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93年新志《军事》卷中的谬误
文/雷家炳
翻阅新志第20卷《军事》各节，见其讹误颇多，其时间上的错乱尤甚。现简列如后：
1、新志（P579）《军事》卷中：“秦二世三年（前208）汉刘邦纳张良计，在富水筑城屯兵，养精蓄锐，翌年过武关，入关中成帝业”的记载有误。
一是秦二世三年系甲午岁，为公元前207年，而并非（前208）年。
二是刘邦于秦二世三年（前207）六、七月间占领宛城南阳后，大军随即西进至丹水（今内乡县境），玄月就攻取武关，继又挥师古峣关（今牧护关），在蓝田大败秦军，形成兵临咸阳的局势。故“在富水筑城屯兵，养精蓄锐，翌年过武关”之说，明显与史相悖。
2、新志《军事》卷中：“崇祯末年，著名农人叛逆师领袖李自成先后2次在境内屯兵休整，东进中原。个中有1次在富水南面的金钟山上筑寨休养，娶妻生子。”（P579）的记载不准确。
其一、“末年”常日指末了一年，“崇祯末年”系崇祯十七年（1644）。该岁闯王已打进北京，崇祯吊去世煤山而明王朝灭亡。随后又进兵山海关。
其二、据史料记载考，李自成曽于崇祯六年（1633）、崇祯九年（1636）、崇祯十一年（1638）、崇祯十二年（1639）和顺治二年（1645）先后五次进出商南。其在崇祯十二年冬至翌年仲春曾在富水屯兵。显见新志“先后2次在境内屯兵休整”的记载是不足准确的。
3、新志《军事》中（P579倒4行）：“1944年4月，蒋介石嫡系主要将领汤恩伯，悲观抗战，带领十三军退居商南7个月”的记载不准确。实际上，汤恩伯中原败北后，即被撤销了第一战区副司令主座职务，退至西峡口待命时，其部属包括十三军皆交由陈诚统一组编了。他于农历六月下旬来到商南县时，只带领其八大处机关及幕僚亲信，先住城关小学，农历七月一日移驻清油河墹场，农历八月旬日，主座部和警卫营迁驻八龙庙老虎沟邱家祠堂，农历十月初奉调离商去贵州，在商南前后仅居住了5个月而已。（见附文：《汤恩伯在商南》。
4、新志《军事》第一章中，第三节“商南县是革命根据地之一，从1932年起”的记载（P581）不足准确。应从1930年，中共鄂北特委老河口联席会议，派郧县县委布告宋良卿等到赵川开展兵运事情，实施武装盘据计起。
5、新志第二章“地方武装”第二节“革命根据地武装”中，将“陕南支队”错为“陕西支队”了。结尾记述“进军陕南，经略中原”之意不足清楚（P587）。
6、新志《军事》第三章“驻军”弁言中：“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境驻绿营兵5处。”的记载有误(P591)；实际在境内驻军，为青山右营辖富水、清油河、普峪河、梳洗楼和赵川五讯，共六处而非五处。
7、新志第一节“古代驻军”中，“康熙四十五年（1706），绿营兵驻防商南有五处，青山寨、富水关、清油河、梳洗楼和赵川。”的记载有误(P591)。再从其“青山右营和本营2卡配守备、把总外委各1名；富水关配千总、经制、外委各1名；梳洗楼卡配外委1名；赵川、普峪河、清油河卡各配经制1名。把总署设县城，配把总1名，马兵10名，守兵60名，在西关内设演武场。”的记载看（P591），明显漏掉了普峪河一卡；当时境内实际驻绿营军，连同设在县城的把总署共为七处，而并非五处。
8、新志《国民驻军》“别动队驻军”中：“1936年9月上旬，蒋介石派别动总队第九中队100余人到商南接防，……10月初2，红军到西平官庄一带活动，别动队出发防堵，被红军打去世22人。11月中旬，西安事变，张、扬扣留蒋介石时，陕军与别动队发生冲突。此后商南县再也没有别动队到来。” （P591）的韶光、地点、数字记载都不准确。
一是，驻商南的别动队，系公秉藩第一支队特务排第十九中队，而并非第九中队。
二是，红七十四师于1936年11月13日经青山到达富水界牌和西坪罗家庄一带，而非“西坪官庄”。
三是，在界牌桑树重创公秉藩别动队的韶光是11月14日（农历十月月朔日）；并非是“10月初二”。
四是，这次战斗，击毙仇敌百余人，个中别动队20人（内有上校、少校军官各一人），俘敌一百余人（内有别动队中校军官一人）。而非“被红军打去世22人”。
其五，西安事变，张、杨扣留蒋介石系在12月12日，俗称“双12事变”，而并非“11月中旬”。
此外，新志中有关日期的记载，类似如此公历与农历混记之处，颇为泛泛多见，既不规范又不准确，令人很难分清与确定。
9、新志《国民驻军》“国民十三军”中，“汤恩伯是抗日战役期间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主座，……民国三十三年（1944）4月尾，他率领十三军由中原退踞商南，开始住在南关小学，5月初五（端阳节），搬住清油河乡墹场王子英家，当国民党中心令汤就地检讨待命时，他觉察处境不妙，以选‘龙地’避难‘转运’，便又迁住清泉乡正沟（罗佛沟八龙庙）。”的记载中（P592），韶光多误，地址多讹乱，事实稠浊不清，讹误多多。
其一，是抗日战役中原会战期间，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主座是蒋鼎文，而汤恩伯是副司令主座而并非司令主座；
其二，个华夏败北后即被罢免，其部属包括十三军皆交由陈诚统一组编了。他到商南时，只带八大处幕僚机关而不是“十三军”。
其三，其于1944年农历六月尾来商南驻城关小学，而并非“4月尾由中原退居商南”；
其四，其于农历七月一日，转驻清油河镇墹场王子文家；并非所谓“5月初五（端阳节），搬住清油河乡”。
其五，八月初中原反省会后，寻到“龙虎地”，于农历八月初旬日，由清油河“迁驻八龙庙老虎沟邱家祠堂”。而并非“当国民党中心令汤就地检讨待命时，他觉察处境不妙，以选‘龙地’避难、‘转运’，便又迁住清泉乡正沟（罗佛沟八龙庙）。”
其六，时八龙庙为西区八龙乡，并不从属于清泉。也没有“清泉正沟”这个地方。清泉沟在八龙南面三华里处，由历史上的“秋千沟”后被讹音所致，当地现口称音仍为“秋清沟”。而“正沟”则在纸坊沟垴，这两处于事宜并无关联。
其六，其“（罗佛沟八龙庙）”应为“八龙庙老虎沟邱家祠堂”。由此可见，其讹误与混乱之程度。
10、新志第四章《兵事》弁言中“商南县为秦楚边域，又为丹江水路、商淤古道要塞”记载中（P593第一行），将“商於”讹为“商淤”了。
11、新志第四章《兵事》弁言中，“兵事频年，据《吕氏春秋·君览》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的记载（P593第一行），实属附会。历史上对“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的详细地址历有争议，《淮南子·兵略训》“此丹水，即今丹江，为汉水北支流。”《吕览·召类篇》：“夏氏谓丹水即今南阳浦岸”。而《吕氏春秋召类篇》则言：“丹水即丹河，发源于宗子县与高平县交界处的丹朱岭，源从山阴流出，向东注入浊漳河”。另有谓“黄河即丹水说”，更有“江苏高邮金湖说”以及“萧湘说”等等。但目前学术界主流不雅观点认为，“尧因初封于唐，后人称其为唐尧。都今顺平县（保定西），后受大水威胁，又将都城从帝丘迁到平阳(今山西临汾)，故尧文化发源并发祥于山西临汾地区。时盖尧子丹朱不肖，尧以天下让诸舜，放帝朱于丹水，丹朱不服，遂与当地三苗南蛮旋举叛旗，尧乃战之于丹水之浦，丹朱兵败怀惭，乃自以为‘有罪’，因而‘自投南海而去世’”。《韩诗外传》卷三载：“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说苑·君道》有类似记录。）据《山海经·外洋南经》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从以上情形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的地址，当为“潇湘说”之湖南境，并非境内丹江。况且，历史上的丹水系指老河口至淅川之西南段，我县境内之丹江，在明代前名称“两河”，近代俗称“州河”。故此“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在商南境内之说，显属附会。
12、新志又载“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秦晋联合进攻鄀国，楚国考虑鄀国的计策地位，出兵援鄀御秦，在境内反复激战，终因秦国壮大，举国南迁，成为楚邑。” （P593）的记载，显属附会之说。
首先，就古鄀国地理位置说，据史料记载：周前，有小国八百多个，西周后真正能成为诸侯国的也就一百个旁边，到了东周初期就只有80几了。古鄀国，允姓。有上、下鄀之分。上鄀，在河南淅川西南与湖北郧阳上津交界处。是秦楚界上的小国，都商密，又称龙城，（即今淅川西南李官桥）。下鄀，在湖北宜城市东南，显见古鄀国并非在今商南境。
其次，再就秦晋伐鄀路线看，《左传》载：“周襄王十八年（前635年）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鄀之都）。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今西峡）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 是说：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5年·秦穆公二十五年)秋，秦军在晋军帮忙下，进攻楚附庸鄀国(今河南淅川西南)。南阳周近的楚申、息两县守官斗克、屈御寇，率当地楚军赴鄀防守。秦军出武关，迂回商密西北门户析邑(今河南西峡)，南下渡丹水，切近亲近其都郡商密。为震慑鄀守军，秦军捆绑部分士卒，假冒鄀军战俘，制造秦已占析（今西峡）的假象。秦军包围鄀后，乘黑夜在城外掘地杀牲，伪制盟书，再造援鄀楚将已与秦军缔盟的假象。鄀人误认为析已失落守，且楚军亦已背叛，遂向秦军屈膝降服佩服。随后楚将斗克、屈御寇亦被俘。楚令尹子玉闻讯，领兵追击回撤的秦军，未及而上。后于楚穆王九年（公元前617年），“鄀”国为楚国所灭。淅川龙城成为楚国的一个主要城邑，鄀人遂以国为姓允鄀，而为楚民”。由此显见，古鄀国故址当在今淅川南乡一带而无疑。
其三，就秦、晋伐鄀战例看。《左传》点评：“是一未经战斗，而以智谋取胜的范例战例”。显见新志 “在境内反复激战”的记载属臆造历史。
13、新志兵事中：“东晋咸康十年（327），桓温率师伐秦，激战于丹淅之间（境内丹江水路）斩首8万”（P593）的记载。在该章第一节《古代兵事》里亦有“东晋咸康十年（327）2月，桓温率师伐秦。水军自襄阳入均口，步淅川进武关”的记载(P593)。所记述的韶光、地点都有差错。
一是，公元327年为东晋成帝咸和丁亥二年，并非咸康十年。
二是，据考咸康自乙未（335）登基至壬寅（342）崩，前后在位只8年韶光，县志载‘咸康十年’显属荒谬。
三是，据史料记载：“东晋永和甲寅十年（354），桓温统步骑4万伐秦，自以兵从襄阳入均口南乡，步从淅川取武关。…倍道而攻上洛…进屯灞上”。由此可见：桓温率师伐秦的韶光，系在东晋永和甲寅十年（354）。而并非‘咸康十年’亦非327年。
四是，“桓温率师伐秦激战于丹淅之间”。这里的“丹淅”，历史上系指淅川丹水与淅水之间地境，并非指“境内丹江水路”。
14、新志《兵事》第一节“古代兵事”中：“秦二世二年（前208），汉高祖同霸王项羽争进关中，欲夺天下……挥兵进驻富水，并在此筑城扎寨养兵蓄锐，因而富水曾称汉王城。”的记载（P593），其误有三：
一是、刘邦西进系在秦二世三年（前207），而并非“秦二世二年（前208）。”
二是，刘邦于当年六、七月间占领宛城南阳后，于八月大军随即西进至丹水（今内乡），玄月就攻取武关，继而又挥师古峣关（今牧护关），在蓝田大败秦军，形成兵临咸阳的局势。故“在富水筑城屯兵，养精蓄锐，翌年过武关”之说，显然与史相悖。
三是、刘邦过富水时，还没有汉王头衔。据旧志《商略》载：“汉王城”在今十里铺，“为汉光武帝刘秀驻军所筑。”
15、新志《兵事》第一节“东汉光武建武三年（28）4月，冯翼击败岑延于武关，东下走南阳。”的记载(P593)。韶光有误。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为丁亥岁，即公元27年；而公元28年则为光武帝（刘秀）戊子四年。
16、新志《兵事》第一节，记载“南宋绍兴十一年（1138），金兵攻陷商州” (P593)。的韶光亦不准确。南宋绍兴十一年，为阴历辛酉岁，系公元1141年；而公元1138年，则为绍兴戊午八年。前后相差3年。
17、新志《兵事》第一节载：“明成化六年（1471）再度叛逆” (P594第三行)的韶光仍旧有误。明成化六年为庚寅岁，系公元1470年；而公元1471年，则为明成化辛卯七年。
18、新志《兵事》第一节载：“崇祯六年（1632）12月，横引狼等和李自成叛逆师入商南。”的韶光亦有误(P594)。崇祯六年系癸酉岁，为公元1633年；而公元1632年，则为崇祯壬申五年。这从紧接着的志文“崇祯八年（1635）横引狼与驻防官在武关大战”和“九年（1636）4月，闯王及满天星等由商南进入武关”的记载，就能看出前者年代的谬误。
19、新志《兵事》第一节中，“崇祯十一年（1638）2月，明将贺人龙同降将蝎子块，对李自成义军进行围剿和追击，捉住其妻子（其妻王姓女，系商南县富水王家庄人）”（P594）的记载显属不实。李自成系崇祯十二年（1639）冬，才率部东到商南扎营于富水金钟山一带，并在此娶王姓女为妻（富水关人），人称王娘娘，次年生子”。而崇祯十一年被捉之妻，咋会“系王姓女，商南县富水王家庄人”呢？此外，李自成所娶系王家楼王姓女，而并非“富水王家庄人”。
20、新志《兵事》第一节中，“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兵败漳关，次年（1645）正月，率兵进入商南富水关，出马蹄店，屯营马鞍山”（P594）的记载有误：
一是，将“潼关”缪误成为“漳关”了。
二是，“兵败潼关”的韶光，应为顺治二年正月十二日，而并非“清顺治元年（1644）”。据翔实资料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十仲春，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二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潼关，闯王抵敌不住,于正月十三日弃潼关、西安，南撤商洛出武关入商南，再转湖北九宫山的。
21、新志第三节《当代兵事》，“何试三围城” 中：“民国二十二年（1933）2月15日，组织军队近千人包围了商南县城，因防守严密，双方攻守一个半月……4月1日突围”（P595-596）的记载韶光、日期天数皆不准确。
一是、何试三围城的确切韶光是在民国二十二年农历仲春二十五日，（即1933年3月20日）至三月三旬日（1933.4.24）晚突围，前后35天，而非“一个半月”。
二是，该节对“围城”缘故原由记述的不足清楚。实则，任志武部，系我党领导的农人武装，于1932年3月，以“保卫团”的合法身份霸占了商南县城，这是我党领导农人自卫组织，武装霸占县城的一次成功考试测验。期间，成功策应了红四方面军北上，又广泛开展反霸减租活动，革除了恶霸、伪区长十多人。因此，遭到何试三为首的反动毒辣势力的联合围剿。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伶仃无援而失落败。
22、新志“红七十四师”中，“民国二十四年10月6日，在商南碾子坪正式成立了七十四师。郑位三任师长。”（P597）的记载有误。实际上是1935年7月，红25军主力离开陕南后，豫陕、鄂陕两特委，于9月9日在我（商南）县梁家坟会合，联合成立了“鄂豫陕特委”；10月6日，又将各游击武装合并，组建为红七十四师，由陈先瑞担当师长。
23、新志《赵希愚在商南》中载：“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冬，赵希愚任三十八军政治部宣扬部长，遂参加陈先瑞司令员所领导的十七师”（P598）的记载。韶光情节皆有误。实则：1947年7月下旬，由500多名陕南籍干部、战士组成的豫鄂陕军区教导团，与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教导大队合编为38军教导团，汪锋任38军政委、陈先瑞任38军副军长、赵希愚任38军宣扬部长，同年8月，赵随38军17师南下，任豫陕鄂前委办公室主任，豫西日报社社长。
24、新志《赵希愚在商南》中，“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冬，经耀岭河、太子坪开至徐家店……11月20日直插百家岗沙坪，驻中桃坪，处决了百家岗邱子文。” 的记载（P598），韶光不准确、地点和情节亦混乱不清。实际事实经由是：民国三十六年农历冬月二旬日，即1947年12月31日，雷震（胡金声）部，从过风楼顺毛河而上，经百家岗时捉了邱子文等人（邱系八龙庙萝卜沟垴鱼塘人，担当过商南县自卫团团长和永清区联保主任），后经清油河，夜宿腰庄庙（沙坪）。明天将来诰日（农历冬月二十一日即公历1948年元月1日）下午进驻桃坪街，经审讯后，在半夜时分枪毙了邱子文。据此可见县志记述存在问题：首先，从耀岭河到徐家店并不经由太子坪。二是，将12月31日直插百家岗，讹谬为11月20日了。三是“直插百家岗沙坪，驻中桃坪”的记述，韶光不准确，地点稠浊不清。百家岗相距沙坪还有70华里路，沙坪距桃坪又数十里之隔。但据记载看，“百家岗沙坪” 中间没有标点符号和连接词，彷佛是一个地方，而桃坪又彷佛为个中的一详细地点。四是，邱子文的家庭住址缺点，身份也没有交代清楚。邱子文并不是百家岗人，而是八龙庙萝卜沟垴鱼塘人。担当过商南县自卫团团长和永清区联保主任。五是，处决邱子文的韶光不清。总之，方志是留给后人的史料，不只是给知情人看，故当简明、翔实、准确。如略而不详，就会使局外人和后来者都看不懂，弄不清。
25、志载“胡子平自卫武装组织：1948年1月7日，胡子平不愿受白青云领导，独立成立了1支自卫队，大队部下设1个中队，中队下设2个分队，每分队3个班，共有官兵80多人，60多支步枪。至1949年8月2日自行改编为自卫团，辖2个营。号称1个团，实有官兵20多人”。疑此有误。20余人只两个班，何谓“辖2个营。号称1个团”？
此外，据县原党史办主任陈远映同道称，新《志》在军事等卷里，有关借用党史部分，缺点就达百处之多。
阳城风云"大众年夜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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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家炳：网名，金秋斜阳；1943年11月生， 商南县试马镇八龙村落人。在任文史委主任期间，主编了五、六、七辑《商南文史资料》；在各报刊、杂志揭橥文章、图片300余篇。现为商洛市历史研究员，市文史特邀通讯员，县文联会员、诗词楹联学会常务理事；县民俗协会顾问、非遗专家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