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的麻烦之处在于：它完备不符合汉语的习气，没有证据表明“三岛”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岛的三个部分。别的几种阐明也都不免失落之穿凿，与此同时，它们却又都断然流传宣传这个“缺点”是因古人对外洋埠理的无知造成的。实在这些说法本身才是有问题的，是当代人在强解古人。维基百科的“英伦三岛”词条认为，“它很可能是从前清代对付英国仍欠缺精确理解时，所形成之词汇，并沿用至今。在英文中，事实上并没有与‘英伦三岛’相对应之观点或语词。”这至少点明了一个事实：所谓“英伦三岛”完备是一个中国式的说法，也只能从中国文化入手才能理解它的天生。
为什么是“三岛”？
中国人对英国的理解，始于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1623年，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杭州刊印了《职方外纪》，描述天下五大洲地理，个中就明确记载欧洲西北海有“谙厄利亚”（英格兰）和“意而兰大”（爱尔兰）两大岛和许多小岛。把英国称为“三岛”的说法，最早见于雍正八年（1730）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个中称“英机黎一国，悬三岛于吝因、黄祁、荷兰、佛兰西四国之西北海”。值得把稳的是，该书附图中对英国却只画了两岛。1820年，曾在外洋流落十四年之久的广东梅州人谢清高整理出版《海录》一书，成为中国人讲述西方天下的第一部著作，个中谈到英国时也引用《职方外纪》称之为“乃海中二方屿也”。
《海录》影印版
为什么明知是两岛却说是“三岛”？大略地说，“三”在此是虚指而非实指，不必限于三。此类事例极多，汪中《释三九》一文旁征博引，将“三”的实指和泛称用法分为实数与虚数，实数指称详细的数量，虚数则代表“多”或“极多”。岑仲勉也举出“三月不知肉味”等语，表明古汉语中“各种事物，每每说作‘三’数，实际上都不一定真是‘三’数”。佛经每举五百之数，泛言其多，也出于同理。
之以是如此，是由于数字对古人而言，并不仅仅是打算符号，还常蕴含着深刻的隐喻意义，具有神秘的原型意义。这是人类社会的通则，不独以中国文化为然，只不过不同文化中的“圣数”不同。例如两河、希腊、西方文化则特殊推崇“七”和“十二”，《旧约圣经》的字里行间满是圣数“七”：上帝创世用了七天、挪亚方舟上的动物均要带七公七母，或“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遭报七十七倍”，其例不胜列举。十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举出希波克拉底的话流传宣传：“本天下的所有事物都必定要以7这个数字为根本。有7颗行星、7个景象带、一周7日。人生被分为7个阶段。”他被公认为当时最精彩的地理学家，对欧洲各国都有详细、准确的记述，是第一个确认巴黎为“法兰克人”都城的穆斯林作者，且清晰地列举出了法国国王的系谱，但他却又说“大不列颠”（Britanya）是由十二个岛屿构成的。这个乍看不可思议的“低级缺点”，是由于“十二”具有分外的意义——在很永劫光里，中东和欧洲都盛行十二进位（英语中至今保留这一痕迹），“十二”被视为一个循环的极数，是宇宙规律的象征数，由于一年的韶光循环正是十二个月。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阐释了这种天下不雅观：“在神话思维中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数充当一种紧张的、根本的形式。”这意味着，宇宙中的统统形式都因此这些数字为根本的，古希腊、古印度之以是有“四大元素”说，便是由于“凡是把北、南、东、西看作天下基本方位的地区，这种特定的划分常日也充当天下及天下过程全部布局的模式和原型。于是四成了无与伦比的圣数，由于四准确地表达了每一特定实在与宇宙根本形式之间的这种关系”。
《神话思维》
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一系列神秘数字规范着人们的思维与想象，但将哪些数字视为圣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甚大——“四大元素”在中国则是“五行”，由于在中国文化中，“五”被视为“阴阳交午”之数。作为气化宇宙的范型，“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是至今仍在流布的习语，“三”与“五”之数及其周期被视为宇宙不变的构成元素与规律，代表着一种空想化的模式，所谓“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汉书·律历志上》说得更明白：“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个中“三”又是玄门中特殊重视的神秘数字。在这样一个布局中，外洋的“三神山”是一个固定的原型。至迟在西汉初年，这一外洋仙山传说就已深入民气，《史记》载汉武帝为求仙而造建章宫，宫中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以象海中神山”。这一神话发展到东汉魏晋期间，已成为固定的洲、岛空间模式，具备乐园瑶池性子，并增衍出更丰富的意涵，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经典符号。所谓“海上有蓬莱三岛，则帝王所都，仙圣所宅”（宋徽宗《艮岳记》），乃是人所共知的说法。
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古人，很自然地会设想外洋有“三岛”的存在，由于这便是他看待天下的基本模式。《西游记》的第一回开篇就说：“外洋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这里所谓“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都是蓬莱神话中的习语，后文又有“远不雅观一似三岛天国，近看有如蓬莱胜境”（第二十八回），也是同理。《警世通言》中则以玄门的口吻，明白无误地说到“超凡入圣，回绝尘世，以归三岛，故曰神仙”。连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禅宗，都有“西天三岛”的说法。
在这里，“三岛”是一个固定搭配，身在这一传统中的人都理解其隐喻意味。宋杨万里《芗林五十咏·百花洲》有“更兼芗林中，三洲是三岛”；元人许桢《渔家傲》词则有“水中三屿如三岛”一句，如果不理解三神山的典故，仅从字面含义看，这就成了令人费解的同义反复，犹言“三岛是三岛”了。也是在这样的文化生理下，但凡谈及“外洋仙山”，中国人的自然反应都是“三岛”。
从很早的时期起，中国人就开始将这“三岛”的想象投射到外洋埠理上，而最常常成为投射工具的，则是东邻日本。李白在《哭晁衡卿》中，就已将日本隐喻为蓬莱仙岛：“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自此，这一贯是惯用的想象，故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校补记第七条里说：“昔朋侪言，日本有杨贵妃墓，曾见其照片。日本受中国文化甚深，白乐天诗尤具重大影响。《长恨歌》既有：‘忽闻海上有仙山’之句，日本以蓬莱三岛之仙山自命，此与彼国熊野有徐福墓者，正复相似，自可不必穷究也。”
称日本为“三岛”，自此便成为一种固定的隐喻，虽然晚清时已明知日本全国由四大岛构成，但在文学性的措辞中，“三岛”仍是对日本的雅称。如秋瑾《日人石井君索和》诗：“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1908年段献增著《三岛雪鸿》，记述的也是其日本游历。1909年汤寿潜上奏《存亡大计标本治法》，倡议联美排日：“日本蕞尔三岛，无日不谋展足大陆，常欲结我以自固。日本不甚富强，常汲汲于依赖中国以自存。”梁启超《爱国歌四章》也有“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吾中华”一句。从汤寿潜、梁启超行文语气也可看出，“三岛”在此乃至已不算是美称，只不过是普通代称，乃至成了蔑称。
另一种常见于明清文献的说法，则是将琉球群岛称作“三十六岛”，如清初徐葆光《奉使琉球诗》卷二《舶中集·琉球三十六岛图歌》：“琉球弹丸缀闽海，得此可补东南荒。”相传琉球还有三十六姓原是福建移民。晚明著名海盗王直，寓居平户，号称“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筹海图编》）。琉球群岛现有60多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及400多个无名小岛，平户一带的岛屿也不止三十六个，为何刚好要说成是三十六之数？缘故原由很大略：这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一个常用的神秘数字。宋代往后的玄门经典（如张君房的《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有所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说法；《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则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组成；在明清小说中，所谓“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也是形容街市繁华的常用语。《西游记》第七十五回，孙悟空在狮驼山被吸入一个二尺四寸的缾内，须三十六个小妖来抬，“怎么用得三十六个人抬？那缾乃阴阳二气之宝，内有七宝八卦、二十四气，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数，才抬得动。”
值得把稳的是，汉语文献中最早将英国称为“三岛”的《海国闻见录》一书中，前文还有这样一句：“自对马岛而南，寅甲卯东方一带七十二岛，皆日本倭奴之地。”不难明得，对作者陈伦炯来说，“七十二岛”除了文化象征意义之外，仅是泛称其多，犹如现在说“千岛湖”，不一定刚刚好是一千个小岛。当然，如果是现实中的岛屿，中国诗文中也会用实数，如康熙帝题写郑成功的著名对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外洋有孤忠。”此处“两岛”乃实指郑成功当时驻军的厦门、金门二岛，但每当人们要表达“外洋仙岛”这一隐喻义时，则常日都只说“三岛”而不可能说“两岛”。
对这样浸淫在传统文化中的人来说，其内在意味原来人所共知。直至晚清，林则徐在《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种提到“风涛回顾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个中的“三岛”仍是“外洋仙山”这一本意，颇堪玩味的是，现在这却常被误以为是指“英伦三岛”。对时期更早的陈伦炯来说，“三神山”是再自然不过的文化符号，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他明明在舆图年夜将英国画成两个主岛，却要称它是“三岛”——由于在中国文化中，外洋仙山常日都是“三山”，偶尔是五个，但绝不能是两岛或四岛。
神话思维的逻辑
在阐明“英伦三岛”一词的由来时，常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古人对英国地理知识的欠缺造成的。这乍看不无道理，实在却大谬不然。由于我们认为英国只有两大岛是一个履历性的事实，但对深受神话思维影响的人们来说，“三岛”却是先验性的存在——也便是说，不是先看到三个岛，再照此统称，而是反过来，先归纳出一个宇宙的基本范型和元素，现实中的岛屿必须符合这个空想模式。到了后世较为理性化的时期，于是就会涌现困惑，或竭力去阐明是哪三个岛，为此聚讼纷繁。
这样的思维模式，在不同文化中均可见到，而在中国，一个关键的期间是从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初年的迁移转变。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美国汉学家艾兰认为，中国轴心时期哲学冲动的一个重大特色，便是将干系体系的构造化（systematization of correlative system），例如归纳出阴阳二元系统、五行。杨照认为，这是一种通过罗列整理的办法来节制繁芜现实的方向，以此统摄纷繁的征象，建构为系统——“五行”由此涌现，这“是一个弘大且可以无限扩展的系统，本色上便是将天下上的万物万象，都用‘五’来分项统纳”。
由于数字被视为宇宙的基本规律，因而不是数字对应现实，而是反过来，现实要来适应数字。《圣经》中耶稣有十二徒弟，由于“十二”是圣数，以是不会是十一或十三，即便在犹大叛变后，也还是要补选马提亚，凑足十二之数。在缅甸，由于人们笃信占星卜卦和圣数八，但每周只有七天，于是人们硬生生将星期三分为两个半天，以便逐一对应八大行星。在中国，为了知足“五行”之数，乃至可以凭空多出一个“长夏”来凑齐“五季”。王莽摄政时创造天下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却没有西海郡，为了凑齐“四海”之数，他在青海湖周围增设西海郡，“徙天下违禁者处之”，为增加人口，竟人为扩大违禁的范围，以便流放更多人。在代汉之后，为应符命，王莽更重“五”数，分全国为一百二十五郡，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各辖五郡。
南北朝期间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非汉族各族被统称为“五胡”，但正如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所言，当时建立王朝的至少有九个民族，而非五个，那么为何要称“五胡”？正如陈寅恪引苻坚所言“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这原指当时流传的谶纬，是一种神秘性的预言，原来就并不涵括当时所有胡族。王树民认为“五胡”原只是“五部胡”之意，由于当时生动的异族只有匈奴、鲜卑、氐、羌四种，只是后人为了对应“五胡”之数，从匈奴中又分出“羯族”来凑足“五胡”之数。对此有人质疑，既然如此，那“后人选择这些族群的总称，何以不是名实符合的‘四胡’，而是令人费解的‘五胡’呢？”进而主见“五胡”只是指五个胡人。吴洪琳精确地指出，“五胡”实在只是一种泛称，不必拘泥于“五”之数，只是“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胡人的五德历运次序’或‘五德历运中的胡人次序’”，这与所谓匈奴“五部胡”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是五族或五人的确指。
《真腊风土记》
这样的神秘思维看重的不是实际计数，而是象征意义。元代周达不雅观著《真腊风土记》被誉为对古代吴哥文明最宝贵、准确的记述，然而他却两次将当地七头的那伽神（Naga）记为“九头”：“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地皮主也，系女身。”这恐怕是由于，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不雅观念中，数字“九”充满神秘性，《楚辞章句·九辩章句》：“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我们习气说的“七窍”，这里也说成是“九窍”。
正由于在这种思维之下，看重的是一个不可变更的空想化原型而非详细细节，因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阐明时彼此歧异是常有的事。例如中国自古说“三皇五帝”，但到底是哪“三皇”、哪“五帝”，早在先秦就有不同说法；乃至就连“春秋五霸”这类历史人物，详细对应哪五人，也是众说纷纭。作为农业民族，中国人对粮食本该再熟习不过，但“五谷”究竟是哪五种谷物，也有几种不同说法，篠田统在《中国食品史研究》中精确地指出：“五谷的提法是由于附会阴阳五行思想而来的。开始并不明确五谷都是指的哪些谷物，根据人、韶光、地点其品种也有所不同。”中国自来就有“九州”之称，但这是指哪九州，据杨宽《战国史》的归纳也至少有三种不同说法，刨除重叠，实际上共有十一州，但却都塞入“九州”的模型之中：
日本的九州岛，最初于701年划分为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七国，但受中国传入的“九州”不雅观念影响，后增设萨摩国，713年再分出大隅，遂称九州。中国虽从外洋三神山的不雅观念出发，称日本为“三岛”，但在日本文化中的圣数却是八，因而在日本神话中说天照大神让皇孙推开八重云，降临到“大八洲”，降临处高千穗峰以高御座再现，其八角形即隐喻大八洲。“八”既为圣数，也可虚指“大”或“多”，故作为日本别称“大八洲”（おおやしま）或“八岛”（やしま）也可阐明为“多岛之国”（多くの島からなる国），本非实指；但到了《古事记》中，已经将之阐明为本州、九州、四国、淡路、伊岐（壹岐岛）、对马、隐岐、佐渡等八岛，而《日本书纪》卷一则认为是秋津洲（本州）、伊予二名洲（四国）、筑紫洲（九州）、隐岐洲、佐度洲（佐渡岛）、越洲（北陆道）、大洲（山口县屋代岛）、吉备子洲（冈山县儿岛半岛）。《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日本书纪》仅晚八年，但所载八岛却有三岛都不一样，个中越洲、吉备子洲乃至不能算是岛，如果说这是由于地理知识缺少引起的，那就很难阐明为何日本人连本国的八岛都搞不清楚，这彷佛说不过去。
北宋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入宋，称日本全国分为五畿、七道、三岛，往后直至晚清，中国文籍中凡记述日本地理情形，一律照抄不误，明代险些所有研究日本的书刊均继承此说。所谓“三岛”很可能是奝然受中国文化影响或迎合中国人之说，但由于和“五畿七道”并列，遂又被认为是在此之外另辖的行政单位，嘉靖年间出版的《筹海图编》乃认为“三岛”是指壹岐、对马、多褹（今种子岛），各辖二郡。此说亦为《明史》所本，载入正史。
像“琉球三十六岛”这样的说法，人们还能分辨此是虚指，但“三岛”却很随意马虎被视为实指，到了近代，更被后人嗤为古人地理无知所致。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中方报告中，绝不客气地指出：“清代前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险些处于结束乃至倒退状态，以至直到鸦片战役后，徐继畲、魏源的天下地理名著《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在谈及日本地理时，竟然都会犯日本是由长崎、萨摩、对马三岛组成这样的缺点。”国人对日本长期理解不敷固是事实，但这里所说的“缺点”却正好是已有一定理解之后，试图用理性阐明“三岛是哪三岛”所造成的。
到1877年，何如璋出任首任驻日大使，此前明治政府已于1869年将北海道正式纳入统领，何氏遂将以前中国文献上的“日本三岛”改动为“四岛”。这被沈国威赞许为“一个进步”，彷佛标志着中国对日本地理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但这倒不如说是对传统的破碎：从以往神话思维中的外洋三神山，转向了现代理性思维下的地理数字编码。当然，作为日本别称的“三岛”在文学性措辞中并未就此消逝，但随着对传统的疏离，后人正对此感到越来越困惑不解。在百度上就有这样的问答——有人问：“谁知道张自忠将军为什么称日本为‘三岛倭奴’，日本不是四个岛吗？这种基本知识不应该会漏掉的。”答者倒也知道“日本三岛是清末民初时常用的对日本的别称”，但却又阐明说：“后来随着北海道的开拓，日本就不再是三岛而是四岛了。张自忠将军说这话的时候，北海道还是荒地呢。”
顺着这样的逻辑下来，也就不难明得环绕着“英伦三岛”的疑团了：这原来是中国人对外洋仙岛的模式化想象，与其真实的数量无关，衍为一种文学性的美称，但到后来，却逐渐地会有人试图去理性化地阐明“是哪三岛”。到了此时，由于现实中的英国只有两大主岛，这就让人普遍感到费解，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于是各种说法纷起，试图弥合这两种不同思维之间的抵牾。
从现存的文献看，在鸦片战役后不久，中国人对英国的信息刚开始大增之际，这样的困惑就已经涌现了。1844年，梁廷枏所著《海国四说》出版，个中所收录的《兰仑偶说》专论英国，但看来他已经不理解前人为何将英国称为“英伦三岛”了，《兰仑偶说》卷二提到“国曰英吉利……亦曰英伦……三岛并悬……凡五十三部皆英伦旧地也……此外复有续据两地，其与兰仑同岛而界以港者曰斯葛兰，别出一岛者曰爱伦，皆近国旧壤，分部置官一如本国……按新嘉坡人撰《英国论略》云伦墩、苏各兰两岛共名英吉利，延长二十六万一千方里，耳兰岛九万六千方里”。在《兰仑偶说·卷四》中再次阐明：“英吉利国在欧罗巴洲，三岛孤悬大泰西中，迤东两岛相连，南为英伦，北曰斯葛兰……西别一岛为以耳兰。”这里所说的“五十三部”是指英格兰39郡、威尔士13郡及马恩岛，但他连这样详细的行政区划都知道，却又将苏格兰和英格兰强分为两岛，以凑足“三岛”之数——这与古人硬分出一个“长夏”补齐“五季”之数以应五行，正是出自同样的文化生理。
在传统时期，这原是道理之常，因而这个说法一出，即为人所继承。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称“英吉利，欧罗巴强大之国也，地本三岛孤悬大泰西海中，迤东两岛相连，南曰英伦，北曰苏格兰，两岛南北约二千余里……西别一岛曰阿尔兰”。乃至第一位出使欧洲的外交官斌椿，1866年已经踏足英国，但返国后所著《乘槎条记》中却仍旧称“英地本三岛，孤悬大泰西海中，迤东两岛相连，长约二千余里，广约五百里。南曰英伦，北曰苏格兰。迤西别一岛，名爱尔兰，长七八百里，广半之”。到1890年，薛福成出使欧洲四国，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和《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续》中，多次提到“英国三岛”和“英伦三岛”等词，并明确三岛是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英伦三岛”之说，在晚清民初广为人知，而最为人所接管的说法，是将之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部分。晚至1924年，孙中山所著《民族主义·第四讲》中，仍持此说：“现在天下上的民族，占地球上领土最多的，是撒克逊民族。这个民族最初发源的地方是欧洲，但是在欧洲所占的领土，不过是大不列颠三岛，像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但到后来，逐渐有人觉察到这个中有点不对劲：苏格兰不能算是一“岛”，因而又涌现了一个改动版的“合理解释”，主见“英伦三岛”之说源于不列颠岛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部分，相称于中国古代“三道”，后世以讹传讹，遂以道为岛。
凡此等等，乍看言之成理，但实在多是揣测之辞，倒是活生生印证了陈寅恪的名言：“其辞吐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原形愈远。”吊诡的是：这各类歧说，正是由于后人试图对古人之说予以合理化阐明引起的。神话学上有所谓“措辞的疾病”之说，即当一个词的起源不为人知之后，人们为了试图阐明它而兴起一种普通词源法（Folk Etymology），试图以此阐明某些征象、事宜或名称的缘起，由此产生了一种推源论的神话——例如将古越语地名“无锡”强解为“没有锡”。“英伦三岛”一词的各类阐明，也可作此不雅观：很多人自傲古人是无知才犯下知识性缺点，殊不知自己言之凿凿的合理化推断，也仅相称于那种民间的阐明性传说。不过，“英伦三岛”这个充满中国式神话思维的雅称居然能经历现代理性的洗礼，一贯留存至今，也堪称奇迹，也再一次证明，传统只管有时被人遗忘，但却自有其顽强的生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