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成都，面对陌生的异域景致与人事，他写下《成都府》一诗：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公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成都自秦以来一贯为蜀郡治所。唐初改蜀郡为益州，置总管府。剑南西川节度使亦治成都。天宝初从益州又改回蜀郡。安史之乱后，玄宗避难成都，从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756）至至德二年年底（757），玄宗在成都驻跸一年多，“至德二年十月，驾回西京，改蜀郡为成都府，长史为尹”（《旧唐书·地理志》六）。
蜀地开拓很早，境内稻菽桑麻盐铁水利资源都极其丰富。《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地皮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由于地理上风，战乱较少，社会经济发展，公民生活相对安定富庶。安史之乱中，关陇、中原乃至江南地区均受到侵扰和毁坏，只有蜀地为流亡的天子和朝廷百官，以及因战乱流落失落所的百姓供应了一个避难的场所。玄宗入蜀后，在成都留驻了将近一年半韶光，并且在此遥控朝政，成都一度成为另一个政治中央。虽然此时玄宗已回到长安，但天子驻跸带来的影响还在，这一点也是杜甫在同谷失落据后选择入蜀到成都的主要考虑。
面对浊世中这样一座繁华富余的都邑，墨客的感慨强烈而繁芜。有秦岭为樊篱，深冬的成都依然树木葱郁，令北来的旅人眼目为之清新。而在四方战乱之中，成都的繁荣和逸乐更让杜甫有种时空错置之感。杜甫的行程，是从北面抵成都，再折向城市西南方向。他的不雅观察目光，也由远及近，从野生手至近郭，人烟逐渐稠密，看到许多风尚、语音都和关陇故乡完备不同的公民。江水蜿蜒东去，像墨客异域游子的生活完备看不到尽头。“信美无与适”，杜甫此时的心情，犹如汉末从战乱关中流落到南方荆州的王粲。杜甫流寓诗中常见与汉末王粲心意相通的叙写，此诗中亦自比王粲，意味当然是很深长的。但这首诗里最为值得把稳的句子，莫过于“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四句，诗句乃实景兼比兴。所谓实景，当然指墨客在岁暮薄暮时分到成都所见到的景致。既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微意，也有岁暮“厉厉气遂严, 纷纭飞鸟还”的况味。而比兴隐喻的内容，甚为深曲，涉及他流寓入蜀的一个奇妙背景，即当时朝廷中玄宗和肃宗父子之间的权力斗争。
关于玄肃父子关系问题，黄永年等学者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可参考《唐肃宗登基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的中枢政局》《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唐玄宗搬家西内考》等文）。大致言之，玄宗后期，政治阴暗，朝中权力之争激烈，天子对太子心存猜忌，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在灵武自主为帝，父子之间的权力之争连续发展。杜甫号称“每饭不忘君”，对朝廷抱有不二之忠，对付二帝之争，本意不愿卷入，所关注者，只是国家之兴亡。以是当玄宗逃往蜀地，肃宗在灵武自主的时候，他怀着平息战乱的立功空想，弃家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独身只身赴行在投奔肃宗，经历很多磨难，终极到达肃宗所在的凤翔，官拜左拾遗。但朝廷的权力斗争繁芜尖锐，居巴蜀的玄宗和在关中的肃宗之间，在人事安排、军队掌握、地盘争夺等诸多方面，离心离德，冲突激烈。杜甫地位低微，但终极还是无法避免地卷入人事争斗的漩涡。乾元元年房琯罢相，房琯之得罪，史上有许多说法，但对肃宗来说，最不能容忍的罪过，是房琯给玄宗建议“遣诸王为都统节度”一事，由于这正好是玄宗用以胁迫肃宗乃至有可能危及肃宗地位的主要支配。杜甫在这时态度武断地上疏为属于玄宗一派的房琯辩解，称“罪细，不宜免大臣”。因此迕旨，得罪为人猜忌刻薄的肃宗，终极被指为琯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被逐出朝廷，几年间飘泊秦陇，末了不得已入蜀。而就在他到达成都的两年之前，即757年底，玄宗已被肃宗以各类情由迫回京师，居南内兴庆宫。肃宗节制朝廷大权，玄宗朝的大臣全部罢相。此后两年多韶光，由于肃宗的猜忌和李辅国等辈的推波助澜，父子关系更加恶化，到上元元年七月，也便是杜甫到成都的次年（760），玄宗被逼迁到西内，隔年宝应元年（762）四月，幽去世于西内神龙殿。
杜甫这种忠良之士，对战乱中的二帝之争，极不愿见并深感痛惜。从儒家思想不雅观念和国家朝廷的利益角度，他衷心希望玄宗父子维系儒家君臣父子的良好伦常关系，二圣一体，共御外敌。但从个人遭际来说，杜甫以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玄宗旧臣，都曾被肃宗打击排挤；加之玄宗回京后的多少可悲遭遇，肃宗身边张、李这些邪佞小人陷害忠良的乱政之举，为人所切齿，以是内心情绪更方向同情逊位的玄宗天子。然而当时二帝间关系十分奇妙，事涉敏感，尤其忌惮于肃宗的猜疑，这种情绪杜甫不能明显地表露，只能隐微言之。而《成都府》诗中的这几句，钱谦益注引《困学纪闻》，解释其言初月不出，众星争光，有暗指当时朝廷政治场合排场的含意，是很有道理的。这样的情绪，是杜甫选择入蜀的深层思考，无疑也影响了他到蜀地后诸多诗作的内容表达。
《蜀相》诗作于杜甫到成都之次年春季（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三月），作为老杜名篇流传千古。其诗深情凭吊诸葛亮这位蜀汉名臣，然而，杜甫在描述与蜀相有关的古迹与景物时，也把非常隐微的政治情绪，写入个中，其深意有值得探究之处。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計，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去世，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诗首联写出唐时武侯祠堂的所在地是在故锦官城之外。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个中（《初学记》引作“流江中”），则光鲜，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初学记》引作“锦城”）。”可知锦官城的位置是在夷里桥南岸道路西边。另《太平天地记·剑南西道一·益州》则记武侯祠是在先主庙西，而后者在“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如此则武侯祠是紧邻惠陵，与本日武侯祠的位置附近。历史上，诸葛亮祠的位置屡有变动，而唐时祠堂位置，是这首诗首次解释。其址离草堂很近，杜甫前往凭吊该当非常方便。所谓“柏森森”，明言诸葛祠旁植有柏树，陆游《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悲惨汉陵庙，衰草卧翁仲。……壤沃黄犊耕，柏密幽鸟哢”，也提到此处柏树浓密。有传说此柏为武侯手植，后人始就柏立祠，以表思念之意。
颔联写凭吊时之实景，本是标准的律诗作法。但两句写景中也兼用典，其典故之微旨，古今鲜有留神。表面上，此处化用《诗·小雅·出车》“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之句。按《诗序》：“《出车》，劳还率也。”孔颖达疏：“言季春之日，迟迟然阳气舒缓之时，草之与木已萋萋然茂美，仓庚喈喈然和鸣，其在野已有采蘩菜之人，祁祁然浩瀚。我将帅正以此时，生执蛮夷之囚可言问者及所获之众，以此而来，我薄言还归於京师以献之也。说其事终，又美其功大。言赫赫显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于王，是将帅成功，故劳之也。”对付半生戎马操劳、“志决身歼军务劳”的诸葛亮而言，此古典自是非常相符。但值得把稳的是杜甫在这两句里用的“自”和“空”两个字，春色而“自”，好音而“空”，春景之中，隐有一层无奈而伤感的况味。《豳风·七月》中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诗句，颇为哀婉。按诗《序》，《七月》之诗是为周公受谗避居东都所作，另《楚辞·招隐士》中还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感伤之句。综合这些古典，可以得知，“映阶碧草”明用《诗·小雅·出车》，暗用《楚辞》及《诗·豳风·七月》之典，寓含伤悯逐臣之微意；而其下“隔叶黄鹂空好音”所隐用的典故也很值得把稳，黄鹂即黄鸟，亦即仓庚，古诗中所咏和喻意都非常多，《诗经》中《周南》《小雅》《秦风》等都有涉及黄鸟之诗。而此处云“空好音”，可知除了“仓庚喈喈”的一样平常理解之外，其所暗用的古典实为《诗·邶风·凯风》。《凯风》诗有“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句，按诗序：“《凯风》，美孝子也。”毛传：“睍睆，好貌。”“慰，安也。”郑笺：“睍睆，以兴颜色，说也。好其音者，兴其辞令，顺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此处用此典，有暗喻当时玄宗与肃宗之奇妙关系，不无讽谏之微意。
颈联下句“两朝开济老臣心”，亦是字面明言蜀汉先主后主两朝而暗喻玄肃两朝。而当时两朝老臣，可以开出一个很有分量的名单，这些人都是心怀忠义，勉力王室的良臣，然而其命运和遭际却令他们许多人未必能够建功于两朝，长怀英雄之恨。因此，全诗的末了两句，怀古抚今，有如此悲怆的情调也就可以理解了。三年之后的广德元年，杜甫在阆州吊房琯墓，作《别房太尉墓》诗：“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碁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其诗与《蜀相》末句参照来读，“泪满襟”的意指和哀恸更加明晰深切。
成都是蜀汉都城，有关三国史事人物的遗迹很多。如先主庙、武侯祠、双流县的诸葛亮旧居、诸葛亮八阵图等等。但检看杜甫诗集，比较意外的是，他在成都期间，所作有关蜀汉遗迹的诗少之又少，而专咏诸葛武侯的诗仅《蜀相》一首。此期间的杜甫对蜀汉史迹的吟咏何以如此谨慎呢？一个可能的缘故原由，是杜甫居成都的韶光敏感，而蜀汉君臣往事，虽是历史，或难免与当时现实政治有所牵扯，或者说比较随意马虎因之对一些朝廷人事产生奇妙遐想之故。《蜀相》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春，当时玄宗尚居兴庆宫，二帝之关系奇妙，尚坚持和缓，有一种敦睦之假象。以是杜甫此时对三国史迹和人物的吟咏十分委婉克制，和他在大历元年抵达夔州后所作这类题材之诗颇为不同。而在夔州之后，他感慨先主、武侯等人物史事的诗篇不仅数量大增，并且愈加激越凄凉，不无愤郁之情了。
综之，唐时成都有许多带有分外地域文化色彩的人文历史遗迹，如蜀王传说、杜鹃崇拜、蜀汉遗迹等等。这些古迹与传说有一些恰和杜甫内心所关注的政治时势有贴近之处。因此，杜甫在一些吟咏蜀地文化景致的诗篇中，比物托类，投注了二心坎的政治情绪和关怀。这些古迹或传说，是他借以抒发某种政治情绪现实关怀的载体。很多这类作品，都用比兴用典办法，把对蜀地历史文化的表述，变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这是杜甫在成都的许多咏怀史迹乃至自然景物之作所寓含的深层内容所在，而这一点，也是后人解读杜诗的一大取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