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高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以杞柳能为桮棬说性，尙在一个物（或者还在一条线）上说，但以水（东西高下本与水并非一定）说性却又岔出去了，那是一种外在之性，与生之为性的话题就远了。事实上，正由于告子总是揪住自然这个向度不放，到以白说性（也非生之性）就更远了，等到以牛马之性（这个是生之性）紧缩回来，全体话题就崩溃了。孟子就磨下驴，倒捡到了话头，把人性本善给顺出来了。在他看来，性之以是有不善，乃是人（欲、情、识、习）使之，正如水本就下（这个是不是水之性另论，最少是水的一种属性）但被激被扬而过颡或上山。这样就有点以假立真的味道，仍旧不具说服力。
实在，依《周易》的原则，万物（含性）本来就有阴阳刚柔的两面存在，即先天便是对立的统一，为善只是善之方面強于恶之方面，为恶只是由于恶之方面強于善之方面。这种善恶的不平衡要达到的是致中和，致中和而成其一物。纵然致中和，万物总是要么偏阳要么偏阴（负阴而抱阳），从卦象来说，表象与实相正好相反。《系辞下传》第四章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在此，君子小人当刚柔強弱理解就可以贯彻天地人三道。
现在，就进入了性之何以为性的问题。杞柳之性是什么？水之性又是什么？人之性又是什么？它们是否可以用同一个性字来表述？义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属性，个性，物性，人性；而物性又可以分植物之性和动物之性，先天体性和后天用性；人性则有才性、品性、脾性、德行等平分殊，如果把它们都搅成一团，怎么辨怎么辩？看看告子的话，便是想逼出孟子对性的界定，可是孟子便是不接招，把话题往外边绕，反倒让告子把自己的问题给逼出来了。
《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可见性从道而来，这个道是天道，天道便是生生之大德，性便是道之成立（存存）。按道理说，物之生包含生住异灭在内，或者如乾坤之元亨利贞，只要由潜在到实际天生，无论寿夭善恶皆可言性。既如此，诟谇不分也是本然的状况（即道家所理解的自然）。但是，这句话中有一个过渡句：“继之者善也”。这个善字是先天还是后天，是质地还是圆成，是自然还是道德（儒家角度）？或许性之善、或恶、或不善不恶、或亦善亦恶的分殊便是从这里出来的。
我以为该当引入两个观点来重修剖析架构。一个是“意义”，对付个体而言，我们该当认为，万物就其各自成己而言都故意义，以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贤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另一个是“代价”，对付群体而言，不再仅以成己为意义，而当以成物为代价，个人的代价寄托于群体，扩大而言，即是“民胞物与”、“与万物融为一体”，乃至于必须捐躯个体。或许以此可以办理决困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问题、民气道心问题或者由“生之谓性”引起的存有之性和道德之性的不合。（详见《读易录六十一：“道”的意义与代价构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