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墨客，杜诗无论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对后世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杜诗所蕴含的道德情绪问题进行一点探究。
一、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绪的表现
1、 忠君爱国之心
在杜甫，忠君和爱国是分不开的，苏轼说他“一饭未尝忘君”，而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中，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忠君在杜甫成为了一个本性，虽然其根源来自于“奉儒守官”的祖传。而离乱生活中对国家统一，安定太平的渴望是一种强大而内在的动力。正由于如此，当事关国家时，他不仅能哀求自己，“济时敢爱去世”（《岁暮》）而且也能对朋友严武说出：“公若登年夜名，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这样的赠言。在对一个可能入朝为相，有着光辉出路的大人物送行时，人们都说尽祝福的话语时，而杜甫却本着儒家的“君子爱人以德”的精神，讲了这样不大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个中爱国之心，忧国之情是多么浓郁。杜甫齐心专心想着国家的统一，天下的太平，“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便是到临去世时墨客还慨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舟中抒怀》）。而此时的墨客却是穷苦到了极点，但他仍旧不忘时局，忧心着天下太平。
早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与岑参、高适登等五人登游慈恩寺塔时赋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就表达了他对国家出息的担忧。安史之乱杜甫身陷叛军之中，但他不忘国家大事，从军国大局着眼，写下了“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促”（《悲青坂》）的诗句，至德二年（757）身在贼中的杜甫，得知叛军围攻太原，意图长驱朔方、河、陇，威胁唐肃宗驻地彭原、凤翔一带，他恐朝廷不备，遂作《塞芦子》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并积极建言：“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在华州时，杜甫写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剖析唐军与贼兵形势，提出进军打算与路线。且不说杜甫剖析建言在当时军事上的代价，单这颗洞然可见的爱国之心就足以冲动古今。
杜甫的忠君紧张是表现在对“君”的批评上，“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杜甫把批驳的锋芒直指玄宗天子：“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便是在《咏怀五百字》中，墨客表明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同时，又对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的玄宗君臣提出来求全谴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家女，反攻其夫家，盘剥贡城阙”。象“唐尧真自圣，野老复如何”（《秦中杂诗》）；“关中小儿坏纲纪，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朱紫虽不仁，视女如莠蒿”（《遣遇》）；“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其三），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包含着对“君”，对当权者的愤怒，然而愤怒的背后却是忠爱，是对这个集团的希望。
在儒家的思想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社会安定，天下太平是一种政治空想，而这个空想成为了杜甫人生的崇奉，他自然地把儒家这一空想下的基本政治道德——忠君爱国，力行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朴拙地表现在自己的诗中。杜甫的政管理想是“至君尧舜上，再使风尚淳”，他以天下为念，只管在当时“风尚淳”是茫不可求的，他看到的只是“万国尽穷途”，但杜甫还是积极地靠自己的一点力量去改变现实，他的执着使他始终保持了儒家的那种正视现实的激情亲切和勇气。
2、 忧民爱民之情
说到杜甫的“忧民”，人们总是和他的“忧国”联系在一起来谈。杜甫的忠君与他的爱国是紧密相连的，而他的“忧民”不是很随意马虎就能和他的“忧国”统一在一起的。由于杜甫所念的“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至于“民”，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是被统治阶级。对付他们来说，无论谁来统治，结果都是种地纳粮。而当时的安史之乱，就实质讲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民族抵牾不是战役的紧张方面。普通民众只是被两大政治集团推进血与火中的受难者。在诗中，杜甫对受难的民众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严明地正视那个时期的现实。但他的“忧民”却不能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他只能在尖锐的抵牾中探求折衷的路子，这使他的诗中所表现的感情显得非常痛楚。
在《新安吏》中，墨客对受难的人们发出了深切的悲悯之情，他说出了“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诗时，也就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天下上走到了绝路。按这个思路与情绪方向走下去，会涌现严重的问题：捐躯到末了的民众有无责任连续为唐王朝来卖命？杜甫在这个关头收笔而转：“我军取相州，早晚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所谓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彷佛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连杜甫自己也难以真正相信。但他只能这样的抱负，并以此来安慰从军少年和他的家人。
在《新婚别》中，杜甫写了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写出了她的不幸与悲哀，而又以较多的笔墨描述了这位女子的深来岁夜义，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是悲惨至极，墨客对他充满了同情，但他在诗的篇末还是让老人喊出了“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豪壮的调子。新娘与老人的形象未必就不真实，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有更多的新娘与老人是不愿走向“去世亡之地”。而杜甫之以是选择这样的形象，乃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这样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表示了杜甫入世、救世的儒家道德情怀。
时期的苦难，公民的不幸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记录在了诗中，虽然不能改变现实，但杜甫还是表现出他的执着，他苦苦的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均匀”。（《宿石花戍》）。他抱负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蚕谷行》）。读到这些诗句，使人不免想起孔子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孟子的“五亩之宅，七亩之郭……”的政治空想。杜甫在他的诗中一次又一次地给苦难中的公民描述俏丽的生活图景，他希望能给苦难中的民众一点希望，一些温暖。
忠君爱国是儒家基本的政治道德，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君与民在儒家是用中庸来调和的一对抵牾关系，在像安史之乱这样动荡的浊世，各种抵牾非常尖锐的情形下，情绪的天平，一头是“君”，一头是“民”，杜甫在他的诗歌中把这种感情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他不因“忠君”而损失良知，忽略公民的苦难，也不因“忧民”而背弃李氏王朝。只管这使他灵魂备受煎熬，而他却能在自己的诗中自然地、朴拙地表露出他在这方面的合乎儒家政治道德的情绪。在往后长期的封建社会，杜甫得到了“诗圣”这样一个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其深刻的缘故原由大概正在于此。
3、 五伦之内的“仁爱”
儒家思想是一种情绪哲学，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在宗法制度中的位置，儒家将各种关系，归结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妻子、朋友，稳定和发展各种关系所依赖的是“仁爱”，而爱是自然的，由近及远的来发展。妻子是丈夫生活中最亲近的人，朋友虽然不在宗法之内，却是社会生活中打仗最多的人，“仁爱”精神便是从这些关系开始并向外发展。因此在杜甫的诗中，写到妻子、朋友的诗不但多，而且也很动听。
妻子是杜甫诗中一个光鲜的形象，杜甫诗中写到妻子的地方总是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客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想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我们都能从中体会到墨客的深情。杜甫生平多难，特殊是四十岁后，险些没过几天好日子，妻子杨夫人也饱受饥寒之苦，因此杜甫对妻子总有一份歉疚之感：“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北征》），“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村落三首》其一）。在成都草堂那段日子，杜甫一家寓所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了一点兴味，这时杜甫的歉疚之情才有了一点释怀，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落》）这样的诗句中，我们不但能看到杜甫的喜悦，更能从中感想熏染得到他对妻子的爱。当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的时候，欣喜若狂的墨客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与妻子分享这个喜悦：“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笔下的妻子总是那样的可亲可近，可敬可爱，在苦难的生活中她没有抱怨，她担负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候关心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丰呈严公》）；对流落在外的丈夫她没有埋怨，更多的是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不仅如此，杜甫笔下的妻子还有着非常女性化的一壁：“喷鼻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月夜》），这是杜甫心目中妻子的形象，她不同于举案齐眉的孟先，嫁了个有德的梁鸿，非要“椎髻布衣”。儒家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比较合乎人性、人情的风格，在杜甫的诗中表现的非常显著。在《北征》中，杜甫借写小女儿，调侃久别的妻子：“粉黛亦解苞，衾绸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散乱画眉阔”。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杜甫把儒家的道德感情在诗中表现得是多么富于温情。
杜甫描写交情的诗章尤为动人。杜甫的交游很广泛，个中最主要的是与李白的交往。自古文人相轻，而杜甫却以宽广的肚量胸襟，坦诚热烈地赞颂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敏捷诗千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天才，说李白能名传千古（“千秋万岁名”）。更动听的是李璘事宜之后，李白弄到“众人皆欲杀”的地步，杜甫说：“吾意独怜才”。他曾写诗为李白抱不平，“冠盖满京华，斯人独干瘪”。他怀念李白的诗篇是那样的情深意切，读了“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感想熏染到什么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意。闻一多说李杜的交往就像上苍里太阳和玉轮走到了一起，他们辉照历史的交情，不仅是由于他们的“才”，更主要的是杜甫的情。
读杜诗总感到杜甫走到哪里都有朋友的帮助，也正是浩瀚朋友的无私声援，使杜甫能在浊世活下去。对此杜甫心存感激，在《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一诗中，杜甫歌颂了穷朋友间的深情，战乱中偶遇老朋友卫八，受到卫八激情亲切的接待，墨客写下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的动人诗句；在百口逃难山中，雨夜途经彭衙，杜甫又受到了老朋友孙宰一家的激情亲切接待，“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一种朴实、诚挚的交情是多么动听。
4、 五伦之外的仁爱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熟习而又算不上朋友的人，有许多不大熟习的人，还有偶遇的陌生人，对付人际关系中的这些人，杜甫能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来对待。
杜甫生平中许多时候生活极为不安定，时常迁移，无论住在哪里，杜甫都能和邻人友好相处，《羌村落三首》中，邻人对杜甫的热心，折射着杜甫对他们所倾注的爱：“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甫在成都草堂有五株桃树，杜甫许可贫苦的邻人来采摘果实。他说：“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便是从夔州襄西草堂迁走后，杜甫也不忘写信给寄居于此的吴郎，叫他不要在堂前插竹篱，要顾念那位来堂前打枣的无食无儿的西邻老妇。诗写得普通、平淡，但对老妇的同情关爱是那样的真切。“不为贫乏宁有此，只缘恐怖转须亲”。这又不仅是一样平常的恤老怜贫，更动听的是杜甫对老妇人的尊重。
晚年到处流落的杜甫深感“浊世少恩情”，但他却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在无论什么情形下，他都不忘“爱人”之心。在由秦州到同谷到成都的途中，杜甫过着拾橡粟宿山谷的生活，但在看到山峦高处的伐竹者时，杜甫吟出了“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在过嘉陵江是，看到舟子险滩行船，在赞颂他们高超技能的同时，墨客更关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伯仲寒”（《水会渡》）。杜甫对他人的痛楚体验是极深的，并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新婚别》中新娘子身份的尴尬：“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垂老别》中被征发上前哨的老夫与老妻别离时相互怜悯与安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去世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如果没有深切的关注、同情，没有博大的仁爱精神，怎么可能如此深刻的表达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痛楚，而这些人正好是杜甫所不大相熟的普通人。
许多人在身处苦难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而杜甫在遭遇苦难时每每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从京城回到奉先县的家中时，杜甫的小儿子已经饿去世，墨客没有只陷于个人的悲痛之中，墨客想到自己可以免去租税与兵役，而平民的痛楚就更不堪言状，“默思失落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在成都时，草堂被风吹破，墨客终夜在寒冷凄苦中，也不止于自叹，而更进一步想到了社会上浩瀚的受冻人，战乱中流落失落所的人，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他由衷的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面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去世亦足”的呼唤，这种“一肩担尽天下愁”的圣人情怀是何其动听。
二、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绪的根源
诗如其人，杜诗中的道德情绪是杜甫思想感情在其诗中的真实流露。杜甫曾多次在诗中自称为儒生，他的道德情绪就根源于孔、孟的儒学。其行成可归为三个方面。
首先：杜甫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仕宦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是晋代的名将杜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期间的膳部员外郎，同时还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墨客，父亲杜闲是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生活在这样一个诗礼传家的仕宦家庭，杜甫一定会受到儒家思想的极大熏陶。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奉儒守官”是杜甫生平的紧张思想。这种思想在早期虽包含了更多的个人功名利禄色彩，而在杜甫四十岁往后，“奉儒守官”在他更多的是儒家积极入世、救世的情怀。
其次：原始儒学的品质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读书破万卷”的杜甫，在对古代诗歌广泛的学习与继续中，也一定很好的继续了个中的儒家思想与道德情绪。在儿子宗武生日时，杜甫曾自满地说：“诗是吾家事”，这虽然紧张指诗的句法，艺术表现上的家学渊源，但并不排斥道德情绪的继续。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
”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是一种情绪哲学，它和诗歌有着很强的亲合性，这就使杜甫不但能从古代诗歌中去很好的继续这种道德情绪，也能够在他的诗歌中去很充分的表达这种情绪。
再次：杜甫的人生与社会经历，对他的思想和感情有着决定性的浸染。35岁长安应试，遭逢李林甫阴谋而落第的杜甫，在此后一贯仕途失落意，生活困苦，过着“卖药都邑，寄食友朋”的生活。在长安十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与酸楚中，杜甫体味到了当时的世道民气。安史之乱后多年的流亡生活中，“三年饥走荒山道”使杜甫感想熏染到了浊世中生存的困难，“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去世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幸达行在所三首》）。虽然从长安有幸逃到了凤翔，到了天子的身边，但个中的困难危险使杜甫感到在这样的浊世活着只是暂时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弃尸荒野。
原始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样的浊世，对浊世中生命个体的终极关怀是原始儒学一个主要的特色。孔、孟儒学中的“仁爱”精神，富于人情味的道德情绪，能够给浊世苦难中的人们一丝温暖，一些希望。杜甫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真切地体悟到这一点对浊世中的人们是多么的宝贵。他把这种体悟变成了自己思想情绪的一部分，在他的诗歌中将其放大开释出来，用它去温暖那个冰冷的浊世。
三、 杜甫诗歌中道德情绪的影响
士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其性情的形成自汉代往后，首推儒学（其次有道学、佛学……），唐代往后儒学的这种影响又多了一个有力的渠道——杜诗。这是由于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诗中所传达的深厚诚挚、充满仁爱精神的儒家道德感情。
宋金交替期间的民族英雄李纲、宋元交替期间为国献身的文天祥都是杜甫的崇拜者。李纲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民气，然后知其语之妙也”（《重校杜子美集序》）。这可以看作人们之以是热爱杜诗的一个总的解释。文天祥被俘之后，羁押在燕京狱中，三年艰巨的监牢生活；陪伴他的惟有杜诗。他在自己诗集的媒介中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我们可以想见杜诗中所表达的伦理精神，对他们的人生选择所起的推动浸染有多巨大。
诗歌创作是古代读书人的日常作业，古代学子，在读完“三、百、千”之后，平常打仗最多确当属杜诗。由于杜诗规矩井然，学有规范。对杜诗的广泛模拟从宋代就开始了。由于读书人的须要，历代文人学者，也热衷编纂、校订、表明、选编杜诗（在墨客个人选注中杜诗占第一位，传世与存目近千种），坊间也乐于刊刻，它是历史上的脱销书，在古代社会中是非常遍及的。杜诗中的道德情绪也一定在这种广泛的阅读、模拟中渗入到士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了。因此，说杜诗对后世文人士大夫性情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绝不是夸张之词。
中国幽美的文学传统，特殊是古典诗词对读者思想情绪的熏陶力量是无法计算的。杜诗发扬了儒家思想中富于伦理代价的一壁，于熏陶之外还有教养的浸染，杜甫诗歌对古代读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施之于今日的教诲之中，也当有着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