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派认为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应该并重而不可偏废。
古代史家刘知几、司马光大体上持上述意见，他们首重实录、正史，但亦不轻视杂史小说。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把全部史乘分做“正史”与“杂述”两大类。他首重“正史”，在《古今正史》中，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势，上自《尚书》，下迄隋唐诸史，逐一扼要解释。刘知几虽重“正史”，但并非通盘肯定，如在《疑古》中批驳《尚书》，在《惑经》中批驳《春秋》，在《杂说》中批驳诸史。刘知几对杂史亦不轻视。在《杂述》中写道：“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失落。”他把古今杂乘分为十品：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外传、杂记、地理书、都会薄，并对每一种的长处和短处都做了剖析。他在夸奖“五传”、“三史”之后，笔锋一转写道：“蒭蕘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墨客不弃。故学者欲博闻往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役夫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24)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重正史、实录等官书，但亦博采杂史、小说等私记，可谓纲罗宏富。《通鉴》引用文献的种类，各家说法不一，总数当在300种以上。(25)他在《进书表》中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决议幽隐，较计毫厘。”又在《答范梦得》书中说：“实在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26)
明人王世贞就国史、野史、家史分别做了评论。他说：“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落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27)这段话概括解释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的毛病及其终于“不可废”的存在代价，全面而允当。
清人王鸣盛也认为官方文书与私人记载互有短长。他看重正史。在《十七史商榷》“后汉书年表”条中写道：“但读史宜专心正史，世之学者于正史尚未究心，辄泛涉稗官杂说，徒见其愚妄。且稗史最丢脸，必学精识卓，方能裁择参订，否则殽讹汨乱，虽多亦奚以为。”(28)不过，他并不轻视小说，在“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条中说：“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察推敲，不可偏执。如《欧史》温兄《全昱传》，载其饮博，取骰子击盆，呼曰：‘朱三’，尔砀山一百姓，灭唐三百年社稷，将见汝赤族如斯。据[王]禹偁谓《梁史·全昱传》但言其朴野，常呼帝为三，讳博戏事。所谓“梁史”者，正指“梁太祖实录”。今薛史《全昱传》亦不载博戏诋斥之语。欧公采小说补入，最妙。但是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29)
近人主见官书与私记并重的，有蔡元培、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蔡元培博通文史，对史料的利用也有精辟的见地。他说：“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代价上各有短长，合综起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落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落之于诬。私人记史事，由于亲自经历者固多，而最多是凭借传闻，传闻是随意马虎失落实的。人都不能无好恶，而私人立志记史事，自不免于感情的模范，故恰和官书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遗民之记逊国，明亡遗民之论虏事，其志可敬，其辞或不免过分，这些反靠官书去给他打个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于一类的业绩，不如私人记载之备各方面，且私著之没有官府的态度，是最可宝贵的，以是私著毕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无论直接的史料如档案，间接的史料如‘国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说一壁的话，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许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记，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们可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以是官府记载仍同样不失落为史料大源。守质者
陈寅恪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于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原形而无诬讳之失落矣。”(31)陈寅恪从原则上比较两种类史料的地方不多，但他在实际的撰述中闇练地、成功地利用了两类史料，并随处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之进行剖析。下文将予以解释。
傅斯年说：“官家记载和私家记载的互有短长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校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付一件事的来源去脉，以及‘底细’，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但这话也不能成定例，有时官书对付年月也很会错的，私书说的‘底细’更每每是胡说的。”“官家的记载时而失落之讳。这由于官家总是官家，官家的记载便是打官话。好比一个新闻，想直接向一位政府的秘书之类得到一个国家症结大事之内容，如何做得到？势必由间接的方法，然后可以风闻一二。私家的记载时而失落之诬。人的脾气，对付事情，越不知道越要猜，这些揣猜若为感情所使令，便不知造出多少故事来。……大约知道一件事内容者，每每因自己处境的关系不敢说，不愿说，而不知道者偏好说，于是时时免不了胡说。”“论到官家记载之讳，则统统官修之史皆是好例，所修的本朝史尤其是好例。禅代之际，统统欺人孤儿寡妇的逆迹；剪伐之朝，统统横暴淫虐的暴举，在二十四史上那能看得出好多来呢？”“说到私家记载之诬，则统统小说稗史不厌其例。”(32)
傅斯年写过一篇文章《明成祖生母记疑》，考证明成祖的生母是碽妃，而非马后。他所用的史料既有《南京太常寺志》、《明史·黄子澄传》这样的官书，也有《明诗综》、《陶庵梦忆》、《枣林杂俎》等私人记载。文中说：“太凡官书失落之讳，私记失落之诬。明国史略成祖之生母，讳也。明野史谓成祖为元孽，诬也。成祖愈讳言其生母，私家愈侈言其真父。此犹官报与谣言，各有所缺。后之学者，驰骋于官私记载之中，即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史料不可一概论，然而此义是一大端矣。”(33)《记疑》一文遭到朱希祖的回嘴，朱氏谓成祖的生母确为高后，而非碽妃。傅斯年复撰《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师长西席》一文，说：“朱师长西席笃信《明史》，笃信《明实录》，此自为史学家持正之态度。然私书不尽失落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官样文章英语中所谓Official version者，其可尽信否，试一看当代史事可矣。”(34)
傅斯年特殊重视史料的扩展。他在《历史措辞研究所事情之旨趣》中写道：“凡一种学问能扩展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5)还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期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36)回顾中国过去的史学，他认为，“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37)他盛赞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多少不雅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欧阳修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司马光“作《通鉴》，‘编阅旧史，旁采小说’，他和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都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38)比拟之下，他慨叹地说：“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展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便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外洋，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壁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39)本着尽力扩展史料的原则，傅斯年张罗资金，为历史措辞研究所购买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批档案虽是几百年前官府的旧文书，但尘封已久，无人干涉干与，故有新史料的代价。
顾颉刚对史料的意见，总体上说也是官书与私记并重，但前后有所不同。1922年，他在《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中说：研究历史，“总要弄清楚每一个时期的大势；对付求知各时期的‘社会心理’，该当看得比影象各时期的‘故事’主要得多。以是我们应该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条记比正史官书要紧。为什么？由于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不比正史，官书，贤人，君子的话主于敷衍门面。”(40)这时，他认为谣谚、野史的代价要远远大于官书、正史。到了1926年，他在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提出了“学术平等”的不雅观念，说：“我们对付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尚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力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由于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殊宝贵它，也决不由于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特殊尊敬它，也决不由于风尚物品和歌谣是小玩艺儿而歧视它。在我们的眼力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尚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动手研究的”。(41)这时他认为古物、史料、风尚歌谣的代价都是一样的。1928年，他在《妙峰山进喷鼻香专号弁言》中又说：“学问的材料，只假如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妍媸、净染等等的界线。”“在现在的时候，轻微知道一些学问的人都以为学问上的一尊的见地该当冲破”。顾颉刚等人妙峰山进喷鼻香调查的宗旨是提倡民间文化的研究，以是这里所说的对各种史料一律平等看待的侧重点，实在于强调民俗调查这种“活泼泼的新生命材料”。(42)
顾颉刚虽然强调新史料的利用，但也很重视传统的“正史”二十四史。他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写道：“然史之名贵，匪特在其卷佚之繁重，阐述之详明，裁断之有制，又当字字有来历，其所根据之质料可得而勘证，示人以必信焉。自赵宋而下，修史时所根据者今虽不可尽见，而政府公函，地方志乘，私家著述，存留者并多，犹得藉因此审查其然否。若上溯唐、五代以前，刻版未兴，直接史料亡失落垂尽，固亦有劫余之金石遗文及故书雅记在，然而其物过于零散，未足以供系统之磋商，言史事唯有据十七史为唯一之资源，所谓五千年之历史，前四千年只此而已，此无可奈何者也。”(43)
顾颉刚对史料的意见是全面而开阔的。1927年4月，他为中山大学写了一个《购求中国图书操持书》。操持要搜集的图书资料有16类：经史子集及丛刊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宜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本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44)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说：“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奇迹将五十年，即循此路子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夸奖。”(45)这16类在不同程度上都可看作历史资料。
总之，各种类型的史料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把它们综合起来，相互参照，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靠近历史的原形。第三派的主见，是利用史料的比较妥当的办法，第一派、第二派的主见亦有可取之处。本文未涉及第一手史料(或称质料、直接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或称次料、间接史料)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繁芜的问题，与本文有关，但应另做专题谈论，而且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讲清楚的。这里只想简明提及一点，即在官书这一大类中有第一手史料，也有第二手史料；私记亦如此。再者，被认为属于第一手史料性子的，有时内中也有第二手史料的身分；被认为属于第二手史料性子的，有时内中也有第一手史料的身分。以下举一二例予以解释。
档案历来被认为属于第一手史料，实不尽然。有些文件看似第一手史料，实为第二手史料。例如在一次战役结束后，最高指挥官呈报给军事当局的战果统计，一向被视为第一手史料，但它是由诸多基层战斗单位的上报材料(最原始的材料)经由综合和加工而形成的，本色上已更多地具有第二手史料的性子，而且这类战果统计每每浮夸敌方的丢失而缩小自己的丢失。(46)正史是著作，一样平常被看做第二手史料，但正史是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档案、起居注、实录等等)写成的，而且这些第一手史料后来大部分已经遗失落，故历史研究者就只能在相称大程度上把它们看做第一手史料。吕思勉说：“正史并非最原始的史料；但作正史时所据材料，十九不存，故正史在大体上即为原始的史料。”(47)私记中的日记、回顾录讲作者自己的事是第一手史料，讲别人的事，则是第二手史料。还有一种情形，某一材料从一种角度看属于第二手史料，但换另一种角度看则为第一手史料。例如某个政治家在他的回顾录中对当时发生的某一他未亲自参加的政治事宜所做的评论，单就他的评论而言，当然是第二手史料。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个政治家对这一政治事宜采纳何种态度时，那么他的评论就成为第一手史料了。总之，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之间并无绝对的界线，只是大体言之而已。萧一山说：“质料之代价恒过于次料，固不待论，但其间亦非有绝对的界线，治史者尤不可不知。如档案公函虽属质料，而所载对方之事，则仍为次料。咸同谕旨折奏之纪洪杨，即其类也。官书、传记虽属次料，而所载本身之事，则仍系质料。蓝皮书之报告、曾、左、李之全集，即其类也。私人条记述其见闻，多数道听之言，世固以次料目之矣，但有时所纪事变之底细，名人之轶闻，以及制度兴革、社会情形，廻非官牍所能详，则仍属质料。……故质料与次料也，乃就关系之直接与间接而言，非其本身即具此特质也。”(48)西方史学家约翰·布罗也认为：“一手与二手史料的差异是有弹性的。”(49)
二、陈垣、陈寅恪对史料的认识与利用
在古今史学家中，善用多种史料著书而取得显著成绩者，代有其人，古人如司马光，近人如陈垣、陈寅恪等。以下就陈垣、陈寅恪二人在研究中利用多种史料的情形稍做一些详细的先容。
陈垣著作中利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他几次再三强调，搜集材料应力求完备，常以“竭泽而渔”作比喻。他说：南方人在池塘中养渔种，鱼终年夜后，将水放出，逐条取鱼，一条不漏。(50)他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种文献多达二百一二十种，所用材料以诗文集和金石录为主，个中元、明人文集约百种。除一样平常史家常用的正史、方志、杂记、随笔外，更广泛地利用了韵书、画谱、书法、进士录等，包罗史料的详备程度堪称做到了“竭泽而渔”。他在采取史料时，十分重视文集，这是他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点。他研究元史，既肯定了《元史》的代价，认为它保存了许多原来的材料；又广泛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
陈垣生平重点研究宗教史，紧张研究宗教和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的盛衰变革情形，而不谈教义。因此，他研究宗教史，不仅利用教会文籍，而且利用教外文籍。他在《从教外文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中，列举了必须参阅教外文籍的6条理由：可补教史之不敷；可正教史之偶误；可与教史相参证；可见疑忌者之生理；反对口中可得反证；察看犹豫议论可察人言。(51)陈寅恪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欣赏，于1934年4月6日致函陈垣，说：“顷读大作讫，佩服之至。比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文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尠矣)。今公此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鍼度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样平常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52)
另一方面，陈垣又利用宗教文籍，研究世俗历史。他在《中国佛教史乘概论缘起》中说：“中国佛教史乘，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礙难通之史蹟。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乘，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例如，他指出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可考前凉张氏始终用晋年号，“不独始称西晋憨帝建兴年号，其末仍用东晋简文帝咸安年号”。又如，他指出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可考《世说新语》所关涉的晋僧。《世说新语》中涉及晋僧几二十人，此二十人中，见于《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53)
陈垣还开拓了以释家语录考史这一新园地。他说：“夫语录特释家言耳，史家向不措意，怎知其有裨史乘也。”(54)《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初引语录入史，随后又有《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天子出家》二文问世。他利用《憨璞语录》、《玉林语录》等语录，考证顺治出家问题，得出结论：“顺治实曾故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55)后期的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引用语录尤多。
陈垣虽然广泛采取各种类型的私家记载，但他对付官方文书也很重视。他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时，充分利用了《元史》中的材料。清代学者以《元史》成书仓促，讥为疏略，但关于也里可温在元朝的原形，竟赖《元史》以传。“究其以是存此之由，末始不由于草率之间悉本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56)这就充分肯定了《元史》的代价，而不是像清代学者那样只看到它的缺失落。陈垣考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史，多参考清廷档案。他还在讲课时特殊向学生指出清初诸帝的硃批谕旨的史料代价，强调不仅《东华录》望尘莫及，便是当时实录的有关段落也是由《硃批谕旨》中得来的。(57)他在写给他儿子陈乐素的一封信中说：“凡研究唐宋往后史者，除正史外，必须熟读各朝一二大家诗文集，能有本事注者更佳，可以不雅观其引用何书，而知正史之外，诗文条记如何有助于考史也。”可见，他对官书与私记都是重视的。(58)
陈垣搜集史料，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利用历史上的一些工具书。他很重视《册府元龟》，说：“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59)1942年，陈垣用《册府元龟》及《通典》补足流失落八百年的《魏书》缺页，共316字，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把稳，此后用《册府元龟》校史、补史者日多。
陈垣对付他所研究的问题，在史料征采上确实是“竭泽而渔”，节制材料的丰富，少有人能与之比较。例如，《清初僧诤记》征引书目，多到八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征引书目，更多达一百七十余种。陈寅恪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称：“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师长西席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包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60)但陈垣所写的文章，却从不堆砌材料。陈垣的学生刘乃和回顾说：“他(指陈垣)主见搜集材料要全，但写成文章时，不必把所得材料都放在论文里，要有选择、有重点，要利用最能解释问题的材料。”(61)
陈垣对付搜集史料要全面的意见，还可见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近代史时，说：“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统统档案、碑传、文集、条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随意马虎。窃意宜分类研究，紧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62)
以下谈陈寅恪。陈寅恪治史，在史料利用方面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他在《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中，强调扩充资料范围的主要性。“今日中外学人考证佛典虽极精密，然其征采资料之范围，尚多不能轶出释教法藏以外。特为扩充其研究之领域，使世之批评佛典者，所恃证据，不限于贝多真实语及其流派文籍之中，斯则不佞草此短简之微意也。”(63)他还曾对陈述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哀求合实际”。(64)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也是他常常强调的一个原则。
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他说：“见其所注(指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宁详勿略之旨，甚与鄙见符合。”序中又讴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喜聚异同，取材详备”。他认为：“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文体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实在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前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精品，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65)对付导源于佛徒的“合本子注”的宋人长编考异法，陈寅恪十分欣赏。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他写道：“今师长西席搜集古籍中事实措辞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已意，校勘是非，阐明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路子，树一新模楷也。”(66)陈寅恪认为“合本子注”的方法，“与今日措辞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支愍度的见地，“即今日历史措辞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67)
陈寅恪著作中利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在利用私人记载这类史料时，“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尤具特色。“以诗证史”的方法不自陈氏始。古人可追溯到黄宗羲，同时期人有刘师培和邓之诚。清末刘师培已揭橥《读全唐诗发微》；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于抗战期间开始撰写。但陈寅恪的贡献则在于把这种方法系统化、完善化。据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姜伯勤说：“1956-1957年顷，陈寅恪师长西席在上“元白诗证史”第一课时，指出本课程的目的，即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之言，以拖沓机种田的速率，有别于老牛木犁之速率，在历史上别开生面。而开这门课即是一个练习。”(68)陈寅恪晚年耗尽心血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外传》，据统计，共引用了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条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更把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个中也有不少繁琐、枝蔓的考据。
以小说证史，陈寅恪最为善于。名篇有《读莺莺传》、《桃花源记旁证》、《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等。他认为“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事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响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形”(69)。又说：“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70)
陈寅恪熟习佛藏、道藏，长于从中搜集材料，与教外文籍结合，用以研究宗教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文学等方面的关系。《武曌与佛教》一文述论了武则天利用《大云经》以巩固其女帝政治地位的关系。(71)《莲花色尼出家分缘跋》一文述论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必须尊重本土的传统道德，而不得不删去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的情节。(72)《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化》一文，述论了佛教经典文体与后来小说文学的关系。(73)《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旁征博引，从正史、杂史、地理志、医书、类书到道藏，外书与内典相结合，用滨海地域一向之不雅观念，解释了先后三百余年间天师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74)
陈寅恪对官书和私人记载是同等重视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几经辗转卖到李盛铎手中，当历史措辞研究所听到李氏要卖出这批档案时，陈寅恪极力主见买下，由于他认为这批档案具有第一等质料的性子。1928年12月17日，他写信给傅斯年说：“盖历史措辞之研究，第一步事情在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质料为最要。”(75)史语所于1929年买下档案，同年景立了《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陈寅恪与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一起参加。陈寅恪利用内阁大库档案，写了《高鸿中明清制定条约条陈残本跋》一文，称“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落关键之所在，因略徵旧籍，以为参证如此。”(76)
陈寅恪有关隋唐史的两本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大量利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类常见的传统史料。他在平日讲课时，也强调官方文书的主要性。据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条记”(1935年9月23日)，陈氏所列参考书，个中“最低限度必读书”有：《资治通鉴》、《通典》和新、旧(书·志)。进一步学习的书有《晋书》、《南北史》、《新唐书》。“进行广泛的研究”，除上列书，再加上《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诸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以及诗文集、条记，如《全唐诗》、《全唐文》等。(77)在这个书单中，官修的正史占很大比重，但诗文集、条记等私家记载也未忽略。
陈寅恪既然主见尽可能扩充史料的领域，自然要重视新史料的创造。他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期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期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学者，今日天下学术之新潮流也。”(78)陈寅恪不仅在理论上指出了燉煌学的主要性，还身体力行，撰写论文，在佛经、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首创性的贡献。关于什么是新材料，陈寅恪的意见是：“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创造，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把稳，新阐明”。(79)
陈寅恪把稳发掘新史料，但他仍认为群经诸史这类旧史料是治史者必须做为根本利用的。针对清代以降一些专治金石而忽略经史者，他指出：“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搜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分开之片段，未有不理解多数搜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分开之片段不误者。”(80)他还说：“必定旧材料很熟，而后才能利用新材料，由于新材料是零散创造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的地位，以复旧不雅观。”(81)
陈寅恪对史料有很开阔的意见。一样平常认为史论无关史学，无史料代价，但他却认为：“史论之作者，或故意，或无意，其发为辞吐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82)
关于史料的真伪问题，陈寅恪持辩证的意见。他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期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名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期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期及作者，即据以解释此时期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83)他专门写了《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解释智恺序虽是假造，而伪序中却含有一部分真史料。(84)
总之，陈垣、陈寅恪二人利用史料的原则和详细办法是：官书与私记并重、兼采，根据研究问题的须要，用所当用。他们利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但因他们都不专门研究经济史，故著作中涉及的经济史料很少。
三、余论
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助于史学的进步。
德国史学家兰克在19世纪欧洲史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被认为史料丰富，考证精确，实在并不尽然。兰克始终关注的因此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为主角的政治史，尤其是外交史，因此他的取材也不出这个范围。外交职员报告、外交书信，例如16世纪和17世纪威尼斯大使的47册报告，是他特殊重视的史料。社会、经济成分险些被他完备排斥在外，以是他的著作也缺少这方面的史料。(85)该当说，兰克在利用欧洲各国档案馆的政治、外交史料方面比古人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他利用史料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兰克看重统治阶级上层人物而轻视下层百姓。马克思称兰克为“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86)与兰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公民群众在历史中的浸染。恩格斯为相识释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除亲自调查外，还广泛利用了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如《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英国户籍总署署长关于出生、去世亡、婚姻的第五号年度报告》等。(87)马克思写《成本论》第1卷第8章《事情日》，大量利用了英国《工厂察看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等材料。(88)他们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大大推动了无产阶级历史的研究。
19世纪末，历史学界涌现了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历史学的选材必须扩大、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浸染应给予更多的重视。相应地人们哀求历史学该当更密切地与各种社会科学相联系。(89)进入20世纪，特殊是在第二次天下大战往后，涌现了多少新的学派。新学派为了贯彻它们对历史的意见，就必须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史料来源。以1929年景立的年鉴派为例，他们提倡总体地研究历史，这种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层次：从政治、外交、军事到经济、社会、文化、心态、人口等等。须要研究的新问题很多，从而要创造新的史料。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依赖财政档案、税务档案、法律档案、地皮文书、身份证明记录等类的资料。人口史的研究离不开中古期间教区用于出生、洗礼、婚姻和丧葬的登记册和近代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些都是旧日传统史学所忽略的史料。当代史学扩充史料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
总之，到了21世纪，历史资料的数量已达到了无法统计的程度。旧史料堆积如山，但尚有许多未被利用，(90)新史料复层出不穷，第二次天下大战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数量和档案馆都在增加。(91)只管如此，史料往后还会连续扩充，也必须连续扩充。由于人类社会在发展，发展中一定产生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就必须搜集与新问题有关的新资料。马克思当年说过：“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付稽核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末了，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创造，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统统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驳地仔细研讨新的材料。”(92)这个道理仍旧适用于本日，或者说，更适用于本日，由于人类进入20世纪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进入21世纪后，将会发生更大的变革。从资料方面看，今人研究历史，有幸有不幸。幸运的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不幸的是：史料如汪洋大海，史家有沉迷个中的危险。搜集材料应力求全面，但全面不即是一点不漏，一点不漏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做到全面又谈何随意马虎。史家为免灭顶之灾的自救之方就有赖于理论的提高和方法的改进。史学理论的提高和史学方法的改进是两个专门的大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兹不具论。这里只想提及一点，即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是三个相互干联的问题，可分别论述，但不可奉其一为至尊，而贬其二为附庸。本文旨在解释利用史料应该官书与私记并重，新史料与旧史料兼采，而绝无意鼓吹“史料至上”的不雅观点。笔者学识浅陋，晚年撰稿，更多失落误，敬希读者示正。
附记：此稿之得以写成，多赖江湄、张志强、符静三君之助，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