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中唐往后，文学发展并没有由于盛唐的逝去而倒退，诗歌创作重新呈现出一种与盛唐不同的繁荣景象，而这个中要以韩、白为大家。 （一）韩愈 韩愈做过总题为《秋怀》的十一首诗，本日先选抄个中二首： 彼时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饮，廉颇尚能饭。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茫茫出道路，欲去聊自劝。归还阅书史，笔墨浩千万。陈迹竟谁寻，贱嗜非贵献。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卷卷落地叶，随风走前轩。鸣声若有意，颠倒相追奔。空堂薄暮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灯当我前。问我我不应，馈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读诗尽数编。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顾谓汝童子，置书且安眠。丈夫属有念，奇迹无穷年。 文学发展到了唐代，涌现了很精美的形式。“诗必谈盛唐”是不对的，韩愈和白居易是中晚唐很突出的大家，要看他们的全集，就可以得出“这两家确实了不起”的结论。 中唐以来，要以韩、白为大家。他们所处的时期是唐代第二次统一往后，社会毫无疑问地仍旧有抵牾，藩镇盘据的局势也仍旧存在，但不像“安史之乱”搞得面儿那么大。皇宫内部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宦官的手中，乃至有好几个天子都是寺人立、寺人废，但还不至于使全国公民大翻个儿。当时朝臣与寺人的抵牾与东汉时一样，是封建统治阶级争夺权力一定的规律。但公民生活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期间，文化也重新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景象，不过与盛唐时期是不同的了。 李白、杜甫的文化教养，是安定的前代造就出来的；中唐往后，虽不像李、杜期间那样发达，也还是茂盛的，只是顺序地、逐步地成长。在质量上，是精密细致的，打磨得光滑、俊秀、细致了；在艺术水平上，他们并不比李、杜退却撤退，该当是进了一步，提高了一步，故意识地自己走一条路，自创一种风格。由于前边的路子已经被走得很广很宽了，要另找一条路来走。韩愈在一首写给张籍的诗中讲：“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李、杜已经成为定论之大家，既要掩护李、杜，又要自主异路，因而要加新、加密、加精，以是自韩、白以来，就涌现了诗歌创作的新局势。
一提韩愈，很随意马虎遐想到“文起八代之衰”“复古”“以复古为改造”等评价，又彷佛一定是板起面孔，古奥得很，读他的作品的选本，也会有这种印象。实在，剥开征象，全面地看他的作品，得出的结论是正好相反。他并不要那样的古奥，而是力求口语化。他是反对那些骈体文，而用一种标准化的口语来代替。他自己的诗文也尽力那样去做，只管“腔调”古奥，而措辞则能使大家理解。上面抄的《秋怀》诗，看来完备是表达自己的志愿、嗜好、情绪，和韦应物的仿照“古诗十九首”以及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完备不一样。后一首《秋怀》，写他与童子问答的生活小片断，写出了自己的志愿、空想，继而生发出一种感慨，也还比较积极。从艺术手腕来讲，这种格局是古人所未有的：小中见大。
韩愈表面以“道统”自居，实在也不然。看他的《石鼓歌》：“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说孔子编诗尽选零散星宿，却丧失落了日月，居然拿孔役夫开玩笑，这在《诗经》被尊为“经”的时期，是离经叛道的（可参看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石鼓歌》的措辞本身也是十分普通的。
韩愈和同时期人比，比孟郊、李贺的诗要明白清楚。凡是揭橥的至理名言，都是明白清楚的；凡是说不明白的，那解释他自己也不明白。孟郊、李贺作品的苦涩之处，是其缺陷。看文艺作品，如果哪点特殊突出，没准儿也正是他的不敷所在。比如仿照古人作品，凡是模拟得非常相像之处，也正是其毛病所在。孟郊、李贺诗的苦涩之所以是缺陷，道理也正在于此。韩愈则不同，他做到了文从字顺。
总之，韩愈的诗已经开辟了议论为诗的风气，到宋人时则变成了专门说理。诗中说理，韩开了路，宋人延续着走下去。以文为诗，又以诗为文，这是韩愈的特点。
诗、词、曲，风格该当不同。有人写诗像词、作词像曲，就不好。文要直接说出情由，诗是用艺术措辞来摆出许多形象，任你感想熏染。文好比讲演，诗好比交响乐，可以从中感想熏染形象，聆听“高山流水”之音；词在当时是小唱，好比盛行小曲；曲是演出剧中人的形象，是代言的，因而风格也不相同。因此，韩愈这个人还很有研究的余地。
（二）白居易
白居易所处的时期稍晚于韩愈，此时唐朝的政治衰败表现得更为突出，抵牾也更加尖锐化了，因而白诗所反响的许多内容要尖锐得多。
白居易提出诗文要为事、为时而作，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他把自己的诗分类为讽喻诗、闲适诗等，《新乐府》《秦中吟》等即属于讽喻诗。他为什么这样公开标出呢？由于天子一度提出“纳谏”，以是白居易“指陈朝谏”，手腕委婉奥妙，用末了两句点题，手腕一律，让统治阶级可以包涵。他还怕不保险，分类时又特地标上“讽喻诗”三字，可谓挖空心思。
杜甫的“三吏”“三别”则不同，这也解释杜、白所处的地位不同。杜甫毕竟在逃难避乱过程中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人，比如《哀江头》首句便自称“少陵野老”，后来朝廷才给他一个闲散官称（到成都后，由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白居易则不然，他做到太傅，是统治阶级的上层成员，他的诗反响了不少现实问题，后来天子不让讽谏了，他也就不敢写了，转而写“闲适诗”。
《中国文学史》上讲讽喻诗积极、闲适诗悲观，薪尽火灭，这不确切。闲适诗也能反响一部分现实，讽喻诗也有“退步”之处。因此也能从讽喻诗中看出白居易的懦弱面，从闲适诗中看出唐代政治的衰落面，不能笼统地分谁积极、谁悲观。
白居易与杜甫的比较
李、杜在前，韩、白在后。我们说杜甫和白居易均是盛唐到中唐期间能够反响现实、书写民间疾苦的墨客。但是杜甫和白居易又有所不同：杜甫是有什么说什么，如“三吏”“三别”；白居易则是有安排的，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当然，也不是说杜甫杜毫无艺术的安排，但在写作内容上毕竟率直一些。白居易做了政治上的选择，给最高统治者留有余地，杜甫则没有措词安排。在表现手腕上，杜甫变革多，不同事宜用不同写法，不像白居易那样，末了“一结见意”。杜甫较自然，而白居易费经营、费考虑。
白居易与元稹的比较
他们二人有不少互酬诗，次韵写就，也可以作一比较。
答微之上船后留别
白居易
烛下尊前一分离，舟中岸上两转头。
归来虚白堂中梦，合眼先应到越州。
赠乐天
元稹
等闲相见销永日，也有闲时更学琴。
不是面前无外物，不关心事不经心。
总的来看，白居易是绝不费事，举重若轻；元稹的诗就比较费劲，不如白诗好懂。白居易诗中的口语化程度又比韩愈进了一步，韩愈偶尔还有古奥的措辞，白居易是能不用典就不用典，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长恨歌》只用了一个典故“小玉双成”，而清代吴伟业的长篇歌行中却是满篇典故。将繁芜的事情轻松地写出来，这很不随意马虎。措辞是共同的财富，要用各种水平、各个地方的人都懂的书面措辞写出来，才好。
然而，又有人讲白居易做诗要“求解于老妪”（见钱易《南部新书》），这恐怕是误解。但从求浅近的标准看当然是对的。白的好处就在于举重若轻，而且用语奥妙，非常难押的韵，他也处理了，但有一点，即“削去一字押韵”，则不好。总之，值得进一步探索。
本文选自《启功说唐诗》，柴剑虹整理，公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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