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诗歌的远与近
文/肖学周
程一身
顾城（1956-1993）常日被视为“童话墨客”（源于舒婷的诗《童话墨客——给G.C》）。这个说法或容许以揭示顾城某些诗歌的表象，但如果用它涵盖顾城的所有诗歌不免有简化或片面的嫌疑。我认为它乃至不如“天才墨客”准确，在中国当代墨客中，才华超过顾城的极其罕见。因此，必须首先确立一个真实的墨客顾城，而真实的墨客顾城一定是繁芜多维的。
《顾城诗全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收入的诗超过了两千首，可以说顾城是个创作韶光早、创作量大的墨客。个中最早的文本是《写在明信片上》（1962），基本上属于顺口溜。《松塔》（1964）才称得上顾城的第一首诗：“松枝上，/露滴晶光闪亮，/彷佛绿漆的宝塔，/挂满银铃铛。”诗的形象、想象力与修辞之美兼具。从这一年算起，顾城的创作韶光长达三十年。这三十年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早期（1964-1979）、中期（1979-1987）和后期（1987-1993）。
之以是将1979年作为顾城早期诗歌的终点，紧张依据以下几个成分：首先，从创作来说，1978年3月，顾城将其早期作品编成诗集《无名的小花》，在序里，他称这些诗“基本上是我少年时期的日记”，并从“结交大自然”“逃脱人间的纷争”转向“思虑社会”，这表明作者故意闭幕“小花”期间。随后他在写作上开始借重技巧：“1979年初，我才开始打仗当代技巧，读当代生理学和哲学，一夜又一夜听年长的诗友讲‘意象’‘张力’‘诗的姿势’，最使我惊异的是他们给我先容的当代诗作。”（《关于诗的当代创作技巧》）而且从1979年起，顾城写的诗歌数量猛增，进入其诗歌创作的高峰期。1979年3月，公刘揭橥《新的课题——从顾城同道的几首诗谈起》，这表明顾城已从“无名的小花”变成了“有名的墨客”；其次，1979年7月，顾城认识谢烨，并于1983年8月8日结婚，从此开始了他的婚恋生活。基于以上考虑，我把1979年7月作为其早期与中期的分边界。
之以是把1987年作为顾城后期诗歌的出发点，是由于从1987年5月他与妻子出国，并于1988年1月移居新西兰，去世前仅回京一次（1993年3月15至23日），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变。除参加诗歌活动以外，顾城的个人生活极其封闭，近乎隐居。相应地，他在写作上进入了“水银”期间：看重书写梦境、幻觉和潜意识之类的“幽灵现实”，诗风趋于抽象内敛，题目大都简短，乃至只有一个字，每每并无本色意义，只有区分功能。同时诗歌形体变动不居，每每是任性排列、随意组合，措辞从自然转向了自由。据其自述，这种变新意识始于1985年（《水银》组诗，1985年11月-1988年3月），并愈演愈烈：“1985年后，我放弃了所有先验的写诗目的，诗不到来不写，我创造了一个奇异的征象，笔墨会自己行动，像一粒粒水银，滚动或变成空气，每个字都是自由的，不再代表人加与他的意义，就像我们辞去了外在的职务规复了原来的脾气。这是解脱了邪术的笔墨，它会碰到另一些字，结成故事，或者沿着一个谐音、一个同声、一个偏旁溜走，有时是我的声音在字中间找到了它的形体，就像托生那样。”（《诗奇不雅观二则》）这种所谓的变新使顾城的后期诗歌非常难解。但其诗歌主题还是可以把握的，大致是怀乡兼怀旧主题（组诗《城》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去世亡主题，以及劳作主题等。在某种程度上，顾城把他命名的激流岛变成了他个人的桃花源，他在那里辛劳劳作也享受生活。从另一个角度说，顾城的出国实在是一种逃离：“我会逃走/路会消逝”（《往世》1987），这种逃离既与探求彼此呼应，又与去世亡无限靠近。顾城后期显得很有聪慧，无论面对什么情形，他彷佛都能“与命不违”。以是无论处理哪种主题，他都显得那么沉着，笔墨干净完全。考虑到后期的婚变事宜，他竟然没有让生活中的痛楚败坏他的诗歌，做到这一点真是非同平凡。
相对来说，我更喜好中期的顾城：婚恋中的顾城，家庭中的顾城，而不再是学校中的顾城与社会中的顾城。只管顾城仍是社会的一员，但他这个期间的诗歌集中关注的是个人的婚恋感及存在感，侧重于处理爱的主题，诗风清澈灵动，留下了一批幽美的诗篇，如《门前》（1982）、《清晨的花》（1983）等。尤其是后一首诗呈现了惊人的美：“所有花都含着蜜水”、“细细的舌尖上闪着蜜水”，这里的“蜜水”当然是墨客爱情甜蜜的写照。“我同时瞥见/她和近旁的梦幻”写出了梦与真合一的时候，堪称书写爱情幸福的神来之笔。借用顾城的组诗《颂歌天下》（1983年10月-1985年11月）这个名字，可以把这个期间称为“颂歌”期间。此时的顾城仍是那个爱自然、爱抱负、在阴郁中探求光明的墨客，多出的一点是他还爱妻子。不过也逐渐涌现了爱妻子与做自己之间的紧张关系，用他的一首诗来说便是《我不知道若何爱你》（1983）。后来的事实证明，顾城对爱的渴求和对爱的无措成了导致他悲剧的成分之一。对此他似有预感：“爱的结果是什么？未必不是癌”（《答》1981），除了在字典里找到的这对预示他命运的同音字之外，他又说：“……男性可以瞥见她/却无法到达她/这便是千万年的/女性崇拜之谜/她成为一个情结/一个因不可企及/而降临人间的悲剧”《诗的事情——条记》（1985），这表明在顾城心目中与其说爱是既成的事实不如说是无尽的可能。写完此诗的第二年，李英涌现了，并于1990年来到他身边。如果“不可企及”只是一个人的压抑性悲剧的话，“可以企及”则可能成为一个人以上的放肆性悲剧。顾城渴望同时拥有两个女人，结果她们都选择了离开他，这个诚挚渴望爱的人终极把爱变成了一场灾害性的失落败。随着其诗中爱的主题变成去世亡主题，去世亡便成了爱的归宿。让我吃惊的是，顾城婚后三个月写的寓言故事诗《螳螂的婚事》（1983），个中一个惊悚的情节是雌螳螂“咬下了丈夫的头颅”。众所周知，顾城是《昆虫记》的热心读者。法布尔在该书中先容螳螂时写道：“……事实上，螳螂乃至还具有食用它丈夫的习气。这可真让人吃惊！
在吃它的丈夫的时候，雌性的螳螂会咬住它丈夫的头颈，然后一口一口地吃下去。末了，剩余下来的只是它丈夫的两片薄薄的翅膀而已。这真令人难以置信。”既然是寓言故事诗，显然不应将这首《螳螂的婚事》视为对生物学事实的大略阐述。
很小的时候（听说是5岁），顾城就意识到了去世亡的不免避免性：“去世亡是位细心的收成者/不会丢下一穗大麦”（《在这宽大通亮的天下上》1981）。到了后期，这个热爱生命的人彷佛厌倦了生活，这个致力于探求的人彷佛更“须要长睡”。面对爱的崩盘，去世亡成了这个家庭的竭力维系者对不可办理的问题的极度办理办法，而墓地便是一张供他安歇的床。“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哀”（《墓床》1988），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独语。顾城的末了一首诗《回家》（1993年9月3日）是写给儿子的，他要儿子带他回家，这个当时不可能实现的美好要求让这首诗充满了父子亲情和生命的温热，令人感叹唏嘘。不过，早在《我的墓地》（1981）里，顾城就已经预先谢绝了这些东西。
以上大略梳理了顾城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小花”期间、“颂歌”期间和“水银”期间。在我看来，顾城并非后来变繁芜了，事实上其繁芜性从早期就已经奠定了。就此而言，纵然是早期的顾城也绝非“童话墨客”可以概括的。这里不妨从诗体谈起，顾城写得最早的是新诗，他始终是个新诗写作者，并以新诗写作著称于世；其次是旧体诗，始于1969年的《池边行》，在《顾城诗全集》中，其旧体诗单独收录到1987年。但这并不虞味着此后顾城放弃了旧体诗写作，而是一贯在写，只是《顾城诗全集》的编者顾乡不再予以区分，也可以说顾城已经把旧体诗融入新诗写作当中去了。个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遥念》（1987）和《白语》（1988），前者被列入旧体诗，但每句诗后面都附有口语译文；后者是对唐诗《杂诗》“近寒食雨”的改写，完备采取了新诗的形式，以古人的意象奥妙地表达了自己去国怀乡的感情。直到辞世之年顾城还写了不少旧体诗，如《青山》《“空山不为空”》《“鸟与声俱去”》等，个中有的靠近禅诗（早在1982年他就写了一首《偈》），如《“生也平常”》（1993）：“生也平常/去世也平常/落在水里/长在树上”（末了一句彷佛预示了其自缢于树的结局），这首诗既有旧诗形体上的整洁，又有新诗措辞的普通（顾城后期显示了超强的口语入诗能力），呈现出新旧领悟的特点。可以说顾城的旧体诗写作也是持续性的，数量不少。但其旧体诗写作的意义或许更多地表示在对新诗凝练性的促进方面。第三是歌词，顾城的歌词写作始于1969年的《梦曲》，持续到1992年。其歌词大多具有浓郁的抒怀气息，个别具有沉思品质，如《小山雀》（1980）。顾城的诗，尤其是后期诗，具有神秘深邃的特点，他的歌词却一贯晓畅朴素、幽美动人，是顾城诗歌中的珍品。可以说从《我是一座小城》（1980）到《我做了一个梦》（1992）串连了他生平的情绪进程。
此外，顾城早期的诗还有“寓言故事诗”“工农兵文艺”“连环画配诗”“台历诗”（佚失落）等，个中“连环画配诗”采取了旧体诗的形式，别的均是新诗。在我看来，最值得把稳的是“寓言故事诗”。这类诗始于1971年，单独收录到1984年，事实上直到生命的末了一年顾城还写了一首《“叩头虫在跳板上翻跟头”》（1993）。只管这类诗常常难免浅近直白，但它们表示了作者密切关注并奥妙回应社会现实的方向，更主要的是这类诗表示了作者的批驳性和讽刺性（其讽刺才华在组诗《布林的档案》中发挥到极致）态度，它和那些书写自然的赞颂诗构成了顾城早期诗歌的两极。这类诗无疑是对“童话墨客”的直接回嘴，至少它们是对峙性的存在。“寓言故事诗”表明顾城始终没有放弃现实关怀，纵然在试图躲避现实时他也是直面现实的。就此而言，可以把他称为一位变形现实主义墨客。更令我震撼的是《割尾巴》（1978），该诗直接嘲讽了江青，否定了当时的口号“割成本主义的尾巴”。很显然，只有捉住这个维度才能全面理解顾城的早期诗歌。与之呼应的是，顾城在新诗《巨星》（1976）中以“巨星”喻刚病逝的周恩来总理，并在《日间的玉轮》（1976）中反响了“四五运动”。顾城对自己在“文革”时期的处境做过这样的描述：“我捧着一滴雪花的泪，/呆看着腌臜的海洋。”（《肮脏》1979）如果不理解顾城的这类诗，就无法理解他为何写出了《一代人》（1979年4月）这样的名篇：“黑夜给了我玄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探求光明”。这首只有两行的诗写得很奥妙：首先是两个“黑”之间无理而妙的联系：“玄色的眼睛”是自然的，“黑夜”却是社会的。早在《秋千》（1977）里，顾城就用“夜”比喻过“文革”：“好长的夜啊，足有十年”。“给”则源于一种强加的外力，它旨在使大家同质，以黑染黑，表示出极度的暴力性，暗含了对一代人的摧毁与侵害。但随后作者用探求“光明”的意志与“黑夜”的现实形成了有力的对抗。可以说，《一代人》这首诗凝练地概括了“文革”时期对人造成的巨大创伤，在镇静的反思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事实上顾城终其生平都在努力摆脱“文革”的黑夜烙在贰心中的阴郁，或者说他终生都走在探求光明的途中（《我们去探求一盏灯》1980）。正是这种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和试图修复的强烈渴望使他反复陷入抱负与幻灭中：“抱负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抱负放过。”（《我的抱负》1969）。他无法重新开始生活，只能生活在昨天的“黑夜”与未来的“光明”之间。从诗中看，愈到后期，这种无望的探求愈使他感到疲倦劳累（《我会疲倦》1981、《归来（二）》1982），导致探求主题逐渐演化为安歇主题，并终极与去世亡主题叠合在一起。
“文革”对顾城的影响还表现在他的人际不雅观念上，即对他人的信与疑方面。在《眨眼》（1979）中，不可信的社会现实显然在不断动摇墨客坚信的欲望。在《窒息的鱼》（1972）中，他写道:“冰层绽开了——/浮起无数窒息的鱼。/它们大睁着浑浊的眼睛，/彷佛还在表示疑惑。”信与疑的主题后来衍生出两个变体：一个是熟习与陌生：“你的眼睛/在熟习的夜里/为什么还是那样陌生”（《草原》1981）；一个是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以为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远和近》（1980年6月）这首诗表达的不雅观念是，人与自然尚可亲近，人与人已经疏远。“你看我时很远”，“我看你时也很远”，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远”既是觉得，也是现实，是“文革”留下的普遍后遗症。对付这种“远”，别人可能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化解，顾城却始终肃清不了对他人的恐怖感，可以说“远”执拗地支配了他的生平，使他逐渐疏远了他人，疏远了社会，把自己和自己生活的地方最大限度地封闭起来。特殊是后期，他阔别祖国，阔别亲人，只希望妻子谢烨与情人李英环绕在他身边，但当她们也阔别他或试图阔别他时，这就即是要了他的命。就此而言，“远”塑造了顾城的命运。
从“近”的角度而言，与其说顾城是个“童话墨客”，不如说他是个“自然墨客”，与其说他是个“自然墨客”，不如说他是个“抱负墨客”。也便是说，顾城的“童话”本色上是一种“任性”的“抱负”。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生命抱负曲》（1971）、《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这种抱负很随意马虎在俏丽的自然中找到对应物，但俏丽的自然带给墨客的安慰是有限的，并不敷以弥漫二心坎的巨大空间，由于顾城毕竟是个有社会关怀的人。就此而言，顾城的抱负源于阴郁肮脏的社会现实与他光明干净的社会空想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源于他的现实生活与空想生活之间的冲突。对顾城来说，抱负使他疏远现实亲近诗歌，尤其是匆匆成了他诗中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说《远和近》这首诗为理解顾城的自然不雅观和社会不雅观或人际不雅观供应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
在我看来，《远和近》比《一代人》更有超越时期的意义。《一代人》的经典之处在于它是对“文革”时期感想熏染的虔诚记录。首先它是顾城个人的感想熏染，同时也是“文革”那一代人的共同感想熏染。换句话说，《一代人》的时期性大于超越性。关于《远和近》这首诗，顾城说它显示了“人与人之间习气的戒惧生理和人对自然原始的亲切感”（《关于的一封信》）。这紧张是针对“文革”时期来说的，只管在诗中“远和近”是并置的，但作者显然侧重于“远”，或者说因此对自然的信赖反衬对人的不信赖。就此而言，“你看我时很远”足可与陶潜的“心远地自偏”形成光辉的对称：在不同的时期语境里，顾城再次使“远”在汉诗中抖擞出了光彩。事实上，《远和近》的疏远主题并不局限于“文革”时期，从本日的眼力来看，它成了顾城留给我们的一句箴言或预言：“你看我时很远”，直接地说便是“你不懂我”。它适用于那些把早期顾城视为一个纯粹“童话墨客”而未看到他反思并试图“纠正”社会现实的人，适用于那些把中期顾城算作一个幸福的爱情墨客却没有看到爱对他的困扰的人，适用于那些把后期顾城算作一个失落控的疯子却没有看到爱与去世的奥秘的人。顾城貌似胆小超脱，实在有潜在的暴力方向，可能他比其他人更虔诚于时期，尤其是早期。他深知“不幸”是“幸存”的依据（《幸存的事理》1981），作为残酷时期的剩存者，无论间隔多久相距多远，他都没有摆脱“文革”影象对他的持续“伤害”：“正像没有一个人能避免/自己/避免阴郁”（《熔点》1984）。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结局也可以视为“文革”的重病产生发火的结果。如今，理解顾城仍是个问题：我们离他到底是近还是远？是离顾城的诗近离顾城这个人远，还是离顾城的诗和人都很远？对每个读者来说，理解顾城实在便是理解自己。如果你从顾城的诗中读到了自己，你该当离他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