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鼎的历代资料浩瀚，既有“史实素地”的身分，又有后世不断叠加的传说色彩乃至神话成分；既表现出逻辑线性的历史阐述，又有神奇虚幻的主不雅观意识的添加。其演化与发展进程，深深地打上了时期的烙印。
王国维师长西席尝言：“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每每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差异，此天下各国之所同也。”（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末了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 页。） 九鼎正是一个例证。关于九鼎，文献记载很多。先秦史乘《逸周书·克殷解》云：“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张闻玉译注：《逸周书全译》，贵州公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9 页）《克殷解》一样平常认为是战国时根据西周初期史料整理而成的。“南宫百达”为周之贤臣，可见周初之时，朝廷便有迁九鼎之举动。
北宋宣和五年（1123 年）在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春秋晚期齐国青铜器叔夷钟，郭沫若将其断代为齐灵公十五年（公元前 567 年）。叔夷钟有如下一段铭文：“尸（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虩）（虩）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受定命，（翦）伐（夏）后。氒（厥）（灵）师。
伊少（小）臣隹（唯）（辅），咸有九州，处㙑（禹）之堵（都）。”（彭一涵：《叔夷钟铭文集注与释义》，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9 年。）这段铭文最早表述了“九州”，解释至迟在春秋中期，夏代的“九州”不雅观念已经很盛行了。
《左传·桓公二年》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 年，第 89 页）《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王孙满答楚子问鼎时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高下，以承天休。”这些记述把九鼎和夏代联系了起来。
上海博物馆 1995 年入藏的战国楚竹简中，《容成氏》一篇记述了从容成氏至周武王诸多帝王的业绩。在第 23、15、24 —28 号简上，阐述大禹治水一事时，逐一列出九州之名，这解释九个州在禹治水之前即已存在。与传世文献所记有所不同，《容成氏》所记九州为：夹（兖）、（徐）州、竞州（青 / 营州）、 （莒）州、并州、荆州、扬州、豫州、虞雍州。此说不仅名称有异，地域安排也不同，属于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统。（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容成氏》讲述禹在九州治水，第 23、15、24、25 号简写道：“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空，禹既已受命，乃卉服箁箬……面皯皵，胫不生之毛，口濏湝流。禹亲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18 —19 号简写道：“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实之。”解释在山陵可设邑安居，这就涉及了当时的行政区划设置。
《容成氏》另一处讲到的大禹业绩也值得把稳：“禹听政三年，不制革，不刃金，不略矢，田无蔡，宅不空，闗市无赋。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邦邑者而繁实之，乃因迩以知远，去苛而行简，因民之欲，舍天地之利，夫因此囗者悦治，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贡。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辨其旁边，思民勿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所谓号旗，指号令之旗，旗字又有覆盖之意，表示地理方位、位置指引，号旗上的日、月、蛇、熊、鸟，为代表夏朝东西南中北各处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这种氏族、部落图腾铸于九鼎，就成了地理标志、舆图符号。
秦始皇八年（公元前 239 年），秦国丞相吕不韦凑集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载：“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 这里的“金”指钟鼎。“石”指丰碑，大禹铭功于钟鼎丰碑，解释九鼎可能确有其事。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墨子·耕注》，记载了有关九鼎的史实：“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贤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贤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
卜人言兆之由曰：飨矣！
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二国。夏后氏失落之，殷人受之。殷人失落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这段记载认为九鼎是夏启所铸，夏、商、周三代相承。
《史记·孝武本纪》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明确指出大禹铸造九鼎。《史记·封禅书》亦载有禹铸九鼎的传说。司马迁《史记》述夏禹铸九鼎，资料采自何处已不可考。至此，禹铸九鼎之传说基本定型，汉往后所传禹铸九鼎传说，基本上都源于《史记》。
2 九鼎寻踪《左传·哀公七年》中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的记载。当九州所贡之金（即青铜）增多，大禹便将各方诸侯供献之金铸九鼎，五年后，九鼎成，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个中豫州鼎为中心大鼎，象征中枢。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礼器，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后来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亳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迁于周镐京。周成王（公元前 1042 —公元前 1020 年）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
东周定王元年（公元前 606 年），楚庄王攻打陆浑戎（戎人的一个强大部族），一起追到了洛阳，便在周室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劳军，庄王向他打听周鼎的情形，王孙满答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定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汉书·郊祀志》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皆尝鬺烹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飨承三祜。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这段记载概括了九鼎在先秦的进程。
战国期间，环绕九鼎发生了更多争斗。《战国策·西周》就有“齐秦恐楚之取九鼎也”的记述。《战国策·东周》载，周显王在位时，“秦发兵临周而求九鼎”，其时齐、楚、魏均谋夺九鼎。后来，张仪劝秦王攻周夺鼎，“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谓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在东周末战火频仍的混乱中，九鼎神秘失落踪，成为千古之谜。
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希望得到九鼎。《史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f 汉文帝十六年（前 164 年），方士新垣平说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汾阴有金宝气，周鼎要涌现了，要在汾阴南临河建庙迎周鼎。后新垣平因诈称“金宝气”等事发被诛杀。50 年后，汉武帝登基，方士们又称汾阴出土宝鼎，将其献于汉武帝，汉武帝为此大赦天下，改元元鼎。
“泗水取鼎”是西汉中期至魏晋时（约公元前 1 世纪年夜公元 3 世纪）流传甚广的画像题材，现存的 30 多幅“泗水捞鼎”图像，分布于山东、江苏、河南和四川地区。
汉代之后，帝王们不再连续寻觅九鼎，却有仿铸之举。《旧唐书》载，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不雅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平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武则天所铸九鼎形制巨大，可惜也没能保持多久，就和明堂一道遭大火焚毁。
北宋崇宁年间，宋徽宗赵佶“又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鼎九，于中太一宫南为殿奉安之，各周以垣，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筑垣环之，曰九成宫。中心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为大祠，币用黄，乐用宫架。北方曰宝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币用皂。东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币用皂。东方曰苍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币用青。东南曰冈鼎，其色绿，祭以立夏，币用绯。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币用绯。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币用白。西方曰皛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币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币用皂。八鼎皆为中祠，乐用登歌，享用素馔，复于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祠。”宋徽宗奉安九鼎，目的在于奠九州。
只是天不遂愿，“靖康之难”后，徽、钦二帝蒙尘北去，九鼎与祭器、八实、圭璧等国家重器以及皇家藏书、天下州府舆图，悉被金兵掳掠一空，后无下文。
史前期间没有笔墨，人类的交往紧张依赖措辞和手势。比较主要的公共性场合，如氏族部落的敬拜集会等，还每每借助于一些象形图画。那是一个“图”与“话”相结合的时期。中国夏商周三代，则属于“原史”时期。当时的笔墨，有许多是合营图画的，形成了“图画”与“笔墨”相结合的“图书”传统。b 笔者附和学者江林昌提出的这一不雅观点。
夏商周三代，人类的生产活动空间扩大，生产技能有了提高。人们不但要熟习周围的自然环境，也要理解迢遥地域的地理状况。这样的历史背景，推动了舆图学的萌发，反响九州地理特点的《九鼎图》也应运而生。
《汉书·郊祀志》：“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c这解释，伏羲黄帝皆曾铸“象天地人”的鼎，大禹“铸九鼎，象九州”，传说夏禹所铸造的九鼎，在每个鼎上铭铸着其所代表的州内之山川、草木、禽兽等地理事物及神奇鬼怪的图形，后世称为《九鼎图》，即九州地理及怪诞图。虽然夏禹所铸九鼎实物失落传而不得见，但“三皇五帝”期间已进入青铜时期，当时的采、冶、铸铜技能，已被考古学家证明。与夏代韶光符合的二里头考古遗址，也出土有青铜鼎。文献记载，夏禹“命诸侯百姓与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季，以开九州，通九道，阪九泽，度九山”。这解释夏禹时人们已节制了一些测绘技能与知识，能够利用测绘工具测定山河阵势，整治水利，绘制舆图。
因此，两千多年来，很多文献记载铸于九鼎之上的《九鼎图》，并非子虚乌有的传说，很可能靠近真实的历史。虽然《九鼎图》只是一种原始舆图，但它意味着中国舆图史的开端。
九鼎上无疑铸有图形，即《九鼎图》。这些图形到底是什么样的？由于九鼎早就消逝不见，已经无法用实物求证。我们只能引用千百年来各种文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去加以求证、剖析、探索。
成书于战国年间的编年体史籍《左传》最早记载了九鼎之图。《左传·襄公四年》云：“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取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太史辛甲，就称颂大禹绘制的九州之图，该图为地形指引图，绘有山川、地形、怪兽、植物、神鬼等形象，用于标定国界，辅导农牧人、远行者、佃猎者理解各州的自然环境、道路、野兽，以防不测。
“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的“百物”，是《九鼎图》对各种自然地理事物的总称。“铸鼎象物”，杨伯峻注为“以九州岛之贡金铸鼎，且依所图之物铸以象之。”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 —1969）的《文心雕龙注》中，将“远方图物”注为“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铸鼎象物”注为“象所图物，着之于鼎”；“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注为“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按照史学大家的注释，《左传》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说，夏朝成为天下盟主时，命令各地部落将他们所崇拜的山川鬼神等图腾画成图画，连同所冶炼的青铜，一并贡奉到夏王廷，用这些青铜铸成了象征部落同盟政权的九鼎，这便是所谓的“铸鼎象物”。而九鼎的“远方图物”图像，正是一种象形化、抽象化、符号化的原始舆图。九鼎与舆图，成为王朝大业密不可分的礼器与利器。
在战国期间的《吕氏春秋》一书中，吕不韦及其门下来宾，对九鼎“神灵奇怪之所际”的部分图像做过详细描述。《先识》云：“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滇势》称：“周鼎着象，为其理之通也。”《离谓》说：“周鼎着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达郁》更详细写道：“周鼎着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先识览》云：“一曰：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 ? 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元勋，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遵法之臣，自归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悦，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耽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度模范，杀三不辜，民大不服。遵法之臣，出奔周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
《吕氏春秋》的这些记述表明，吕不韦及其门下的一些来宾，当时能够目验而详言夏鼎所著物象。该书反复提到的“图法”，可以阐明为太史所掌管的记录国家地域、历史、法律、敬拜等方面的舆图、法典律令。终古是夏朝末了一位君王夏桀的太史令，由于夏桀无道，终古携带王朝的舆图、律令等机密文件，出奔投靠商朝。商朝末期，商纣王失落德，太史向挚负舆图、律令而归附周文王。晋出公（？—前 452 年）时的太史屠黍，见国家内政不修，君主无德，遂携带舆图、律令投奔周威公。
东汉思想家王充（公元 27 —约公元 97 年）在《论衡·验符篇》中说：“夏之方盛，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禹谓之瑞，铸以为鼎。”王充把“远方图物”和“贡金九牧”看作是“禹谓之瑞”的物件，魏晋的杜预（222 —285 年）更明确将“远方图物”注为“图画山川奇异之物”。
也有学者认为，夏人的青铜鼎与贩子、周人的青铜鼎在形制和纹饰上均具有继续性。夏代所铸九鼎纵然形状各有不同，所铸刻的内容也十分有限，远不可能达到“百物为之备”的状态。仔细思忖，此说有一定道理，区区九个铜鼎，能够穷尽“百物”吗？
笔者认为，《九鼎图》上的“象物”，大致有自然地貌和动物神鬼形象两类。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国家一旦涌现，就必定要理解划定边陲内的地理情形。当国家边陲逐渐扩展，四方山水相连的时候，人们利用图画的线条，在兽皮上勾勒出边陲的大小、各部落的方位以作为王朝合法性的凭据，这成为文明进步的标志。夏商周期间，青铜器是最为隆重、尊贵的礼器，把王朝的边陲铸在青铜鼎上，也就不令人诧异了。夏铸九鼎，正是通过抽象和象征的设计、工艺手段，办理了“百物为之备”的问题。所谓《九鼎图》，很可能是在九鼎上利用抽象的地理符号和象征的地域、部落图腾，用以表示夏王国的版图界域、九州周遭。
学者伸开焱认为，九鼎上最紧张的纹饰图案便是饕餮纹。《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这就将神话中的饕餮形象，与九鼎中的某种形象结合在一起了。
青铜器饕餮纹饰的紧张原型之一是虎，这可能与夏代君王启有关。《山海经》记载，在古代神山昆仑山上，有一只司掌东方启明的神兽，“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这一形象与夏人的创世神话中启人面兽身的形象符合。夏人青铜器上铸造的饕餮形象，紧张原型之一便是虎神，九鼎上所铸形象，应有以虎神为形状的光明创世天神启的形象。氏族、部落的图腾，也是一种地理方位的标志，其被铸于九鼎，使这些图像具备了舆图性子。饕餮虎神的图形，似为夏王国的主图腾，在九鼎中居于主鼎的突出位置，与别的各鼎上的氏族、部落图腾相辅相成，组成了一套以九州地理方域信息为紧张内容的九鼎图体系。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上博简）《容成氏》中有“熊旗”的意象。《容成氏》第 20 简和第21 简，在叙说禹听政三年后云：“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贡。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辨其旁边，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这段话可与《周礼·春官·司常》中的另一段话比较照：“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
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这两段话的含义明显附近，解释那些不同方位的号旗，标志出所在各处的地理区域，“皆画其象”。
有学者指出，夏鼎所铸的饕餮、象、锤、鼠等，均为启时与夏之后氏并存于世的氏族或部落的图腾。这是启时许多氏族与夏之后氏并存于世的反响。启时的氏族或部落，当然远不止此。这些氏族、部落的图腾，被铸于九鼎之上。c 九鼎图腾论或为一说。九鼎之上，很可能图画各氏族部落所在地区边陲、山川特色，并绘辖域内各氏族、部落所崇拜的图腾，成为“天下咸朝”的版图符号。
汉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山海经》应有《山海图》，图的原型便是《九鼎图》。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论及《山海经》的性子及作者，其主见禹、益为《山海经》的作者，并把稳到了此书的地理性子。赵晔指出：“（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他乡地皮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由此可见，书中的山川脉理、地皮里数等内容都是禹、益调查所得。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1007 —1072 年），写过一首诗《读山海经图》：“夏鼎象九州，山经有遗载。空蒙大荒中，杳霭群山会。炎海积歊蒸，阴幽异明晦。奔趋互异种，倏忽俄万态。群伦固殊禀，至理宁一 。骇者自云惊，生兮孰知怪。未能识造化，但尔披图绘。不有万物殊，岂知方舆大。”欧阳修诗道出夏铸九鼎图象九州，而《九鼎图》便是《山海经》中的《山海图》，该图描述了大荒群山的自然地理和各种珍奇异兽、神仙魔怪。欧阳修所读的舆图绝非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万物方舆之图。
杨慎（1488 —1559 年），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他于正德六年（1511 年）状元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故能打仗到宫内秘藏的各种图籍。杨慎以文名世，《三国演义》开头那首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出自他的手笔。杨慎著述达四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在杨慎的《升庵集》卷二，刊有《山海经后序》一文，此文专门论述了九鼎、《九鼎图》及《山海经图》之间的关系，提出九鼎亡而九鼎图存的不雅观点。杨慎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全文如下。
左传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此山海经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门第界，于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着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逐一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九鼎既成，以不雅观万国，同彼象而魏之，使耳而目之，脱轩之使重译之，贡续有呈焉，固以为恒而不怪矣。此圣王明民牗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虽曰尚忠，而文反过于成周。太史终古藏古今之图，至桀焚黄图，终古乃抱之，以归殷。又史官孔甲，于黄帝姚姒盘盂之铭，皆辑之以为书，则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曰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独图与经存。
晋陶潜诗流不雅观山海图，阮氏七录有张僧繇山海图可证矣。今则经存而图亡，后人因其义例而推广之，益以秦汉郡县地名。信者直以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为后人赝作诡抑亦轧矣。汉刘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晋郭璞注释所序其说奇矣，此书之传二子之功与。但其著作之源，后学或忽，故着其说附之筴尾。
杨慎认为，《九鼎图》是《山海经》的古图，《山海经》是禹铸九鼎遗传的舆图。夏代铸在青铜器上的九鼎，正是《山海经》图文的由来。杨慎还根据自己的认识，以诗一样平常的措辞，激情洋溢、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九鼎图》的内容：“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着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逐一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
胡应麟（1551 —1602 年），明代学术年夜师，在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及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造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山海经》）盖周末文人，因禹铸九鼎，图像百物，使民入山林川泽，备知神奸之说。”a 胡应麟也认为，《九鼎图》和《山海经》图像是一种传承关系。
毕沅（1730 —1797 年），清代乾嘉期间的封疆大吏、著名学者，历任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山东巡抚。毕沅曾任翰林院修撰、侍讲，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钦命教习庶良士、兼一统志、方略馆纂修官”，对朝廷庋藏地理图籍十分熟习。毕沅“谓史学必通地理，故于《山海经》《晋书·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之作。”
他认为方志应与舆图相互合营，方能发挥其最大浸染。乾嘉期间的学术以训诂和考据为主流，毕沅亦长于考据，他以考据的眼力核阅《山海经》，认为此书是信而有征的地理学著作，并对其笔墨及山川地理进行考证。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毕沅在其所撰《山海经新校正序》中论及《九鼎图》和《山海经图》：“《山海经》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学行于汉，明于晋。而知之者，魏郦道元也。《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实是禹书。禹与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种别草木鸟兽。今其事见于《夏书·禹贡》《尔雅·释地》。及此经《南山经》已下三十四篇。”“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迹，是鼎所图也。鼎亾于秦，故其先时，人犹能说其图，以著于册。《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地皮之图，《周礼·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审知舆图。轩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皋之所在，菹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皆此经之类，故其书世传不废，其言怪与不怪皆末也。”“沅曰：《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有梁张僧繇等图。十三篇中《外洋·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禹鼎图也；《大荒经》已（以）下五篇所说之图，当是汉时所传之图也，……据《艺文志》，《山海经》在形法家本刘向《七略》已有，故在形法家郭注中又有云“图亦作牛形”，又云“在畏兽画中”。陶潜诗亦云“流不雅观山海图”。
综合毕沅关于《九鼎图》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山海经》是夏代禹、益的地理舆图作品，大禹与伯益为山川定名，为怪诞秩祀，为道里丈量，为草木鸟兽分类。《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实是禹书。《外洋经》《海内经》《大荒经》之图为禹鼎图。其二，《九鼎图》的内容为地皮山川、神灵奇怪，不雅观其图，可以周知九州的地域，地皮面积的范围多少，山川、丘陵、沼泽、平原的物产。其三，在《山海经》十三篇中，《外洋·海内经》所说之图，属于《九鼎图》。
郝懿行（1757 —1825 年）清代著名学者。嘉庆九年（1804 年），郝懿行撰《山海经笺疏》，个中以大篇幅谈到舆图：“不雅观禹贡一书，足觇梗概。因知五藏山经五篇，主于纪道里、说山川，真为禹书无疑矣。……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地皮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道舆图，以诏地事。
夏官职方亦掌天下舆图。山师、川师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奇。邍（原）师辨其丘陵坟衍邍之名物，秋官复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之属，掌攻夭鸟猛兽虫豸草木之怪蠥。《左传》称禹铸鼎象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民入山林川泽，禁御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旃。《周官》左氏所述即与此经义合。……古之为书，有图有说，周官舆图，各有掌故，是其证已。《后汉书·王景传》云：‘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是汉时禹贡尚有图也。郭注此经而云‘图亦作牛形’，又云‘在畏兽画中’；陶征士读是经亦云‘流不雅观山海图’，是晋代此经尚有图也。复兴书目云：‘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重绘为十卷，每卷中先类所画名，凡二百四十七种。’是其图画已异郭、陶所见。今所见图复与繇、雅有异，良不敷据。然郭所见图，即已非古，古图当有山川道里。今考郭所标出，但有畏兽神仙，而无山川脉络，即不能案图会意，是知郭亦未见古图也。今禹贡及山海图遂绝迹不复可得。”
郝懿行肯定了《山海经》之五藏山经五篇，紧张记述山川地理交通，无疑为夏禹时期的文献。他认为传说中的禹鼎图、汉代所传图、汉世之图和晋代陶潜、郭璞所见之《山海图》均已亡佚。《左传》称禹铸鼎象物，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怪变，俾民不眩。郝懿行道出《九鼎图》自然地理与神鬼奇异两大要素，以及俾民不眩的功用。
一些现当代学者指出，九鼎图像对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物产、医药、交通、民俗、文学、宗教、神话等都有主要科学代价。当代学者江绍原认为，禹鼎虽属传说，但图象百物的不雅观念却古已有之，这种不雅观念成为山海经图中精怪神兽的一个主要来源。当代学者袁坷指出，《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依据九鼎图象而来。《山海经》是舆图学在先秦期间的一项具有一定科学代价的主要成果，而不是凭空臆造。学者江林昌认为，《山海经》中直接与夏民族和九鼎有关的是“五藏山经”部分，禹铸《九鼎图》也应在此范围内谈论。从地理角度稽核《山海经·中山经》，可以创造其内容确与夏民族有直接关系。《山海经·中山经》统共阐述了 197 座山脉及干系水系，它们的地望大都集中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而这正是夏民族的活动范围中央。《九鼎图》中的“图”，大多是山川怪诞图腾形象，而《山海经·中山经》中随处都有对这些图腾的描述。
笔者认为，《九鼎图》作为一种远古的地理图，其制作年代在大禹之世，是夏禹辖治九州的舆图之作，也是中华舆图文化的来源。《九鼎图》与《山海经图》，存在着一定的流续关系。《九鼎图》的部分内容，留存于《山海经图》之中。《九鼎图》的内容，显示了远古时期的夏朝所在之地的地理概貌、山川物产、神奇鬼怪和所辖氏族部落图腾。《九鼎图》上的“魑魅魍魉”，既是象形图腾，也是一种舆图符号。这些图腾，已不是纯挚的“怪物”形象，而是一种包含氏族部落信息的、衍生而出的舆图符号。
4 《大禹九鼎图述》
作者王希旦在《大禹九鼎图述》正文中说：“在昔，予宦游过楚，获遇异人，谓予能博古乎？予愿授教，遂授以上古器物图像阅之。见夏鼎九图，手摹藏之。三十余冀，思表而出之，图画以自乐，虽古物神采之寥寥，而形莫大略已具吾目中，而每动好古敏求之心。”按照王希旦的说法，他宦游过楚，从碰着的一位异人那里，见到了上古器物图像《夏鼎九图》，手摹之后，秘藏30 多年后出之示人。也便是说，嘉靖年间问世的《大禹九鼎图》，并非楚人所藏原件，而是王希旦亲阅往后的摹图，但该图“形莫大略已具”。
嘉靖二十年（1541 年），王希旦的礼部同事夏言，在其所撰《述》中云：“余寮友王石溪，性敏博洽，才堪班马。家藏九鼎图……石溪捐是图而著之，其殆振古之功也。”夏言指《大禹九鼎图》是王希旦家藏的舆图。
崇祯元年（1628 年），参订《大禹九鼎图述》的林翰，在其所撰《自序》中云：“公（王希旦）时楚游，获传九鼎图，欲刊未竟，此旷古秘笈，应有龟龙守之……遥想贤人治水神功不能殚述，但所身历之地几万种神异逐一铸之鼎，为国家重器，为后王示则，为生灵醒聩也，见亦博矣哉。黄龙负舟，宜其蝘蜓视之耳。 然是图匪特索之萟林茂有，即探藏二酉 亦鲜矣。鼎之为器也，夏后传国珍宝，不可不谙而详之。”林翰提及《大禹九鼎图》是旷古秘籍，为王希旦游楚时获传。
嘉靖年间问世的这套《大禹九鼎图》，其制图年代已无从可考。笔者把稳到，从图中所绘图像及图说来看，个中很多地理信息与《尚书·禹贡》的笔墨相仿。《禹贡》著书韶光有周初、战国、汉初几说。以是，《大禹九鼎图》的原始古图，可推测为汉代至明初之间的舆图作品。无论如何，这套《大禹九鼎图》（图9 至图17）对付理解九鼎形制，《九鼎图》的图像、历史背景、地理信息等，都有主要意义。从舆图学史的角度来看，这套《大禹九鼎图》独具特色，也是值得引起重视、研究的舆图作品。
王希旦在《大禹九鼎图述》中，先容了九鼎之图和他的舆图不雅观：“大禹之舆以平水土，成天地之绩，因九牧厥金，爰作九鼎，以象百物星辰山川九州之形，广昭万民，被于万邦。……但是挈兹鼎而图之，之谓何？原伯禹万世功，不见其人而思见其器，不见其器而得其器之图，犹之覩其器也。……有不雅观之而叹者曰：是形景之介也，形迈而执其景，以为真其形也。亦难其几希矣。余曰：岂其然乎，形一而已。景有二焉，烛之日月，混沦其影矣，映之以明镜，毫发乃毕睹。吾之所云，形景者镜中象也。色相具焉，故可尚也。是图也，亦明镜之写形也，有弗肖者乎？……呜呼，惟是夏殷周之宝传几千年，天下古今以为嘉话，谓之神物，盖欲望而不可得见者。一朝获拜，其形象之遗思，其制作亦过半矣。又不惟是，则尝披古貌像而见禹容而喟然曰：前人不雅观河洛而思禹功，曰：微禹其人，况见其器，而不一思其人。见遗容与遗器，而兼乎九河故道之想，垒垒乎皆禹迹也，而何以忽之。是故九鼎之在天地间也，非若秦玺之焚、十二金人之销，特为天地秘藏而已矣，茫茫宇宙，苟有神智，可以察知。”
王希旦阐述了九鼎图的来历，强调了九鼎的地理意义和舆图意义：“以象百物星辰山川九州之形，广昭万民，被于万邦。”“挈兹鼎而图之，之谓何？原伯禹万世功，不见其人而思见其器，不见其器而得其器之图，犹之覩其器也。”“九鼎铸自神禹，显于有周而亦化去于周末。愚窃表述其图之形，诚知九鼎未尝亡也。盖尝稽之乾象有周鼎之星，而九鼎之精上彻于天而著之象，非人所能为也，世今不可见而渊沉可识矣。”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舆图不雅观：“余曰：岂其然乎，形一而已。景有二焉，烛之日月，混沦其影矣，映之以明镜，毫发乃毕睹。吾之所云，形景者镜中象也。色相具焉，故可尚也。是图也，亦明镜之写形也，有弗肖者乎？”王希旦认为图景有两种，一种是混沦其影的抽象图景，似可理解为古图中表意的符号，借代的图腾；一种是毫发毕睹的写形图景，似可理解为应古图中象形的地理描述。二者在舆图中融为一体，构成形景交融、色相兼具的镜中图象。
《大禹九鼎图述》绘九幅鼎图，即《洛书鼎图》《乾象鼎图》《九河鼎图》《九州鼎图》《夭乔彚祥鼎图》《异物灵彚鼎图》《五岳四渎鼎图》《九穀鼎图》《飞走肇瑞鼎图》，每一幅图上，都有王希旦所撰图说（“榜题”）。
第一张图《洛书鼎图》（图9），图曰：“禹治大水时有神龟背负洛文，天所命也。禹察之，因以叙九畴、演洛书，以训百王神圣之撰。仰不雅观俯察兴伏羲，河图衍卦相表里，至箕子述洪范以诏武王，非垂法于后王之验乎。鼎首洛书其义大矣。”相传大禹时，洛河中浮入迷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划天下为九州，定九章大法，管理社会。此即《尚书·洪范》云：“鲧则殛去世，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洛书鼎图》绘出洛书河图。
第二张图《乾象鼎图》（图10），图曰：“乾象星辰众矣，二十八宿经天之大象分野，参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相经纬以成，天道贤人仰不雅观，列之鼎彝者，法相也。”乾象即天象，《乾象鼎图》绘天文分野的二十八星宿。
第三张图《九河鼎图》（图11），图曰：“禹治大水，疏平原，开九河，故道厥后，地平天成，中国始得就谷食，功在万世，铸鼎而象九河以垂后世，其虑远矣。”《九河鼎图》上绘出的九河，自上而下为徒骇河、太史河、马颊河、覆鬴河、胡苏河、简河、锜磐河、絜河、鬲津河。
第四张图《九州鼎图》（图12），图曰：“禹敷土，画野分州会川，有虞十二郡，定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悉辨别其土田、差等其赋税。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详具禹贡。铸鼎而载九州，示万代之准也夫。”《九河鼎图》上绘出的九州，分别为雍州、冀州、梁州、豫州、兖州、青州、荆州、扬州、徐州。
第五张图《五山四渎鼎图》（图13），图曰：“山莫大于五岳，水莫大于四渎，上古圣王皆有奠祭，以其主乎民也。鼎列岳渎，重山水之宗源也。”《五山四渎鼎图》上绘出的五山四渎，自上而下为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西岳、南岳衡山；黄河（出昆仑）、济水（出王屋）、长江（出岷山）、淮河（出桐柏）。
第六张图《九穀鼎图》（图14），图曰：“禹疏九河，蒸民乃粒九穀，养公民之所。天铸鼎具，穀象示民，勤稼穑矣夫。”《九穀鼎图》绘出九穀，但没有标注名称。“九穀”即九谷，古代对各种谷类作物之总称，详细品种向说不一。《周礼·天官·大宰》载：“三农，生九谷。”郑玄注：“郑司农云：‘九谷，黍、稷（粟）、秫（黏粟）、稻、麻、大小豆、大小麦。’玄谓：九谷，无秫、大麦，而有粱、苽。”
第七张图《夭乔彚祥鼎图》（图15），图曰：“禹贡曰：厥草维天，厥木维乔，丽乎土者，然也。草木繁矣，祯祥出于个中。朱草、灵芝、连理之木、莲甫之树，三苗共穗之禾，宾连之卉，类甚众，明王兴则应之，刊之巨鼎著休祥。”《夭乔彚祥鼎图》绘出六种花卉，未标其名。
第八张图《异物灵彚鼎图》（图16），图曰：“禹治水行九州，遇灵异之物至众，著于名鼎以象百物神奸，使民不逢。不若于应龙有神功，黄帝以擒蚩尤，女娲以服御，禹以佐治水，其他虺螭怪诞，飞鱼御兵，阿罗鱼御火，猩猩能言，夔一足皮作鼓如雷猛槐之威。御囟图形，非一总以志厥功云。”《异物灵彚鼎图》绘出六个灵异怪物，未标其名。
第九张图《飞走肇瑞鼎图》（图17），图曰：“尔雅纪载，两间毛群羽族最多矣，而羽毛中有瑞物，王者重之，若鸑鷟比翼，鵸䳜，世乐之鸟，白泽龙马，驺虞之神兽，皆上瑞之物，见之国昌。圣王列之名鼎，昭瑞征也夫。”《飞走肇瑞鼎图》绘出了七个祥瑞图像，未标其名。
《九鼎图》象征中原王朝的建立以及帝王权力的聚合。“九鼎”是独特的文化符号，其象征意义，远非一样平常青铜礼器所能比拟。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的针言中，可见九鼎在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鼎是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是传国之宝器，是阶层的标志。商周期间，鼎作为表示王室贵族身份的器物，其规制有着严格的规定：天子可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列鼎制度规定了王者用九鼎的特权，而推陈出新又为鼎增长了表示天道变迁的隐喻，由此形成专门铸九鼎以象征王权的历史征象。《汉书·五行志》云：“鼎者，宗庙之宝器也。宗庙将废，宝鼎将迁。”拥有九鼎，成为夏商周三代之后许多帝王的梦想。
九鼎无论作为实物还是作为象征符号，都备受爱崇。帝王拥有九鼎，意味着拥有神圣的国家权力，具有非凡的分量。古往今来，环绕九鼎衍生出了许多令人回味的历史典故。“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是把来自九州的各种事物形象都绘制在鼎上，具有国家边陲聚合的特色，象征着国家统辖的地理区域，也使公民对生活区域之外的陌生事物有一定的辨识能力。铸于九鼎之上的《九鼎图》，成为象征王朝和帝王统治合法化的抽象符号，显示了统治者对地皮、财富的绝对霸占。
《九鼎图》表示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不雅观念。“九鼎”为夏代大禹所铸，源于大禹崇拜。上古期间，大禹治水的劳苦功高在民众中影响深远，天下诸侯朝拜，夏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缔造者。九鼎上铸有不同地域的“象物”，这些地域都是夏的盟国，贡“象物”于夏，意味着臣服。“铸鼎象物”，解释这些地域进入了以夏为中央的更大的政治实体。九鼎在夏朝的建立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首创了中心政权在公民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此之前，原始中国被认为是各氏族、遍地所部落的凑集。在此之后，中国第一次建立了具有中心政权性子的政治实体，《九鼎图》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宜，以舆图的形式铸铭，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王朝的出身，同时也标志着中心权力的合法化。
《九鼎图》具有筚路蓝缕的舆图学意义。《九鼎图》的涌现，是我国早期舆图学发展史上主要的里程碑。《九鼎图》不但具有首创性的舆图绘制水平，更主要的是将铸鼎的工艺与古老的舆图学结合起来，青铜之鼎铸有山川地形百物，形成了一种分外的舆图，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与舆图绘制技艺的载体。
《九鼎图》作为我国最早的原始舆图，先民们采取履历制图法，绘天绘地绘鬼神，可以说是一种鸿蒙初开的物象图。《九鼎图》以详细、形象的物象作为舆图内容的形象表达，反响出处于抽芽阶段舆图的特点。《九鼎图》中的神人鬼怪、奇兽异禽等，表示了先民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初始认识，不能大略地视为迷信。
《九鼎图》初具舆图功能，地理内容丰富，包括九州各州的紧张山脉与地形、紧张河流与湖泊以及奇草异木、珍禽异兽等内容。
《九鼎图》是我国最早的行政区划表现形式。九鼎画九州，每一个鼎上的图像所反响的山川、草木、禽兽、鬼怪等事物都各不相同，具有显著的区域地理特点。人们通过《九鼎图》，既可知晓、理解九州自然地理概况，又能以之辅导生产活动和行旅，避凶就吉、安居乐业。《九鼎图》可称为我国最早的一种区划图。
《九鼎图》涌现了抽象与象形两种图示办法，图中所表达的内容，以自然地形、草木禽兽、神人鬼怪等象形图为主。虽然图中没有后来舆图所常用的抽象符号，但采取了以物象代替符号，以图腾象征部落的方法，是一种对图形的抽象概括。
总之，《九鼎图》的出身，标志着先秦时期地理思想、舆图制作飞跃性的进步。茫茫禹迹，浩浩九州，《九鼎图》对千百年来中国舆图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