国西域探险队四次到新疆南北多个地区，发掘、采集、收购的古代遗物甚多，文书（写本、印本）就有四万件之数，涉及的措辞笔墨超过二十种，当中包含已经失落传的“去世措辞”（如吐火罗语、于阗语、“据史德语”、西夏文、契丹文等）和沉湮千年的古代宗教经典与教史记录（最突出的是德藏数千件摩尼教写本，为全球最丰富的收藏），东西方科研文化大国的学者历来非常重视，前往调查、研究，节制一手信息。作为这批宝藏的紧张收藏单位，柏林科学院自然成了朝圣参拜之地，它在西域语文、历史研究方面的悠久、精良传统，虽经两次天下大战的人才丢失、流失落而不坠，是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恒宁（W.B. Henning）、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另一个中国名字是冯加班）几位“吐鲁番人”（Turfaner，科学院同事对从事吐鲁番写本研究的学者的谑称），以及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米维礼（F.W.K. Müller）、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柏林大学的威利・邦（Willy Bang）、哥廷根大学的安德雷亚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为吐鲁番文书的解读打开了局面，而后由第二代鲍伊斯（Mary Boyce）、宗德曼、茨默接续传统，并发扬光大，使众人知晓这些哪怕只有几个字的小残片中包含的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的宝贵信息，令“六经皆史”“四库皆史”在非汉语文献中得到了适用性（拜会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序言）。
其二，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各国学者乐于前往的学术胜地，宗德曼、茨默分别为吐鲁番特藏的伊朗语、突厥回鹘语两大语系文献整理研究的掌门人。我在柏林读书、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有几年常常去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得以亲眼目睹这里之为国际吐鲁番学研究重镇的壮盛气候。所里常川有外地、外国来访客人，Livshitz、Hazai、Kara、McKenzie、Emmerick、Tezcan、Röhrborn、Erdal、Maue、Weber、Gnoli、Morano、Sims-Williams、Sam Lieu、Laut、Hartmann、Wille、Dietz、庄垣内正弘、小田寿典、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吉田丰、北村落高、西胁常记等东西各国的学者都是常客，年轻一代的有松井太、笠井幸代、Pavel Lurje、Ilya Yakubovitch等。中国学者中，有张广达、耿世民、吴玉贵、晁西岳、荣新江、段晴、李肖、朱玉麒、阿不都热西提、阿不来提、刘屹、余欣、潘华琼等师友到访，其时我也曾有机会问学、请教，起到一些陪同、先容安排阅览的浸染。2002年茨默师长西席在所长任上，与印度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高昌再探——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纪念”（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会议代表有一百二十之数，提交论文七十二篇，个中应邀赴会的中国代表有十三人。
茨默与中国及国际学术界
由于时期的缘故原由，中国学术界与天下隔绝了一些年，彼此来往甚少，信息不通，理解的路子只能靠出版物。这里举一个例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文弼师长西席所著《吐鲁番考古记》出版。早在二十年代，黄师长西席曾作为中方代表，跟随中国和瑞典的稽核团远赴西域稽核，创造了许多文物，包括大批古代写本文书。新中国成立之初，黄师长西席的研究陆续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吐鲁番考古记》是个中一种，收录了他在吐鲁番地区的一些创造，公布了一批材料，除了汉文的，也有非汉文的，有一些是梵语的佛教写本，还有一些不清楚是什么措辞，黄文弼师长西席很谨慎，以图版予以公布。茨默在东柏林读到了这本书，创造内有回鹘语写本，内容有摩尼教的线索，只管照片既不清晰又不完全，他还是把握住了一些关键语句、字眼，从高下文推求，于1970年写成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Manichäismus bei den Türken（《论突厥人摩尼教的几个问题》，在第十三届国际阿尔泰常设会议上揭橥，会议论文集Traditions religieuses et para-religieuses des peuples altaïques 出版于1972年），大胆提出这是一份摩尼教文书，记录了主要摩尼教史史料。论文揭橥，可谓石破天惊，引起轰动。其时《吐鲁番考古记》出版已经将近二十年。七十年代后期，耿世民师长西席理解到这篇论文，遂前往收藏黄文弼文书的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调阅全宗文书，做了通篇释读，确认了茨默的猜想是精确的。耿师长西席的长篇论文《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揭橥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四期。后来森安孝夫又在此根本上重做此题，深入开掘，为此既前往历博阅读原件，确认释读疑点，又远涉天山，前往吐鲁番实地踏勘当年出土遗址，完成了一篇《回鹘摩尼教史研究》（《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31/32, 1991年），得到东京大学博士学位，也因此奠定了他在国际摩尼教研究领域的威信地位。该书于2004年出版德文译本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Forschungen zu manichäischen Quellen und ihrem 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Übersetzt von Christian Steineck, Harrassowitz Verlag）。德文是国际东方学和摩尼教研究的主要事情措辞，英文著述远不及德文，至今仍旧如此。
还有一件事情，是茨默教授带着我做的，释读的摩尼教文书是1981年吐鲁番的文物管理所在柏孜克里克发掘出土的。大部分创造品陆续揭橥，但留下一些老大难残片，有条件看到这批文书的各家一时束手。2009年秋日，我在汉堡大学事情，茨默师长西席溘然来邮件说：“我最近看了一件文书，你回柏林时，请找韶光来科学院一谈。”下个星期，我就去了科学院见他。他拿出两张打印的文书图片，已经用透明胶纸粘在一起，说：“我拼合了两个残片，你看一下。”我一看，是两个边缘很不规整的文书残片，出土状态不好，有“缺肉”，如果在分离的状态，不随意马虎创造是可以缀合的。他说：“这是摩尼教的文书，我做了一个释读。”这个由东洋文库的梅村落坦师长西席带队跟新疆互助的项目，成果要在中国、用中文揭橥。茨默师长西席建议我与他合写。他口授了几条要点，我做了记录，回家根据他的习气文风整理成文，这便是《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一件新史料》（《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三期，第1-7页）。
吐鲁番1981年出土柏孜克里克回鹘语摩尼教文书81TB10: 06-3
在这个过程中，我创造文书中的两个西域地名，按茨默师长西席原来的释读一来有点绕，二来间隔有点远，不在从南疆到漠北的合理路线上。我又请他一起看舆图，他看罢说：你说的对。这就确定了文书里提到的是“黑车子”（葛罗康里）和“曳咥河”。文章他请森安师长西席提见地，包括那两个地名在内，得到这位既是摩尼教、又是西域史地专家的学者的认可。后来2014年8月森安师长西席应邀到柏林讲学，题目是《东部回鹘摩尼教史的新创造》（New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ast Uighur Manichaeism），提到2009年这项主要创造时，他用了Zieme-Wang-Fragment（“茨默—王某残片”）这个词，恐怕天下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表示了他对这件文书在摩尼教史上的主要性的定位，至于对我的过奖，只是顺带鼓励一个学术后来人，我既感且愧。茨默师长西席当年建议这篇论文由他和我共同署名，我坚持只承担译者的任务，由于文书缀合、释读是茨默师长西席独力完成的。这篇论文的顺利揭橥也受到《敦煌学辑刊》的大力支持，特地安排版面，把这篇文章排为当期第一篇。任务编辑是老友冯培红教授，他不厌其烦，细心处理，让我读校样前后凡七次，末了把海内出版界一样平常不做分外处理的音标字母和语音符号（diacritica）都按国际规范处理得完美无瑕，帮助我们圆满、按时完成了吐鲁番文物局与东洋文库的互助项目任务，留下美好的回顾。借此机会，再次向《敦煌学辑刊》表示感谢。
茨默师长西席在中国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不仅从事突厥语、回鹘语的同行学者奉他为泰山北斗，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也都把稳阅读、接管他多方面的成果。由于耿世民教授的邀约，茨默师长西席曾到中心民族大学讲学几个月，座中不仅有本硕博学生和青年西席，还有在京其他学术单位的资深学者。
2012-2017年我在中山大学任教，其间两次约请茨默师长西席专程到广州讲学。第一次的题目是《摩尼教〈下部赞〉的回鹘文本》。第二次的契机是中大要预备九十年校庆，举行“国际大师前沿讲座”，校办哀求我出面约请“（诺奖级别的）国际大师”来校讲演，操持的十二次当中，文科分得两三次。我不知文科学者中有诺奖得到者，只能请身任多重院士、德高望重的茨默教授出马支持。他选择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上的笔墨与措辞多样性——从无名氏到安藏：10至14世纪古回鹘语的例证》（Multiscriptality and multilingualism on the Silk Routes. From Anonymous to Anzang—Old Uyghur examples from the 10th to 14th centuries）。讲座在锡昌堂大讲学厅举办，那天欣蒙蔡鸿生师长西席到临担当评议高朋，谈论精彩，校内外听众反响热烈。
2013年茨默教授在“中山大学宗教史讲坛”的讲座海报
蔡鸿生师长西席、茨默师长西席、张小贵教授
中国有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约请过茨默教授去讲过学，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信息，形成一个完全的“茨默学术在中国的流传”表单。
由宗德曼教授与茨默教授于1995年共同创始的“高昌讲座”（Collegium Turfanicum，海内学界又译为“吐鲁番学讲座”），约请国际专家前往柏林科学院互换、讲演，目前已举办了九十四届（http://turfan.bbaw.de/collegium-turfanicum-en），历年来受邀的中国学者有荣新江（12th，2001）、王丁（15th，2003；64th，2013）、段晴（33th，2008；84th，2016）、庆昭蓉（36th，2008；70th，2014）、王建新（38th，2009）、李肖（49th，2010；58th，2011）、罗新（77th，2015）、陈浩（81th，2016）、付马（83th，2016）等。最近公布的第九十五届讲座的主题是纪念老所长茨默教授八十寿庆，同行学者雅聚联欢，晚辈同人饮水思源，十分恰当。倘若届时国际交通规复，可以想见一定会有很多远道的学者也去参与。
森安孝夫在德国柏林科学院第七十二届高昌讲座上，茨默教授主持，右起第三人起：Röhrborn、Sander、Schwartz、Raschmann、Wilkens等（2014年，http://turfan.bbaw.de/bilder/collegiumturfanicum2014）
茨默师长西席的学术贡献
茨默师长西席精通多种古代中亚措辞，也通古汉语，这方面的能力帮助他办理了很多突厥回鹘语特殊是佛教经典的困难问题。在世俗文书方面，他也有非常精彩的创造，如对来自汉地民间的“五更转”回鹘语译本的勘定。尤其令我钦服的是，他在一组很小尺幅的残片中创造有《管子》的回鹘语译文，这个难度非常大。
吐鲁番文书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宗教内容，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这三大领域茨默师长西席都下足功夫，逐一攻坚。由于他博士论文做的是回鹘语的摩尼教文献，在1974年还出了一本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的合集，对这方面的上百件文书做了全面的搜集、鉴别与释读，书后附文书图版，成为学者必须参考的基本文献。佛教残篇是他下功夫最多的领域，著述也最多。景教材料相对较少，难度更高，在这方面，茨默师长西席是天下范围内对吐鲁番景教研究最多的学者，集大成之作为2015年在美国出版的《中亚出土的古突厥语东方教会文献》（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Georgias Press, 2015）。
茨默师长西席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无法详举。有两个特点也容许以提出来，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详。一是他的著作具有科学性，一种具有可考验性的实证科学性。他的论证从来都单刀直入，不反复假设、迂回论证。我想这大概跟他最初选择化学作为专业有关，这种理科素养贯彻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结果只能是提高文科研究的精确性。这一点，是在我转头看当下很多文科著作时感触尤深的，森安孝夫教授也提出“理科史学”这样一个类型，可为实证派文科学者的纲领。二是他有创造而后作文，以是每篇文章要么是公布他作出解读的材料公布，要么是老问题的新讲授。这实在也是自然科学事情的基本哀求。古人云，“修辞立其诚”，没有求真务实的恳切实意，只是故作摇荡，纵有伟大叙事之势，无攻城拔寨之实，到底是不能在科学的专利局存下得到批准的发明的。
年齿愈尊，文章愈短，虽短而味深，小中却见大。这彷佛是一条学术定律，在茨默师长西席身上也有表示。他治学六十载，全部吐鲁番回鹘语残片都印刻在脑海中，很多问题一贯萦绕于心，真积力久，每每一朝宿疑顿解。我喜读这些精彩的短篇作品，做过一点翻译，如《古代突厥人的酒》（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突厥语Sart一词流变考》（Sart即“萨宝”；许全胜等主编《要地本地欧亚历史措辞论集——徐文堪师长西席古稀纪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古突厥语的纺织品名称》（尤小羽译，王丁校，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五辑，2020年），其他如《喷鼻香炉考》《项链考》等名物考证诸篇均是，有必要逐一译出，结集出版。
茨默老师
身为科学院的研究职员，茨默师长西席的本职事情是研究、写作、策划德国海内和国际的学术互助项目。他也一贯跟高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一贯没有中断教课，这也是由洪堡倡导的科研与传授教化并举的传统，在大学一方应有志于研究，在科学院一方应联系传授教化实际，把最新的成熟成果通报出去，培养学术新人。1994年起，茨默兼任柏林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一段韶光还代理过突厥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段韶光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浩老师曾经从学于茨默教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吐鲁番出土的数术文书整理研究，导师是冯孟德（Erling von Mende）教授，论文写作则是在科学院完成的，当时跟宗德曼师长西席听伊朗语的几门课，其余也为准备景教研究的根本，学了拉丁语和圣经希伯来语。茨默师长西席学术兴趣很广，他每每是先不耻下问，问我一些古汉语的问题或者我貌似熟习一点的东西，实在他对那些问题已经有相称的研究、探索，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印证或更多的例证。久而久之，我跟他逐渐熟习，到后来他乃至建议我不再称他Herr Zieme，直接指名不道姓，叫他Peter。这一点我至今都做不到，但不敢完备违命，以是采纳折衷办法，先称Peter，之后说话、行文仍旧用“您”（siezen），绝不敢说“你”，毕竟他是我从前敬畏、现在敬爱的师长。满族人、北京人在家里对长辈不也是都称“您”吗？
我的博士论文媒介花了一些篇幅写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到过的新疆南北道各处遗址，这类在外人属于不太随意马虎节制的冷知识，地名之小无处查考，何况还是用拉丁字母转写。但在未刊的德国探险队档案里有很多干系材料，可以比勘确定。这些遗址表示在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早期整理者制订的“创造地编码”（Find-Sigel）中。写作这个部分，得到科学院吐鲁番所几位师友的大力帮助，个中以茨默师长西席、宗德曼师长西席见教最多，毕竟他们对经手的所有文书都了若指掌。宗德曼师长西席的论文《以措辞文献学的手段完善、补正考古事情：吐鲁番文书的个案研究》（Completion and Corr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Work by Philological Means: The Case of the Turfan Texts. In: Histoire et cults de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P. Bernard, F. Grenet eds., Paris 1991, pp. 283-288）便是利用这类信息而写成的。茨默师长西席也常常以创造地编码作为参考，推证文书出地皮与文书内容的关联。
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时常给茨默师长西席看一些部分，请他提见地，后来就成了习气，让他都看，再后来他干脆说，你把写出来的尽早给我看，这样来得更快。我创造，他这样做，对学生最大的好处是：有错尽早改正，免得一起写下去，重复同样的缺点，或者在缺点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包括德语表达缺点，几百页非母语写作者的论文，改下来是占用了他很多宝贵韶光的。偶尔有德国人对本人的德文德语予以谬奖，我心里知道，茨默师长西席也责任承担了语文老师的角色。
我的第一篇吐鲁番学习作《Ch 3586：契丹大字残篇考》也是在茨默师长西席的详细辅导下完成的，文书中夹行书写的回鹘字是由他帮忙释读的。当时在柏林科学院客座访问的卡拉（Kara György）师长西席也是契丹措辞笔墨研究的专家，一起谈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笑话：我的契丹材料都存在电脑里了，到哪里都随着我。大概哪一天梦里福至心灵，我溘然就懂契丹语了。你的创造主要，连续努力，破解措辞，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拉师长西席是李盖提教授的学生，也便是伯希和的再传弟子。能够有机会在科学院、在茨默师长西席那里打仗到东方学的正脉，我深感欣幸。
最近两次见到茨默师长西席，一次是2018年6月在日本，一次是2020年6月在德国。从2012年到18年，茨默师长西席因家人在日本事情，他也随同常住日本，展开了繁忙的退休后事情期，也是他的一个学术高产期。附近告别东京的时候，东洋文库梅村落坦教授准备办一个送别活动，给我来邮件，建议我去给德国和中国同人代个表，顺便在东阳文科做一个讲演。我欣然接管了这个约请，坐飞机去听茨默师长西席的Farewell Speech，会晤日本师友。特殊令我冲动的是，讲座那天，不仅有主人梅村落教授激情亲切主持，气贺泽保规教授也到场指教，老朋友松井太教授乃至特意多在东京勾留两晚，等待这个活动举行。那次我讲的题目是《屏南文书的创造与摩尼教研究》，也在圆满完成这次讲座任务之后，迅速成文，将全部材料完全揭橥，以答关心这批新材料的海内国际同人。
2020年柏林再见茨默师长西席，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已身染重疫，德国也是半封闭状态。打电话的时候，我得知茨默夫人不甚乐意他出门，由于当时大家都还没有注射疫苗。他执意要进城会面，遂骑自行车到轻铁站，乘车进城，会面地点是老地方：寿司店。餐后，他建议我们一起去科学院看看。他退休后仍旧时常去研究所，还有门卡。我们从后门走进去，办公室走廊都是黑的，古老永动的Paternoster电梯也终于停歇不开了，我们从楼梯走上去，到了研究所，看到还在办公室坚持事情的Alisher Begmatov博士，握手寒暄，互道珍惜。
茨默大师
前些年，在一次《上海书评》的访谈（《高田时雄谈敦煌学》，2009年2月22日）中，高田时大军长西席对国际敦煌吐鲁番研究曾做过一次巡礼，以往百年早着先鞭的东西方各国环境不容乐不雅观，“日本搞敦煌学的越来越少，该当是与日本汉学的衰落趋势有关。其他国家也差不多，英法便是，由于他们的敦煌学紧张是为整理、编目的必要兴起的，这个事情做完了就没有了。欧洲几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还好”，德国彷佛一枝独秀，所指的正是宗德曼、茨默两位大师首创的Turfanforschung盛业（在国际学界，敦煌学、吐鲁番学是不分家的，纵然在只提敦煌学这个名目的情形下，吐鲁番研究也是包含在内的），不仅编辑出版目录（《德国藏东方写本注记目录》Verzeichnisse 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VOHD的伊朗语、突厥回鹘语等语种的吐鲁番写本系列）、专刊（《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erliner Turfan-Texte/BTT），还在柏林科学院设有专门的吐鲁番学研究所（Turfanforschung BBAW）以及挂靠德国几所高校或科学院的写本编目分支机构。由英国发起、多国参与的“国际敦煌学操持（IDP）”数字化项目，就完成程度而言，德藏部分最为完全，掩护精良，得到好评。这是德国“工匠精神”的一个体现，“德意志彻底性”（季羡林师长西席对deutsche Gründlichkeit的译法）的实例。
茨默师长西席是公认的大师，造诣之大，成果之既高产又卓越，不免令人有仰望宫墙之感。作为多年追随他读书问业的晚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便是他的勤奋有恒、下踏实功夫，是令我这个“年轻人”既佩且愧的。他已是欣开九秩的老人，每天依然抓紧做作业，任何事情都不在手头勾留，尽早一次性完成，就一个问题，每每在一天之内数次邮件来回，不落实不止。发邮件给他，最迟是第二天就能得到回答，除非碰上周末，他是基督徒，遵守风尚，周末一样平常略作安息停顿，以是仍旧是有恒的。
茨默师长西席向我不止一次说过，他还有一个心愿，便是探访河西的萨里回鹘故地。这还有待实现。在民大讲学期间，他曾利用周末韶光和意大利学者Pierre Borbone前往泉州参不雅观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两位不谙汉语的外国教授在机场打车，几险些没有一个司机知道摩尼教草庵所在，所幸末了涌现了明白人，帮忙指示路径。此行来去匆匆，未能参访其他遗迹。近年闽东地区的民间写本中创造的大量摩尼教成分，也在第一韶光引起他的兴趣，并于2013年命我在柏林科学院的“高昌讲座”（Collegium Turfanicum）做过一次先容（Neues zum Manichäismus in China）。蒙元期间吸引了浩瀚高昌回鹘人的东南地区还是茨默师长西席不甚熟习的。我希望新冠疫情给天下带来的封闭、阻隔状态快快解除，好让他能尽早重访中国，从泉南到天山，我陪他好好走一趟。
2022年4月19日是师长西席的八十华诞，诚愿仍骑二八横梁大自行车、仍旧耳聪目明、仍旧高产、仍旧与时俱进频繁更新他在国际网络学术平台academia.com账户并在此首发论文的福乐聪慧茨默教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Sadu sadu qutlug bolzun！
附录：茨默教授简历
茨默（Peter Zieme），国际著名突厥学家，古代突厥语与中亚宗教史学者。1960年至196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主修伊朗学、突厥学，1965年至1969年在民主德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1969年得到洪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留科学院东方所事情。1970年进入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与考古学中心研究所古代东方室事情，1993年转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2001年至2007年间担当该所所长。1994年起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当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匈牙利科学院名誉院士、法国亚洲学会名誉会员、土耳其突厥语学会名誉会士、英国学术院院士及多个国际学术专业委员会成员。
研究重点是整理研究中亚创造的各种笔墨书写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文本，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紧张是公元九世纪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期间）。另一研究领域为回鹘语社会经济文献与词汇学。紧张著作有：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摩尼笔墨书写的回鹘语文献》，1975年）；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密教回鹘译本残篇》，1976年）；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回鹘佛教的押头韵诗》，1985年）；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1992年）；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回鹘文本〈金光明经〉序与第一卷》，1996年）；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回鹘密宗文献》，2005年）；Fragmenta Buddhica Uigurica: ausgewählte Schriften（《回鹘佛教碎金——茨默论文集》，2009年）；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中亚出土古代东方教会回鹘景教文献》，2015年）等，数百篇用德文、英文、法文、日文、中文、土耳其文撰写的论文与大量书评。
任务编辑：郑诗亮
校正：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