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罗书字邀王母，共宴红楼最深处。
犹疑王母不相许，垂露娃鬟更传语。
宋本是“垂露娃鬟”，但万历癸丑的刊本却作“垂雾妖鬟”，“娃”字作“妖”，二者都是美的意思，意义出入不大，而“露”字作“雾”，意义便不同，垂露或许是在哭泣，垂雾则是在写她们云鬓的俏丽，王琦和姚文燮都认为该作“垂雾”，垂雾便是垂云，垂云是垂发，作垂露则高下文义不通，王母的近侍何必垂泪？而李贺的春怀诗“宝枕垂云选春梦”，这垂云便是神仙曲的垂雾，都在写她们的美发。
又如王维的《送别》诗：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这“明年”二字，唐诗品汇本、顾元纬本、顾可久本、凌初本钱俱作“年年”，实在作“明年”的话，想到明年春草再绿，便有定期，而此去的王孙，明年是否能归来？却难一定。这样以“定期”与“不定”相比拟，显得人的自由还不如草，人对未来的预见也不如草那样可以预期，个中有许多感慨，比“年年绿”的意思会好一些，而且“明年绿”的“定期”中，还含有急迫的关心，比较有情。
又若王维的《相思》诗：
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
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秋”字有些版本作“春”字，便牵扯到红豆结实的时令了，红豆到秋日，会开白色或碧紫色的蝶形花，果实是长椭圆形的荚果，里面藏有三到六粒赤色上有大黑点的种子，俗称“鸡母珠”，藤本，有羽毛状的复叶，若说红豆春来发几枝就有问题了。
而《万首唐人绝句》却作：“红杏生南国，春来发故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变成了红杏，原是红杏在春来时花发故枝，以是有些版本会作“春”字，而“休采撷”与“多采撷”一字不同，竟至于相反！
再者，凌初本钱“劝”字作“赠”字，而且题目作“江上赠李龟年”，原来在《云溪友议》中记载李龟年曾经在湘中采访使的筵席上唱过这首诗，劝字正作赠字，凌本和它相应，题目也就和李龟年干系。
现在坊本采取《万首唐人绝句》的题目作“相思”，而个中的字句却又和《万首唐人绝句》不同。大家朗朗上口的是“春来发几枝”的红豆，而不是红杏，春来根本没有红豆可采呀！
春来只萌芽未着花，采下芽来也不可能最相思的。
清人俞大球所见唐诗已被改作“春来”，他写《红豆花》诗道：“芳树迢迢忆岭南，春来花萼几枝含。”（见《桐华仙馆诗别钞》）花萼勉强含而未放，哪里长了红豆？我们若全然不明白这些差异的地方，大概传诵的诗与原作有很大的间隔，那样的欣赏，能不教古人呼冤吗？当然，订正未必都能明断它的是非，但不订正，便不能创造问题，变成盲目、盲从了。
又如王维《送梓州李使君》诗：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一夜雨”三字，宋代的《文苑精髓》作“一半雨”，钱牧斋笃信当作“一半雨”，他说：“作一半雨尤佳，盖送行之诗，言其风土，深山冥晦，晴雨相半，故曰一半雨。”然而高步瀛推敲诸家的见地，以为仍应作“一夜雨”，他说：“一半雨着力，且不佳，盖后人妄改，钱说断不可从。”着力是指费力雕琢，不自然了。
“一夜雨”三字又有作“一丈雨”的，王阮亭在《夫于亭杂录》里以作“一丈雨”是后人妄改的，他说：“右丞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兴来神来，天然妙，不可凑泊。而《诗林振秀》改为“山中一丈雨＇，此何异点金成铁，故古人诗一字不可妄改。”王氏的话很对，改窜后的诗，纵然不计较它的利害，至少它已不能视同原作了。
徐世溥在《榆溪诗话》中对“一夜雨”与全诗的关系作鉴赏道：“于参天之杪，想百重泉，于百重泉，知一夜雨，则所谓千山杜鹃者，正响于夜雨之后，百重泉之间耳，妙处岂复画师所能到？”可见“一夜雨”断不可改作“一半雨”“一丈雨”。
至于此诗的上一句“千山响杜鹃”，《潼川志》作“春声响杜鹃”，《方舆胜览》作“乡音响杜鹃”，也都是出于后人的妄改，其妄改的缘故原由，或许是嫌一诗之中，山字重出，实在本诗中，山字树字的重出，反有一气直下、轻妙浑成的效果，读来没有繁复的觉得，若据改写的来欣赏，势必诬屈古人了。
又如杜甫的句子“雨脚泥滑滑”，而钱牧斋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本旧刻作“两脚泥滑滑”，未曾提正，只在句下注云：“陈本作雨”，这是非常可笑的。而今俗本也有作“两脚”的，《冷斋夜话》以为必不可通（拜会《书林清话》卷六），由于“雨脚”“日脚”是方言中常见的，“雨脚泥滑滑”很雅，“两脚泥滑滑”还像诗吗？作两脚，是未曾订正；订正后只说“陈本作雨”，是不懂订正。订正不仅是校其异同，紧张还是要定其是非。
又如元微之《连昌宫》词：
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
《全唐诗》本“成”字下有“一作前”之注，盖《唐诗纪事》卷二十七作“玄武楼前花萼废”，成字或前字，句义相差甚大。陈寅恪据《唐六典》卷七，及宋敏求《长安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为：“玄武楼在大明宫之北面，兴庆宫远在大明宫之东南，而花萼楼又在兴庆宫之西南隅，则花萼楼准诸地望，决无在玄武楼前之理。”
又说：“花萼楼建于玄宗之世，为帝王友爱之嘉话，武楼造于德宗之时，成神策宿卫之禁域。一成一废，对举并陈。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着一字，即已在个中。若非文学之天才，焉能如是？此微之以是得称元才子而无愧者邪？”（《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照陈氏的考证，这一个字，不仅关系着宫室城坊的位置，还关系着“元才子”的天才清誉呢！
以上所说皆为句字的校雠，至于作者的真讹，与作品的鉴赏，也有很大的关系，如《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一首，冯班《玉溪生诗评》以为“赤壁诗北宋本不载，南宋本始有之”。据此则南宋时以为这首诗是李义山所作，而北宋时却未曾在义山的诗集中涌现。
程午桥说：“诗归之杜牧为是，杜与李各自成家，李沉着，杜豪迈。”程氏单以风格来辨别作者，不很可靠。冯浩则检点杜牧集，见本诗载在个中，而北宋本义山诗集又不载，以是定为杜牧作，以本集载不载，作为订正辨伪的第一步，本集不载，自然可疑，这是校雠方法的精确利用。
作者真讹还可举河洛版《中国文学作家小传》里说李白揶揄杜甫的诗：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
这首诗也流传良久了。但并不见于李白诗集，伪作的身分高，根本不可信。清代恒仁在《月山诗话》中竟据此诗作出如下的判断：“少陵倾倒于太白至矣，而不免太瘦生之讥，是李之于杜，不能无相忌也。二公之利害正在此。”
他误以为这诗是真的，寓意在讥笑讽刺，竟推断为“忌刻心”在作祟，还凭此判论李白杜甫心术的利害。可见鉴赏者如果建立理论在伪诗上，差以毫厘，失落之千里，多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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