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读书人无法参与主流文学天下的活动，却又不放弃文学创作，他将面临若何的田地？如果他还必须与一样平常不识字或粗识字的民众打交道，他是选择与民众打成一片，加入民众的“杂字天下”，还是连续保持他精英文人的姿态，从事“笔墨下乡”（费孝通语）的事情？
在明清期间，许多地方的知县便是这样的读书人。他们的笔墨无法进入主流的诗文天下，然而诗文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他们只能连续对边缘地带的山水发出墨客的咏叹。身处繁忙的公函天下中，他们也试图改造周围的环境，让基层的笔墨天下的群体更为扩大。从笔墨推广的角度而言，他们的笔墨活动，有些类似于“笔墨下乡”。不过就他们本身的动机来说，这些活动不过是文人身份的自然流露，是他们的表达欲和职责驱动的结果。
晚清基层官员周长森的日记，就反响了这样一位读书人在笔墨天下中的挣扎。周长森（字莲叔，号甘菊轩主人）是江苏六合人，生动在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其所著《六合纪事》根据日记编成，记载咸丰年间江苏六合地区太平天国的战事活动，久为学界所把稳。近年周长森撰写的其余两部日记《北上日记》《莅官日记》也已陆续出版。《北上日记》收入《蟫庐日记（外五种）》（卢康华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中，原为佚名抄本，据李军《抄本〈北上日记〉的作者及其史学代价》可知作者即周长森。该日记记载同治六年（1867）三月至八月周长森解饷至京师的经历。《莅官日记》，稿本四册，原藏都城图书馆，中华书局2010年印行《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收入整理本。《莅官日记》记载了周长森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至同治十年（1871）五月监护任江西崇义县知县任内事。此外，周长森尚有《甘菊簃诗集》等诗文集存世。本文紧张以同治年间周长森两部日记《北上日记》《莅官日记》为工具，谈论晚清知县的阅读和写作情形。
周长森《北上日记》收入卢康华整理《蟫庐日记（外五种）》（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一、舟中读与县署读
对基层官吏而言，读书并非他们紧张的职业，因而在不同环境的影响下，读书的种类、读书的状态可能呈现十分不同的面貌。《北上日记》《莅官日记》这两部日记就光鲜反响周长森人生过程中差别很大的两种阅读状态。以所处的环境划分，《北上日记》呈现的状态为舟中读，《莅官日记》反响的读书状态则是县署读。只管在这两段韶光中，周长森都是差中读书，但其间的阅读旨趣却有较大差异。前者所反响的阅读状态呈现的是消遣和放松为主，而后者则带有光鲜的功用性目的。
同治六年（1867），周长森押解军饷从江西南昌北赴京师，一起上较为顺畅。对周长森而言，漫长的旅途须要一些遣闷的办法，读书自然成为他消遣的最佳办法。此期他所阅读的书本，紧张是小说。明清期间的读书人对付读小说解闷早有心得，他们常打趣这是“适趣解闷”的良方，这表明他们已经自觉认识到阅读小说是一种轻松的休闲办法。由于轻松，故而这种阅读紧张受公事繁忙与否的影响。当公事清简时，他们每每有大量韶光阅读；反之，公事繁忙，他们读书韶光和所读书种类也大幅低落。《北上日记》清楚地反响了周长森的阅读曲线。
这年三月份，周长森押解的饷船主要在江西和长江中游航行，事务较少，他也进入小说阅读的“迸发期”。根据日记可知，三月十三日，周长森翻阅《说唐野史》全部，“漏下四下，始就枕”。三月二十一日,“日长无可遣闷，得野史《说岳》一部，翻阅至漏三下”。三月二十七日，“日内得野史《五虎平西》、《平南》等传，荒诞可笑，藉以遣闷。至漏四下。”短短半个月韶光，周长森已经读完四五部长篇小说。由此可见，这一期间周长森的船只较为平顺，应酬也少，因而有大量韶光阅读，而他本人对讲史的章回小说彷佛情有独钟，且颇为沉迷夜读，每每读至凌晨方才作罢。
全体三月份，在舟中不敷20天韶光中，周长森统共读完8种书，分别为《说唐野史》《都门纪略》《坚匏集》《说岳》《西厢传奇》《五虎平西》《平南》《粉妆楼》，全都是小说。可见对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吏而言，阅读的目的紧张在消遣，而小说便是上佳的消遣读物。例如三月二十八日日记记载，“阴雨继至，与殷都戎小饮，畅叙历年运事。复出野史《粉妆楼》一部，俚鄙无可采者，然其剖别贤奸，取义惩劝，亦作者之志也，惟不经之谈为可哂耳。”阴雨天无事，周长森和同行的殷姓军吏对饮，评论辩论往年运饷事情。估计兴致颇浓，周长森又拿出小说《粉妆楼》翻阅。《粉妆楼》为《说岳后传》的续书，嘉道年间“竹溪隐士”所作。可惜周长森读后，评价不高，认为小说的可取处不过在立意醇正而已。然可想见的是，对周长森来说，雨天读小说，和雨天对饮闲谈并无多大差异。日记中这个剪影，也反响了底层读书人的真实阅读兴趣。
当周长森一行顺江而下经由南京，到达江苏境内大运河沿线后，行程较为顺遂，而事务也逐渐增多。四月二十六日，周长森一行从清江浦北上之后走陆路，此后日记中竟没有与读书干系的直接记载。仅仅五月十九日将抵河北清河时，周长森阅读了《清河县志》。此后两天，他还阅读了《白喷鼻香山诗集》。六月抵达北京交代军饷后，周长森才前往琉璃厂寻觅《瀛寰志略》。七月下旬，周长森乘船抵上海，再返回江西。此行结束，日记也随之作结。从周长森这趟行程看来，相较于陆路车行，舟中似是较为空想的阅读场所，而海运的火轮船由于很快到达目的地，反倒不是空想的阅读环境。
《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目录
当周长森于同治八年底抵达江西崇义县任知县时，他所拥有的阅读条件和所处的阅读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革。大部分情形下，周长森都在县署读书，偶尔下乡访察时，也能身处较好的阅读环境。由于时地的差异，此期他阅读的数量、种类均有别于同治六年《北上日记》所示。
与几年前的舟中读书比较，作为知县的周长森，阅读书本的门类极大丰富，诗词、小说、史籍、律令等书本均席卷个中，而紧张包括法规类、官场教材类、文史类等三部分（完颜绍元《日记里的县长读书》，见氏著《说官衙门道》，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30-132页）。只管他仍旧阅读《聊斋志异》等小说作为消遣，但这一期间周长森的阅读呈现一个极其光鲜的特点，即他的大部分阅读都带有明确的功利与实用目的，而作为纯粹文人的自由阅读韶光则十分罕有。
同治八年底，刚刚上任崇义县知县的周长森，显然还没有完备做好当一名知县的准备事情。在这个月的许多韶光里，他都慌不迭地看各种法规书本。从日记记载来看，多数时候，周长森都是碰到类似案件，才匆匆翻阅法规书本。看来，周长森的阅读颇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味道。例犹如治八年十仲春十一日，“灯下阅读《法规便览》，终二卷 ”。当天的日记还记载了民众募修官道事，日记又云：“沿山石脚一律铲平，宽必五尺，违者议罚。”显然，《法规便览》影响到他的施政。此后一个月韶光内，周长森迫在眉睫地阅读了大量钱谷刑名等方面书本，由于，年底正是完粮纳税之时，他迫切须要制订应对民众拖税抗税的办法。十仲春十三日，周长森在“灯下阅钱谷册籍”。十四日，又在“灯下阅《福惠全书·钱谷部》”。第二天，周长森即“谕各乡书办勒限完粮”。从这里不难创造，周长森这一期间的阅读基本上是现学现卖。有时这些阅读活动发生在施政日期以前，这些阅读便是施政的准备；有时，干系阅读活动发生在行政活动之后，这些阅读活动看起来是便是在为一些行政不当做补救。例如十仲春二旬日，白天，周长森“签催各里欠粮。晚阅《处罚则例》”。这条记载表明，周长森为无法完成完粮纳税既定目标而焦虑，试图从书中找出一些答案。
这种急就章式的阅读，在周长森而言，也是没奈何的事。清代的行政体系并没有培训上岗再担当知县的环节。周长森匆忙担当知县，处理这些繁芜情形，撤除周咨师爷外，只能通过阅读与实践不断摸索。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日记记载，“隆平劣生以催科时书差需索，欲乘此挟制官长，布散揭帖。爰翻阅《学校全书》，嘱两学训饬。改期于二十七日”。从中可见，《学校全书》一类书本直接给周长森的施政供应了方案。由于这些刑律书本一方面给他审理案件供应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的施政规避风险。无怪乎他如此倚重书本。从这方面看，周长森管理崇义县不妨称为“书本治县”。
官员的身份决定了周长森的阅读总是不由自主，无法进入纯粹自由的阅读天下，他的许多阅读不得不随着公事的转移而发生变革。譬犹如治九年三月月朔日，周长森抵达江西南康，开始翻阅《南康府志》，创造府志“载王文成《茶寮碑》。而本县《志》不载，疏漏甚矣”。于是赶紧抄录。这又是在为崇义县修志做准备。八月二十三日，周长森“校阅阅兵县旧《志》，抄录王文成《茶寮碑》及《盐法疏略》各种……”《莅官日记》所载周长森阅读方志事，多数是为了编纂新县志而做查缺补漏事情。看来，对周长森而言，每每是有什么事情读什么书，而他在日记中记载读什么书，也每每表明他正在或预备办理一件新的差事。
在为了公务而阅读的宗尚之外，可怜的周长森毕竟没有忘却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和许多清代文人一样，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些自由阅读的日课。这些日课包括阅读《史记》《纲鉴易知录》《三国志》《全唐诗》等大部头著作。同治九年七八月间，周长森紧张阅读《史记》，且逐日标记所读卷次。不过，他彷佛并不关心《史记》的文法，偶尔作论，也以人物批驳为主。如七月二十五日日记云，“午后读《史记》，至《陆贾、叔孙通列传》，此二君为汉朝最高级人物，其智识赶过绛、灌万倍，古今文人尚以此为法，所谓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也”。这种喜好评点历史人物的做法，或许是区分读书人纯粹与否的一块界标。对周长森这样边缘性的文人来说，阅读带来切己的体验，可能才是他持续不断阅读的紧张动力。乃至，阅读对周长森来说，有时候还具有治疗身心的功效。同治九年十仲春初七日，周长森“阅《史鉴》，至‘唐太宗诛建成、元吉’，为之意境顿释。夫骨肉变乱，尚且如此，况其他乎？”。周长森之以是发出如此感慨，缘故原由在于，这些天里，周长森遭遇学生上门索债闹哄的事情。在周长森看来，骨肉兄弟由于争权夺利尚且可以相互残杀，他与学生的轇轕又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总体而言，无论舟中读还是县署读，周长森的阅读难称广博。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周长森从本县谭姓训导手中得到《学政全书》赐教，赶紧阅读一过。读“至‘搜访遗书’，知我朝文教昌明，度越千古，惜《四库书目》无从购买，而三阁珍藏久为煨烬矣，为之一叹”。通过《学政全书》，周长森才发觉清朝的文教昌盛，可惜，他连《四库全书总目》也无法买到。
延昌《事宜须知》所载履新的“备带书目”
周长森的阅读情形在晚清并非个案，而是具有相称的代表性。光绪五年（1879），满人延昌补授江西浔州府知府，他将自己携带的书本逐一抄录，包括《皇朝经世文编》《四库全书目录》《大清法规》《佩文韵府》《大清会典》《纲鉴易知录》《康熙字典》《渔洋精华录》《雍正上谕》《朱批谕旨》《啸亭杂录》等等。
这份书单至少包括50种书，此外丛书、经卷尚有不少，数量不可谓不少。这是由于延昌认为江西浔州地方偏僻，书不易得到，故而携带较多。此外，这份书单还记载了一些考试运用书本如《钦定四书文》等等。延昌后来将此列入他所编的官箴书本《事宜须知》中。《事宜须知》在晚清发行量很大，许多外放府县官员都以这书作为上任的指南，而这份晚清官员履新时通畅的行箧书目，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书单中的《法规便览》《纲鉴易知录》《学政全书》《圣谕广训》《聊斋志异》等书，也是周长森常常性的读物。看来，周长森的阅读可大致反响晚清一样平常基层官员的读书情形。
二、诗文输出与困难的“文学下乡”
周长森的阅读带有强烈的功用目的，不仅表示于他的阅读紧张做事于日常施政，也在于他的阅读明确地指向了写作这一目的。对周长森而言，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催化剂。无论做文章，还是写诗，周长森都十分自觉地先读再写。在这个过程中，诗文典范不仅是阅读的工具，也是写作的导火索。读物作为周长森写作的指南，留下了确定性的证据和痕迹。《莅官日记》中包含许多周长森创作诗文的记载，展示了他试图将个人的文学创作融入地方社会之中的努力。可惜，对一个偏僻的地方而言，这种“文学下乡”的举动面临许多困难。日记记载周长森连续文学活动的诸多不利成分，反响了坚持文学空想的不易。而这些诗文也成为他在偏僻地方连续文学奇迹的写照。
周长森并非专门的古文家，但须要写作时，他常常能通过即时性的阅读，完成高效转化，终极构造成文。例如，在同治九年六月十四日、十八日两天的日记中，周长森都提到曾经阅读《古文汇纂》。周长森这两次阅读古文并非为了消遣，而带着极强的写作目的。此后十九日、二旬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长森分别作了五篇文章《重修文塔记》《重修兵刑工三科房记》《重订书院章程记》《禁斗狮说》《上堡李盈浩再建石桥记》《重修署西厅屋易名金粟堂记》。周长森在崇义县任知县，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百废待兴。战后的重修包括一系列土木工程，须要许多文章润色。周长森的许多文章也都是出身在这样的重修奇迹之中。六月十九日，在撰写《重修署西厅屋易名金粟堂记》当天，周长森还在日记中写道：“雨中读古文铭传，各作清韵，琅琅与芭蕉点滴声相和。”点明了他为文运思的场景，透露了他对付政事和文章均感满意的得意心态。在这场雨声中，周长森体会到政事与文事相和，故他自己也颇感怡然自得。遗憾的是，周长森这些仓促写就的文章代价不大。然而，在周长森而言，这些文章本便是政务催生的结果，做事于面前的详细行政事务才是这些文章创作的紧张目的。在地方性文献尤其是方志中，类似周长森创作的此类“记”文大量涌现。这也提醒我们把稳：晚清许多的文章是出身于这样的写作氛围。
周长森对文章也有自己的追求，可是过于频繁和大量的公函写作，让他来不及细细思考文章笔法。他对文章的感悟和体会也每每以一种粗线条的姿态呈现。试看周长森的日常评文，犹如治九年正月十四日，“阅《南安府志》。新修者手笔太弱，‘列传’全用原稿，不加剪裁；其刻极讹舛，指不胜屈”。这些出自日记的散漫评点话语多为印象式的，表明对周长森而言，批评文章以直不雅观的印象对付足矣，而不必细与论文。周长森之以是如此评文，可能由于韶光仓促，也有可能由于日记本就随意写作。不过如果考虑到日记中详细记载大量诗歌，那么，背后的缘故原由应该在于，对周长森来说，诗歌比起文章而言，更为主要。当然，文章的运用范围丝毫不比诗歌窄。在短短一年多的崇义县知县任上，周长森花费大量韶光修纂地方志。尤其是同治九年十月尾，周长森的笔墨输出即紧张在写作县志物产、风尚、赋役、职官志、艺文志等等。可惜，可能由于这些文章篇幅太长，周长森并没有在日记中一字一句抄录这些文章。不过这却再度表明，就晚清读书人而言，诗歌因其篇幅短小和措辞精髓精辟的上风，仍是最为主要的文学文体。
同治六年《崇义县志》（汪宝树等人纂修），国家图书馆藏
与文章不同，诗歌有着更为私人的属性，是表达个体脾气更为自由和方便的文学文体。对周长森这样的清代基层官员而言，人生始终在路上，行旅是生活的常态。对周长森这样到处奔走的基层官员文人而言，他的相称一部分诗歌也是“在路上”出身的。以《北上日记》为例，在不适宜读书的陆路行程中，周长森创作了不少诗歌，个中尤以题壁诗较为突出。同治六年五月三日，周长森抵达李家庄，读到旅店壁间某女史诗，以为“清婉有致”，于是赶紧抄录下来。个中江都汪子仪的诗歌勾起来他的回顾，于是赶紧在壁上题诗一首，末联云“为问丁吟诸女伴，挥毫亲见有谁曾？”第二天，周长森行抵半城旅舍，吃了麦饵瓜蔬。又不禁题壁云：“蒲喷鼻香谁泛酒，食饱又长征。佳节中天届，劳人触热行。狂风迷日色，崩石走雷声。问询入山路，波折第一程。”他把一起的行旅概况描摹而出。就这点来看，诗歌源于旅途，诗歌创作在路途上，而诗歌终极也呈现于旅途中旅舍的墙壁上，最多在行旅日记留下一份副本。对清代最高级的墨客，或者想在诗坛努力奋斗的墨客来说，他们在此可能面临极其困难的写作困境，即“选取日常题材来写作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可写作一旦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庸常，便是自我超越的绝对障碍，这时，如何抵抗日常履历对诗歌的风蚀就成为摆在墨客面前的紧张问题”。（蒋寅《生活在别处——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但对周长森这样的文人而言，他从来不把这种生活化的诗歌写作视作难题，由于他从不反思这种写作有什么问题。对周长森来说，诗歌从旅途而来，诗歌也回归旅途。他在写这些诗歌时，一点也不担心过于沉溺于庸常的生活，而仿佛有些享受地沉浸个中。
对周长森而言，诗歌写作是一项孤独的奇迹。他在崇义的诗歌，大半都在路上创作。便是在这种状况下，在崇义任知县时，他的诗歌遍布崇义大大小小的地方。例犹如治八年十仲春二十三日前往尚德里查验命案等，度过五爪岭等地，即有《途中偶成》《雨中度五爪岭》等诗。个中《途中偶成》诗第三联云：“村落农夹路看官长，野店逢墟闹里邻。”颇为纪实。这些诗作多出身于办理公务路上，以艺术造诣而论，固然不佳。但就周长森个人而言，诗歌却虔诚记录个人的行踪，也一并记载了施政的举措。犹如治九年正月十二日日记云，“课僮插芙蓉十余枝于河侧；园东修竹，为荆棘缠蔓，芟之；移桃树种于庭南，补地之隙”。此时周长森修葺县署园圃，日记即载有四首《即事》诗，记录此事。个中第三首诗云：“呼僮剪竹插桃枝，位置园林四面宜。别有扶良锄恶意，删除荆棘莫教迟。”周长森所作的诗歌与日记均记载此事，可以视作经营园林的两种文体。这一事宜既用日记的闲笔端记载，也一并通过诗歌写出，可见，在周长森心目中，诗歌与日记一样，同样这天常笔墨输出不可或缺的渠道。于是，周长森的笔墨输出的两项日课就摆在面前，一这天志，一是诗歌。他的日常笔墨输入，便是那源源不断的阅读。环绕笔墨，周长森不断输入，不断输出，努力坚持日常笔墨天下的一种平衡。
在很少有机会和人互换诗歌、文章的崇义县，周长森勤学不辍地从事笔墨事情，一方面写作私密的日记作为备案，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坚持自己的文学天下。从日记记载来看，周长森的诗文创作在当地没有激起任何反响，在文学史上，更无法霸占什么地位。无论他在日记中如何得意于自己的诗文，都只是个人的独白。对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员文人而言，他前往崇义县本身可视作一次“文学下乡”，可惜并不算成功。离开崇义县之后，周长森的文学交游彷佛重新规复。例如，同治十一年辞官往后，他曾给浙江石门人吴朔的《得秋山馆诗抄》作序。
三、联语作为“皇权下县”的文治手段
崇义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明正德年间始析上犹、南康、大庾等地置县，从属于南安府。散落于这座崇山峻岭之间的崇义县文风并不盛，故而在这样的县城实行文治，所谓的“文学下乡”很难行得通。通不雅观周长森《莅官日记》，其与当地士绅诗文往来甚少，诗文在熏陶脾气方面的浸染多止于自身。不过，这部日记却保留了大量的联语，这些联语完全地参与了周长森在崇义县的施政，并成功地嵌入了崇义的山水之中。作为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学样式，联语由此承担政教渗透基层的功能，无形中也起到“笔墨下乡”的浸染，也不妨视作“皇权下县”的笔墨反响。
《崇义县志》所载舆图可见崇义县的丘陵地貌
清代是中国对联发展的壮盛期，无论创作还是对联的研究都取得丰硕成果。许多著名文人均参与到对联创作中，并编撰联语集、联话集。清代对联风行的背后，古人认为有三方面紧张缘故原由，分别为：“元明以来小说的盛行带动了对联的传播”、对仗启蒙读物“推动了对联的发展”、“对子摊的盛行”。清代的联语也呈现出四个新的特点为：“越写越长”“越写越巧”“利用越来越普遍”，以及对联独特的整套声律规则发展得愈发完善。（余德泉《中国对联通论》）前辈学者已经把稳到清代对联写作日常化的新趋势，并将背后的缘故原由归结为元明以来普通读物的盛行、文化行业（如对子摊），实则已经把稳到明清普通文化的盛行对对联兴盛的主要影响。但这种剖析紧张考虑对联的阅读和利用者，并未集中关注对联的创作主体。在明清对联的消费者一端，是随着识字率提升而日趋广大的能识字的民众；在明清对联的创作者一端，则是上册及中下层广大文人的创作，个中尤以基层官员文人的创作最为关键。如果打消掉文人出于笔墨游戏所作的大量对联外，如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员文人，创为难刁难联就紧张是为了适应基层管理体系。
周长森上任之后的主要举措是重修书院。在方案书院复建过程中，为书院各处场所拟对联，也成为他的分内之事。同治八年十仲春二十三日，周长森不才乡察看事情的肩舆中，周长森拟好了书院对联。对周长森来说，对联每每应工程而生，工程落成前，联语早已预先准备。周长森在任内重修崇义县署，个中西花厅十三日动工，定于十九日寅刻上梁。三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载：“署前丹桂一株，婆娑数百载，拟工竣名之曰‘金粟堂’。作楹联云：‘丹桂四季荣，生粟生金，是天地养民根本；青山千古在，谁宾谁主，借烟霞遣我吟怀。’亦见余之作达矣。”这种为难刁难联的行为，也每每能衍生出诗歌创作，有时乃至可以为作诗起兴。在金粟堂中，三月十九日，周长森在署前清坐，即得诗一首，个中一句云“作吏此生难免俗，入山非隐竟能深。”所抒发的感情显然是昨日感情的延伸。在此，联语不仅在体式上成为诗歌的前导，在情绪宣泄上也为诗歌作了铺垫。当然，有时候，对联也可能是诗歌创作往后诗思余绪的产物。同治九年十月十三日，李少文请周长森题《庾岭探梅》《芝草重生》二图。周长森题诗往后，意犹未尽，“复作楹联赠之，曰‘青莲老去饶吟兴；红豆春来系远思。’”联语在此就成为诗歌的尾巴。
同治年间崇义县署的基本格局
比对联和诗句更为轻松的创作，是题写横额，或一字，或俩字，或三四字不等。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金粟堂’额成，长联亦至，空斋默坐，觉‘山静似邃古，日长如小年’二语，确切此境”则表明，联匾的经营是物质培植，所带来的成效却是一种精神享受。以联匾等命名之后，这方空间就属于作者。无论记事或是作文，这一方天地从此都有了明确的标记。周长森命名心范斋、金粟堂等之后，日记中即有“静坐心范斋”（八月十四日）、“金粟堂桂花盛开，喷鼻香气喷射”（八月十七日）等记载。通过联匾命名，这些景不雅观也因名而买卖，终极成为吟咏的工具和媒介。如玄月二十四日日记，周长森即作诗《夜坐心范斋书怀》。
《莅官日记》中之以是记载大量的联语，撤除上述所载周长森个人喜好作联，联语具有丰富的意涵之外，还与联语在清代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际往来和社会关系中霸占不可或缺的位置有关。
和诗歌一样，对联也是相称主要的社交媒介，清人日记中关于往来赠予对联的记载极为频繁。在周长森《莅官日记》中，犹如治九年玄月十一日 ，“午后，宴幕客于心范斋。作各处楹联”。对联在此是作为一种礼物，在社交圈内传播。对联的赠予，因而也成为周长森故意识地经营地方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长森连写四副楹联，个中两副赠予给书院刘山长，一则祝刘山长八十诞辰，另一联则在赞赏刘山长之余论及二人关系为“蓉江诗为旧交吟”。此外两联，一是赠予给桶冈监生朱涌泉，另一副对联则赠予铅厂处士罗二桐。个中有的是祝寿，有的则纯是勖勉。这表明，对更为基层的读书人而言，对联是坚持关系的有效媒介。
对周长森而言，许多对联是被动的产物，其余一些对联却是故意为之的结果。以过年时所需的对联为例，一方面这是传统年俗的规定性内容，另一方面，周长森也借此推广春联。同治九年十仲春二十四日日记云，“课家僮书春联，各拟新语”。十仲春二十七日，“制春联，命家僮书之，粘于内外楹。命各庙及科房皆张灯庆贺，以地方僻陋，稍化以文明，为升平景象也”。周长森日记提及“化以文明”，未知详细所指，可能隐含的意思是，崇义县城偏僻，一些地方乃至没有贴春联的习气；另一层意思则是他意在通过春联内容宣示教养。当然，与春联合营发挥文明教养浸染的，还有衙署各房张灯庆祝，共同营造出的其乐融融的升平气候。
周长森所作大多数联语的教养功能都是较为隐晦的，希望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浸染。不过，另有一些联语则与地方事务密切干系。
对周长森这样的地方官员来说，创为难刁难联不仅是为了制造礼物，而且也是一种行政事务。有相称多的对联即来自崇义县民众的拜托，民众在完成地方培植工程（修庙立学、修桥铺路等等）之后，为了给这些工程寻求官方庇佑，每每请其办理。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周长森住在万寿宫，“寺下又真君庙，土人醵钱修辑，廓而大之，以匾联为请；余诺之，且允作记刊碑”。一个多月往后，周长森果真遵守诺言，为许真君庙题写联匾。同治九年五月初六日，周长森接连作了五副联语，包括名流杨仁琛修路建“镇崱楼”，地方人士建筑许真君庙，地方名胜通安阁、青莲庵等。联语由此成为表彰地方名流参与地方管理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地方培植工程所不可获取的文化符号。
在成功处理地方事务之余，联语还成为周长森记载这些事务的主要标记。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周长森处理了崇义秀罗村落的一桩同族恶性讼案。事情的起因是秀罗村落王氏为村落中巨族，后代分为三支。个中上村落一支有南宋期间的古坟，坟旁有大树被风吹折，于是砍伐树木。下村落的王氏则认为树旁的地方是他们的“社”基，武断不肯让步。下村落村落民还在王槐珠带领下，携带军器威胁上村落。于是上村落人前来县衙控诉，周长森原拟调度，不料下村落也来控诉。于是，周长森奔赴两村落，对着数百人当堂断案。终极通过谱牒文献查明“坟无碑，社无界”，于是断令上村落霸占地基，但不存在“社”；上村落可以祭拜古坟，但不可再葬，树木砍伐后不能再种。两村落百姓对此心悦诚服。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斗也就此画上句号。定案往后，周长森“命两造各立一旁，族证举觞为礼。饮毕，赠以联句，云‘木本水源，三族联为一气；上和下睦，片言永定千秋。’跋云:‘同治十年三月下浣，余以公事抵秀罗。适王氏族众以小嫌涉讼，为之冰释。爰举鄙谚，成二十字赠之。俾三族各制一联，悬诸祠宇，庶几世世子孙，毋负主座之厚望也。’”此时周长森制订的对联，无意中承担了三项功能，第一，承担了官方案件调度书的浸染；第二，在王姓三族内起到左券文书的浸染；第三，成为秀罗村落王氏三族集体影象的元素。
与诗文所呈现的周长森的孤独的文学天下比较，对联在周长森执政崇义县的过程中，显然扮演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角色。对联不仅帮助周长森经营与地方名流的关系，也深度参与他在崇义的各项行政事情。这些对联显著地展示在地方主要的遗迹和其他景不雅观中，成为周长森宣请愿望，实行教养的手段。而民众从简明扼要的对联阅读中，也能部分感知行政的趋向。即便他们仅仅只能“不雅观看”对联，也将从对联在场所中的主要位置生发尊敬之情。对联由此成为基层官员与民众为数不多的笔墨沟通管道，也因而镶嵌在基层日常行政运作中，参与了政教的宣扬教养活动。
四、处于文学边缘的知县阅读的意义
同治年间，就文学天下而言，周长森无疑是一位边缘人物；就政治天下而言，周长森在崇义县却是当仁不让的中央。政治领域内的中央与边缘视角，用于研究周长森的日记，很有可能走向一个历史学的问题。若从文学角度稽核周长森的日记，则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却又乏善可陈。然而，如果将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置于他全体的“笔墨天下”之中，则可能见出对历史和文学研究均有启示的题目。
首先，周长森的笔墨天下既能反响主流文学天下与“杂字天下”的互换状况，也有助于看清它们之间的隔阂。这就为重新思考明清识字率问题，供应了一条新的可能出路。
一样平常民众的识字率问题是明清研究长久不衰的话题。研究者可能普遍估量这样一种态度，笔墨不仅是庙堂的，也是属于民间的。于是，一道光鲜的阶层分边界就轻而易举地划分而出，那些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显而易见地被划入识字的群体，被列入识字群体的统计数字之中。这种划分简明扼要，却也让科考路上的读书人被之后的研究搁置一边。人们转而关注“不识字”的民众，从杂字、日用书等角度，稽核科考以外百姓的笔墨天下，即人们更乐意关注费孝通所言的“笔墨下乡”问题。如果以传统的庙堂和江湖来划分这种研究的分界，彷佛科考路上的群体属于笔墨天下的庙堂阶层，而科考以外的一样平常民众是笔墨天下的江湖人士。在一种研究眼力普遍“向下”的时期，此类方向无可非议。可惜，在识字率问题上被边缘化的读书人群体，同样有他们的关于笔墨的问题。这些读书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而更为广大的读书人群体，同样从事许多笔墨事情。他们也写诗，也作文，然而所作诗文看起来是在文学天下的边缘，而终极的输出工具又正好是一样平常所谓不识字的民众。这就授予这部分人的笔墨以独特的代价。这部分人可能是知县、衙役等等，他们的笔墨贡献，既不属于主流的文学天下，也不属于民众的杂字天下，却又游走二者之间。这种边缘属性，令知县等人（如周长森）的笔墨天下别有魅力。就主流文学天下而言，这些笔墨是可以视作“文学下乡”活动的产物，是主流文学天下在基层的展演；就民众的杂字天下而言，这些笔墨又是“笔墨出乡”的反响，即这些笔墨能够部分折射民众的基本生活面貌。
其次，周长森的诗文天下反响了文学史中被遮蔽的一些情形。周长森的诗文创作为解读县级以下地方的诗文创作、诗文流利供应了光鲜的材料。就周长森而言，这些诗文渗入地方相称困难，大多数的诗歌因而沦为个人的自娱自乐。就日记所见的材料看，无论图写山川，还是鼓吹政教，周长森的诗文并未在崇义县引起什么反响。这表明，文学史所呈现的清帝国文学天下，在偏僻地区很难下沉。在文学领域，我们或容许以说，清代存在“文学不下县”的状况。类似周长森这样的知县，便是主流文学天下流利的末了末梢。因而，这些文学边缘人也有可能成为探测文学中央动向最敏感的部分。
如此一来，利用周长森的阅读书单，也可能寻衅一些传统文学史知识。由于文学史普遍关注主流文学天下的变迁，故论及乾嘉往后的诗坛，人们多以“性灵派”“肌理派”等大的诗学流派统摄，至于晚清，则是宗宋诗风和“同光体”波澜不已。然而，在文学史关涉的主流诗文天下之外，中下层读书人诗文好尚可能大不一样。例如，周长森即特殊喜好性灵派墨客的作品，个中尤以蒋士铨（1725-1785）、张问陶（1764-1814）两家为甚。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午后，翻《忠雅堂集》”。此后的三四月份，周长森均在阅读张问陶的诗集。四月初旬日，“读《船山诗卷》”。四月十四日，“读《船山诗集》。船山师长西席生于乾隆甲申，前予六十年，其宦迹终于莱州知府”。四月十六日 ，“阅《船山诗集》”。四月十九日，“读船山《药庵退守诗编》”。当然，周长森对袁枚诗集也比较喜好。同治九年闰十月十五日日记云，“灯下检得《随园诗集》，阅七、八两卷”。可见，袁枚诗集久已在他行囊。如周长森这样的中低层文人的诗文宗尚，表明性灵派诗歌的影响在袁枚等人之后，仍有强大的影响力，晚清诗坛并非完备是宗宋诗风和“同光体”的天下。
再次，周长森“笔墨天下”里的联语输出，为研究晚清地方文治供应了一扇窗口，同时也为联语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霸占位置供应了证据。联语在清代特殊繁盛，就外部成分而言，可能与清代社会管理日趋完善有关，各种物质培植和社会事务的处理终极可能都离不开联语收束；就内部成分而言，联语和诗歌在体式和传情达意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清诗的繁荣可能带动了联语的兴盛。更为主要的缘故原由可能在于：联语位于“文学天下”与“杂字天下”的交互地带，为精英文人和普罗大众之间建立笔墨联结供应了主要的通道。正如程艾蓝（Anne Cheng）在《中国思想史》绪言所说，“汉语文本便是一块布匹，须要读者适应个中反复涌现的纹路。它如一把梭子在同一块经纱上穿来复去，给人不断重复传统论调的印象。我们需留神它一点点描绘出来的图案，由于这正是其幽深之处。”在明清文化语境中，联语可能便是这样一块分外的布匹。精英文人大量利用联语，普通民众也参与联语的不雅观看与写作之列，证明联语是清代“普化凡庶”的有益工具，联语的这项主要功能可能为许多文人把握到了。
将日记这种特定文献视作理解天下的普遍根本，固然不对，毕竟，日记并非解码万物的万能钥匙。然而，如果在文学边缘穷究周长森《北上日记》《莅官日记》的意义，则它的确反响了晚清一类官员文人独特的“笔墨天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首发。作者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任务编辑：彭珊珊
校正：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