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对“世说”时期的阶段性文学流变特色的总体描述，是把握“世说”时期饮宴文学“阶段性”特色的主要内容。饮宴文学在“世说新语时期”的流变紧张涉及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是饮宴文学的分类，其次是诗赋风格体式的转变，末了是饮宴文学形成的文本范式。
据《文选》、《文苑精髓》、《艺文类聚》、《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列燕会的条款来看涉及到如何将饮宴文学这个统称的文学题材分类的问题。《艺文类聚》和《文苑精髓》两本书分别将饮宴文学作品列于“礼部”和更细的“应制”、“应教”等条眼前，其分类无可厚非只是其所站得角度不同而已。
《隋书》和《旧唐书》的分类则是按照不同类型的宴会进行区分。分法共两大类，第一类是根据饮宴的目的分为：公宴诗会、游宴、饯宴、释奠宴；第二类是根据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分为：应制颂美型、即景抒怀型、唯美表现型、体悟玄理型。
虽然黄在此是为公宴诗分类，若将此种分法运用到六朝整体的饮宴文学的划分之中，则显得有所欠缺，故笔者更方向的一种分法即为：社会型饮宴，以公宴诗文为代表；家庭型饮宴，以家族文学为代表；友聚型饮宴，以文人聚会为代表。不同类型的饮宴性子在不同的时期有其不同的特色。
首先饮宴诗文发展到汉末魏初期间已经涤尽了先秦期间《诗经》时期礼的气息，汉末儒家衰落已经从中可见端倪。曹操在饮宴场所绝不掩饰笼罩其“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的社会年夜志和用意。大唱《短歌行》。自曹操公元204年攻陷邺城，黄河以北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这时大批的文士聚拢在三曹周围.
文士聚拢邺城，在三曹的主持常常诗赋唱和，最有名确当属“南皮之游”。这些侍从文人同主人一起“仰而赋诗”“援笔兴文章”，所赋内容，如曹植的《公宴诗》和应瑒的《公宴诗》，内容包括对主人恩德的歌颂，对群臣而欢饮场面的描写，末了是对峙功立业的渴望和生命易逝的感叹。这是一种普遍的范例共鸣性的情绪，当后世有与处于建安期间墨客处境相似的情形下，会自然的去模拟、回味曾经那抒写性灵的饮宴诗歌。
自魏入晋，文学从“自觉”开始自觉追求“审美”，同时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时期，如果说建安期间的饮宴“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颂德之时，仍闪耀着空想的影子的话。那么到了西晋期间这点空想则不见了踪迹。经由公元249年“高平陵事变”，司马氏篡魏，侍从文士已经失落去昔日的看似平等的地位，已经完备沉沦腐化为主人的侍从。
应贞的《晋武帝华林园集》可已看出，其用持重的四言体式，颂扬主人的恩德，“光我晋祚，应期纳禅”，将饮宴的场面和意义无限放大，“凡厥群后，无懈于位”。文士只能靠炫技和辞藻的富丽，来博得统治者的欢心，极力的隐避自己的社会抱负，以免引起司马氏的疑惑。西晋短暂统一，东晋，北方领土的沦陷，江南地区偏安，文人经历这次大的动荡，心灵受到创伤。
在西晋期间逐渐繁盛的以哲理玄思为代表的“清谈玄言”，在东晋期间“玄学”从清谈辩理开始侵润到文学之中，诗文成为这时个人哲学思想的代表，形成了东晋文学的代表诗风“玄言诗”，其特色便是在饮宴之时感悟山水万物，体悟玄思。
赋，在“世说”时期的发展其脉络大致与诗史同步的，建安期间饮宴赋有26篇，基本属于同题共作，关注自然、关照生命，开拓了赋的游戏题材。我们必须清楚由于是“同题共作”，有韶光、地点的限定，紧张是为了凸显作者的才华和文思，以是饮宴之赋比起汉代的大赋，则显得篇幅短小，以抒怀小赋为主，如曹植的《节游赋》。
到了两晋期间赋的创作有一定的增加，达到60篇。与饮宴诗的变革相同，看重审美教养、与颂德娱情，如王沈的《正会赋》。
从以上的剖析可以看出“世说新语”时期的饮宴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建安期间文人自娱乐遐想哀思，哀思愈深则快乐愈深。到了西晋期间，四言颂美的风格成为饮宴文学的主流，紧张继续《诗经》的传统，内容上则是继续建安建安饮宴文学的写景抒怀身分。至东晋则是山水体悟与“玄韵”“清韵”融入饮宴文学之中，正向“娱情”化过度。
“世说新语时期”的饮宴文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诸多的文化意义。集团形成有三大要素，即共同目标、统一行动和共同的组织。古代文人集团是一种由文人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组成的进行群体性活动的社会团体，具有文化和社会两种职能。两种职能相互交融，又有主次之分。
文学集团特点是有组织、有集体活动、有共同的文学风格。文学集团只有通过文学创作才能发挥自己更好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世说新语时期”的较有代表性的文学集团有三曹领导的“邺下文人集团”、晋贾谧组织的“二十四友”、刘宋刘义庆的文学集团等。饮宴是文人集团聚会必不可少的场合，宴饮诗会成了侍从文人与权势阶层社会沟通的渠道和展示个人才华、歌功颂德的主要场所。
古代侍从文人集团与权势阶层的关系，是一种双向利用的关系，对此郭英德师长西席对双方的生理和性情都有深刻的剖析。班固的《两都赋序》称侍从文人集团为“言语侍从之臣”，这些“言语侍从之臣”的功能便是“或以抒怀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效忠孝。”
“建安七子”仅是一个文人集团，无关社会，有社会身份，而无行政能力。他们参加的饮宴活动仅是一种文化职能，大多的军国大事则与他们无关。虽其如此曹氏父子以尊敬、宽容的胸襟对待这群文士，一起饮宴，诗赋酬唱。
《文心雕龙·时序》和《文心雕龙·明诗》中对这段难得的君臣相处有很好的先容，不仅写出了邺下文人集团文士之众，也写出了当时繁盛的文学创作情形。诗赋酬唱，美味佳肴，欢畅热烈的饮宴场面。建安时期的饮宴文学紧张是在统治者和侍从文人的诗赋酬唱中走向繁盛，魏武贵刑名,魏文慕通达,曹子建尚玄虚,对汉末以来儒家士人造成了重大打击,同时也开启了“世说”一代之风气。并且为后世的饮宴酬唱起到了示范性的浸染。
综上可知，“世说新语时期”的文学集团繁盛，饮宴活动更是丰富多样，侍从文人的纵向社会追求和横向的享受物质充裕的饮宴生活，构成了其内心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的饮宴文学作品也是他们心灵的真实画面，正如王钟陵师长西席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中所说：“建安文学是一个转向真实、转向公民、转向个人的时期。”三个“转向”不仅是建安时期也是全体“世说新语”的很确切的概括。文学集团和饮宴文学则是对这三个“转向”的详细呈现。
如果说宫廷文学集团饮宴酬唱更好的反响的上层阶级的风貌的话，习俗宴饮文学则更好的呈现了士族和庶族文人的内心活动。上层饮宴反响的是“礼”，是社会规则，下层的饮宴则表示的是社会的习气，是习俗。前文有述，礼俗一体，只是在不同的阶层和场合有着“礼”与“俗”两面性。
习俗，顾名思义便是习气。《说文解字》释为：“习也，从人谷声。”《释名》释为：“俗，欲也，俗人所欲也。”可以看出习俗指的是人长期形成的习气。对此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经济与社会》中有清晰的定义。
饮宴文学描写记载了时期性的饮宴习俗，个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节日的宴饮习俗，可为当时的节日习俗供应佐证文献。“世说”时期描写的节日有：三月三日上巳节、七月七日七夕节、玄月九日重阳节、腊日节、正会、元日等。个中描写最多确当属三月三日的祓禊宴。
王公贵族、士族百姓的节日习俗。“世说”时期每有重大节日必有饮宴，赋诗酬作的风气日益与节日融为一体，东晋期间的兰亭聚会便是节日与文士的风骚雅行紧密结合。《世说》中有关于节日时的饮宴活动的记载，或为饮酒作诗，或为清谈玄思，此方面于后文有先容，在此不再赘述。论文关注的即是习俗的对饮宴文学的促进和影响，大量节日诗赋的创作，可以看出习俗已经成为饮宴文学的发展的一个主要平台，也是中古“世说”期间的文人生活风貌和生活状态的充分表示。
《世说》的作者问题本论文暂时不予谈论，由于无论作者是谁，其辅导和编辑思想仍旧为刘义庆的辅导思想和受刘宋期间主流思潮的感化。刘义庆纵然不是直接的参与者也是紧张的监修者。
该书分门别类的记载了汉末至刘宋初期的社会士族阶层的言行，反响了当时社会绅士的思想、世家大族的门风，展现魏晋时期的独特风貌。
“以玄韵为宗”的概括可谓切中肯綮。可是从《世说》的三十六门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刘义庆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上卷作为前9门，而将“任诞”、“简傲”、“排调”、“轻诋”、“黜免”、“汰奢”等下卷作为后15门。
从36门的排列顺序和《言语》有108则，《文学》也有104则，霸占如此大的分量。可以看出，刘义庆又因此儒家的道德体系作为考量的标准，饶宗颐在给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的序中提到：“《世说新语》者，盖人伦之渊鉴，而言谈之林薮也。《世说》之书，首揭四科，原来儒术……”
综上可知在刘义庆的饮宴思想当是中正平和的，“简素”为主，反对奢靡残暴，若“奢靡”为魏晋风姿的表示，以“玄韵”为宗的《世说》，对此采纳了模糊的处理，当是外贬里褒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