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整顿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读这首诗，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是作者到底是谁？
在《千家诗》的注评本中，也有评注者把此诗作者改为谢枋得，如杨万里等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的《千家诗》。校改的依据是在苏轼的《东坡七集》中并没有此诗，而在谢枋得的《叠山集》中却有。
更多的注评本并未作改动，作者还是苏轼。究其缘故原由，可能有三点：一是古人诗集中遗漏作品或窜入他人作品的征象并不罕见，不能由于此无它有就断定作者一定有误；二是谢枋得编选了《千家诗》中的七绝与七律，这使得变动作者名须格外慎重——谢枋得不可能编入己诗而署他人名；三是苏轼作品中有风格类似的作品（如《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生平。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说《花影》是其作品并无风格不合的问题。
不过这三点疑问也并不能证明作者便是苏轼。《千家诗》的编选者是谁并无定论，谢枋得是编选者之一，也只是可能之一说。至于作品风格问题，谢枋得《叠山集》中也有类似之作，如《寄谢叔鲁三首》（其二）：“一岁思君君不来，君来我去欠徘徊。归时只见留诗在，何日相逢畅好怀。”都有打油诗的风味。由此可见，《花影》的作者到底是谁仍是难有定论的一个问题。
其二是王相的注。
选注《千家诗》的王相到底是明代还是清代的学者，恐怕又很难说。但清末刊印的王相注是白纸黑字实实在在的。在《花影》诗下，王相注曰：“花影重叠映于瑶台之上，以比小人在高位也。扫不开，言虽有直臣，攻之不去也。太阳落则花影全无，犹神宗崩时而熙丰小人俱贬谪也。明月长升而花影复来，言宣仁崩而小人复夤缘以进也，此伤小人在位而不能去之之意也。”
读这条注，觉得犹如在读孟棨的《本事诗》。王相把诗句跟宋代那一段改革派与守旧派相争的历史都对应上了。宋神宗时，改革派（被王相称为小人）得势，登上高位。神宗驾崩，宣仁高太后主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忠贤上位；废除王安石新法，小人被贬谪。但高太后驾崩，宋哲宗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接着重用改造派，规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一干小人又攀援而上。这条注就像是为苏轼量身定制的背景故事，故事结尾处大可加一句：苏轼屡遭贬谪，愤而作《花影》。
但是，王相的注却让人产生了很有些困惑的问题：《花影》四句诗，果真是句句有比，讽刺小人在位的吗？非要这样解才是读懂了这首诗吗？
依传统批评的眼力来看，以上两个问题都是非常主要的。知人论世，是解诗的不二法门。作者是谁，如果能考定，那自然是意义重大。作者确定后，其人其事其背景自然便是解诗依据。王相所注便是知人论世的表示。换言之，如果作者确实是苏轼，那么就该当按王相注来解诗，这样才是解出了墨客的本意，才是真正读懂了这首诗。除此之外的解读，便都有误读之嫌。
值得光彩的是，时期的发展，新的批评不雅观涌现，让我们有了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两个问题的依据。如当代诠释学认为：“作者前文本的意图——即可能导致某一作品产生的意图——不能成为诠释有效性的标准，乃至可能与文本的意义绝不相关，或是可能对文本意义的诠释产生误导。”（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2005年11月第二版，第11页）依照这一论述，《花影》的两个问题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既然作者是谁，他创作时是怎么想的，不是衡量解读是否有效（也就具有合理性）的标尺，乃至不知道作者是谁、创作意图是什么，还能够避免在解读作品时被误导，那还须要去纠结作者到底是谁，王相的注是否真是解诗依据吗？
可以说，新的批评不雅观为解读作品解除了束缚，读者可以就作品论作品，而不用再担心有不合创作者意图的“误读”之嫌。就说《花影》一诗，王相的注可以是一种解读，而读者也可以完备忽略它，只按着自己的理解去阐释诗句。不看王相的注，《花影》实在是一首很有生活情趣，也蕴含着某种生活哲理的小诗。起首两句，是误把繁花投下的重重叠叠的花影当成了落花和落叶，几次呼唤幼童去打扫。幼童彷佛并不知道主人看走了眼，白白地扫了一次又一次，而主人总是以为没扫干净。直到太阳下山，花一下子没了影，台阶上一干二净时，主人才恍然，这不是落花和落叶，而是俏丽的花影。而且更有惊奇，夜色中消逝的花影，当玉轮升起时，便叠叠重重又被送回来了。常言道，跬步不离，不管你是否喜好影子，它总是不离旁边随着你。当你误以为是落叶时，你恼它；当它溘然拜别又不请自来，当你恍然它是俏丽的投影时，岂不别有一种情趣呢？
这便是苏轼的小诗《花影》，你会怎么看待她的问题，怎么解读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