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既包含着一个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又包含着这种规范被民众接管和敬仰的可能性。因此，名誉是一种生命化的社会教材，兼具启悟力和传染力。一个君子能够让自己成为这种生命化教材，是一种光彩，也是一种任务。一个社会能够守护一批拥有名誉的君子，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崇高。
人类社会从野蛮的丛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变革是懂得了举头仰望。一是仰望天地神明，二是仰望人间英杰。人们为第一种仰望建立了图腾，为第二种仰望建立了名誉。
两种仰望，都是人类实现精神攀升的阶梯。所不同的是，图腾的阶梯冷然难犯，名誉的阶梯极易毁损。
因此，名誉的事咋一看只涉及一个个名人，本色上却关及全体社会历史的文明等级。
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本身也有名誉问题。社会和历史的名誉，取决于它们如何处置人与人之间的名誉取向。它们给予什么样的人物名誉，它们本身也就具有什么样的荣誉。它们让什么样的人物失落去名誉，它们本身的名誉级别也就随之发生变革。
为什么诸子百家的时期永久让人憧憬？由于哪个时期给了孔子、孟子、荀子这样的人物以很高的名誉。同样，古希腊的名誉，与那个时期给予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名誉相对应，而它失落去名誉的地方，正在于它试图让苏格拉底失落去名誉。与中国和希腊不同的是，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把名誉集中在一些政治人物身上，很少找得出文化智者的名字。因此，它们后来的走向，也随意马虎失落去它们本来应有的文化肃静。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除了诸子百家的时期之外，唐朝的历史名声最好，这与那个朝代在“名誉分配”上的合理性有关。连皇室也崇敬一个个宗教大师、著名墨客、书法家，他们这些人在当时拥有极高的名声，因此唐朝也就在历史上拥有极高的名声。比较之下，汉朝过于尚武，社会荣誉紧张集中在统帅、将军一边，虽也令人振奋，但军事和文化一比，在韶光上毕竟随意马虎朽逝。因此，唐朝的整体名誉也高于汉朝。
最值得玩味的是宋朝，居然一度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行政管理职务交付给了一代文化大师，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等，把顶级行政荣誉和顶级文化荣誉罕见地叠加在一起了。他们之间的政见并不一致，而且也先后遭到贬黜，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他们都是君子。即便是对立，也是君子之争。因此，他们也让他们所处的韶光和空间，保持了高雅的名声。
明清两代，实施思想专制主义和文化胆怯主义，即“笔墨狱”，君子们应有的名声被残酷剥夺，代之以文化庸人、文化奴才和文化鹰犬们的“时名”。最多的名声，全部投注给了宫廷皇族和官僚系统编制。就算是个中比较像样的文化人，也一定要与官僚系统编制挂钩才能被确认名声。但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纯净的文化名声和君子名声了。正是这种长达数百年的风气，造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下滑。
也便是说，由于明清两代在“名誉分配”上的错乱和颠倒，中国在整体上也名誉蒙污，很难与唐、宋两代比较了。只管在国力和版图上，明清两代比唐宋两代更强、更大。
由此可见，名誉之正，直逼国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