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经》”专栏，我已经快两个月没动笔更新了。缘故原由无他，七月初的意外摔伤让我的左手手腕粉碎性骨折。
以至于接下来的几十天里，我要想写东西，只能靠右手的食指在键盘上一个键一个键地戳。戳个两三百字的短文，指尖便有麻木感，遑论写成两三千字的长文呢？
虽说这一伤耽搁了不少功夫，但我也因此得着些意外的好处。那便是思考的韶光变充裕了。
于是，下面这首小诗里的蹊跷，我才能细细地把它揣摩明白：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
终远兄弟，谓他人父。
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
终远兄弟，谓他人母。
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
终远兄弟，谓他人昆。
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诗·王风·葛藟》
这首诗里最惹眼的句子是——“谓他人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朱子在《诗集传》里阐明说：
世衰民散，有去其家族，而流落失落所者，作此诗以自叹。言绵绵葛藟，则在河之浒矣。今乃终远兄弟，而谓他人为己父。己虽谓彼为父，而彼亦不我故，则其穷也甚矣。
——《诗集传》
一个背井离乡、外出逃难的人，为了找寻新的依赖，不得已认人做父。但即便这样低声下气，也换不来人家温情的回报。“谓他人父”即是认人做父，朱子是这样理解的。
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假如他没说错的话，《葛藟》不便是中国古代“干亲文化”的源头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仅凭朱子这一番话，毕竟定不了案。
关于干爹义子之类认干亲的风尚究竟起源于哪个时期，我还希望能再找到一点别的旁证。于是我以《四库全书》的收录为限进行了一番检索，找到了与此干系的三条记载：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
——《史记·项羽本纪》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
——《史记·游侠列传》
陈余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余非庸人也。余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存亡之交。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不算《葛藟》的话，太史公笔录的“刘、项约为兄弟”、“田仲父事朱家”、“陈余父事张耳”该当是中国古代有关于“干亲文化”的最早的明确记载。
但也便是这几段记载，让我开始疑惑，朱子会不会把《葛藟》的“谓他人父”一句解偏了呢？
司马迁记载的几位历史人物——项羽、刘邦、朱家、田仲、张耳和陈余都生动于秦汉之际。朱家和田仲两位的社会身份，司马迁已有明确界定，是——“游侠”。
而随意马虎被人忽略的是，项羽和刘邦两位气吞山河的大人物，发迹之前，身上也有浓郁的游侠气息。
项羽从前和他的叔叔项梁一起蛰伏江东，大批地招揽来宾门人，乃至还暗中以兵法来组织和演习这些徒众。
用古人的话说，这是“以权力挟辅人也”（《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是范例的游侠手段；用本日的话说，是项梁、项羽叔侄秘密建立了一个黑社会势力集团；而他们两位正是个中的大佬人物。
至于刘邦，《张耳陈余列传》记载说，他青年时期曾经屡次从沛县北上外黄，以来宾的身份去结交张耳。去一次，每每盘桓数月之久。
张耳这个人背景很深。当他年少之时，有幸遇上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无忌仍未谢世，于是被无忌收录门墻，做了来宾。而战国四公子正是司马迁和班固口中中国古代游侠的开山鼻祖！
（拜会《史记·游侠列传序》和《汉书·游侠传序》）。信陵君去世后，张耳寻其故辙，荣誉日隆，终于成为故魏国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大游侠。刘邦正是通过张耳这个桥梁，间接得到了信陵君的真传。
后来高慢实足的韩信说，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这“将将”的手段很可能就继续自傲陵君的家法。
刘、项二位既然都是游侠本色，他们最初的结交也就自然而然地要照江湖上的规矩来。
所谓“约为兄弟”，普通地说，便是拜把子、换庚帖。行走江湖的人，要拉个朋友圈，这种伎俩是惯用的。
《史记》里边这三个认干亲的故事都指向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便是游侠。这不禁让我产生一种推测：会不会，认干亲便是游侠的“发明”呢？
所谓干亲，本色上是要在陌生的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类似于血亲的联系。
这种联系该当被视为一种替代物，替代一个人的血亲家族带给他的依托和庇护。倘若这个人本就没有分开自己的血亲家族，他也就没必要认干亲了。
在中国古代，分开家族乃至背井离乡的流浪者常被称为游民。而游侠便是从游民中脱颖而出的豪首。
游民的大量产生好比严重的水土流失落——水土流失落是由于植物的根系萎缩，锁不住土壤；而游民的涌现，则意味着被视为王朝根基的宗法制度涌现了松动乃至崩溃的迹象。
这种松动乃至崩溃要迟至战国时期才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史记》和《汉书》追溯游侠的原初历史时，将战国四公子认为游侠鼻祖的缘故原由），至于《诗》三百篇出身的春秋及其以前的时期，宗法制度仍旧比较健全，足以遏阻游民。
在那样一个游民与游侠都还没有出身的年代里，认干亲的事儿恐怕不会有的吧？
就拿《左传》来说，个中也记录了不少春秋时期的人口迁徙，比如我们常说的“楚才晋用”便是此类。
但是这些人口迁徙的案例中，都不见有“认人做父”的征象发生。朱子将“谓他人父”阐明为“认人做父”，恐怕不免以今度古的嫌疑。
我看东汉郑玄为《毛诗传》做笺注的时候，以为他阐明“谓他人父”一句就比朱子要谨慎得多。郑玄说：
兄弟，犹言族亲也。王寡于恩施，今已远弃族亲矣，是我谓他人为己父。族人尚亲亲之辞。
——《毛诗正义》
郑玄的这番话说得很故意思。他彷佛在故意回避对“谓他人父”一句进行正面阐明，由于做正面阐明的话，“谓他人父”从字面上讲，最随意马虎被理解为“认人做父”。郑玄不像朱子，他没把“认人做父”四个字说出来，而只是反过来说，“谓他人父”是被抛弃的结果。
我相信郑玄对这个逻辑是心知肚明的，那便是被亲生父亲抛弃并不即是一定要认别人做父亲。
但郑玄却说“今已远弃族亲矣，是我谓他人为己父”，生生把被抛弃和认人做父这两件不能划等号的事情牵扯在了一起。
这彷佛暗示了郑玄解诗的困境：他既不能违背历史知识，将“谓他人父”理解为“认人为父”；又不能另辟路子，对“谓他人父”一句做出别的更合理的阐明，于是被迫选择了兜圈子。
要在“认人做父”之外，对“谓他人父”做出别一种理解，是否有可能呢？我想，要谈论这种可能性，我们还得从《葛覃》一篇的主旨提及。《左传·文公七年传》说：
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爲右师，公孙友爲左师，乐豫爲司马，鳞矔爲司徒，公子荡爲司城，华御事爲司寇。昭公将去羣公子，乐豫曰：“不可。
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荫庇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国君乎？
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
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左传·文公七年传》
学者们普遍承认，“绵绵葛藟，在河之浒”所兴起的便是乐豫所说的公室与公族之间同荣共辱的关系。
作为公室支裔的公族，既是藩屏公室的主要力量，反过来也得依赖公室的支持才能长久存续。
这就好比作为附生性植物的葛藟同它的寄主相互依存，是一个道理。
“绵绵”，《毛传》说是长而不绝的样子。水边的葛藟之以是能这样茂盛地成长，是由于它有寄主可以依傍。由此推论，公族要想长盛不衰，就必须同公室休戚与共。
古文是没有标点的，因而难以确定墨客说话的语气。如果我们换一种标点办法来读《葛藟》，它的意思就会很不一样：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
终远兄弟，谓他人父？
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在这种标点下，“谓他人父”不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变成了一种假设：倘若有一天真的同血亲破碎，难道要认他人做父吗？就算我肯这么低三下四，别人也不会要我的！
言下之意，兄弟不可离，族亲不可弃。舍此之外，更无出路。而这，或许才是主人翁看到“绵绵葛藟”的时候产生的真实想法吧？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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