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到了宋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和探索，这较好地表示在诗和词这两种当时最为盛行的艺术形式之中。在宋代诗词中，一方面有环绕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办法方法进行的细致描写，另一方面还贯穿着一些具有强烈人文意识的独到理念。
一
善待野生动物的条件是准确认识和深刻理解野生动物的天然禀性和各种“不得不然”的行为，也便是野生动物在自然规律浸染下展现的各种特点和功能。
首先，客不雅观地理解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和“向善”可能性。梅尧臣《猛虎行》写老虎“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而且代老虎言：“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这是肯定猛虎食用其他动物（包括人）是来自自然的本性和基本的生理须要，是上天赋予它的“权力”和无可改移的生物本性。这一理念在五代僧齐己《猛虎行》中早有论述：“横行不怕日月明，皇天产尔为生狞。”黄庭坚《不雅观道二篇》言：“贤人用仁心，恻伤路傍儿。虎狼舐吻血，自哺胃与肌。同在天地闲，六凿相识知。父母临万物，大道甚坦夷。百年修不善，一日许知非。虎狼有悛心，还与贤人齐。”这里一方面肯定虎狼和贤人一样有自己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虎狼有“改过迁善”的可能性。该当说，这里既包含着道家“齐万物”的思想意味，又承接儒家仁爱的思想主旨。
其次，肯定野生动物的现实代价和审美代价。野生动物对付人类社会的代价可以辩证地理解，既表现出明显的负面代价，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正面功能。黎廷瑞《听山中谈虎赋二章》讲到当时有个地方“千百群”的野猪祸害庄稼，以至于百姓“终岁举室空费力”，但“近日南山老虎至，野彘畏之俱远避。遂令一枕得安眠，犬豕时时亦遭噬。呜呼，犬豕所噬能几何，野彘不去为害多”。也便是说，老虎来了之后虽然常常吃百姓的猪狗，但把成群结队的野猪赶跑了，这样庄稼保住了，百姓认为这是合算的。这里墨客肯定了猛虎“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现实代价。部分野生动物还有较大的审美代价，因而得到墨客词人的欣赏和喜好。范仲淹非常喜好鹤的仪态和声音，写有“八变奇姿已过人”“独爱九皋嘹唳好，声声天地为之清”的夸奖诗句。欧阳修非常喜好鸟类，其《啼鸟》言：“鸟言我岂解尔意，绵蛮但爱声可听。”“黄鹂颜色已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野禽给墨客带来的愉悦跃然纸上。现实代价和审美代价是野生动物得到善待的主要缘故原由。
末了，肯定野生动物有类似人类的知觉和情绪。两宋人士拥有细致精微、丰富多彩的感情天下，他们从生理的角度来理解动物，通过诗词细致地描写了野生动物的亲子之情、两性之情，等等。南宋林同写有《禽兽昆虫之孝十首》，展现的是动物的亲子之情，个中大部分是野生动物。李石《蜂蚁》写到一个小蜂被十个蚂蚁抬走：“蜂母正凭怒，有虿无敢作。相视母子心，如被蛇豕虐。蚁行蜂母随，众力岂易拨。”这是作者亲眼不雅观察到的动物活动细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虫类的母子之情。南宋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说：“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吴文英《双双燕·小桃谢后》说：“共斜入、红楼深处。相将占得雕梁，似约韶光留住。”这二位婉约派词人显然是把双飞燕子描写成“腻在一起”的夫妻，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有趣传统。肯定野生动物的生理特性和类于、通于人类的情绪，这为善待野生动物供应了情绪条件。
二
宋代诗词细致描写了对待野生动物的各种场景和操作环节。个中以和蔼仁爱的办法对待野生动物的活动也有不少记载，由于场合和条件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
一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只管即便以善心慈念对待野生动物，这反响了人的文明素养和人性精神。王安石的《放鱼》说：“捉鱼浅水中，投置最深处。当暑脱煎熬，翛然泳而去。岂无良庖者，可使供七箸。物我皆畏苦，舍之宁啖茹。”这是荆公所记自己救鱼食素的一次生活经历。他还有一首《同王浚贤良赋龟得升字》，记载了他费尽心力处理一只数百年迈龟的办法：“浅樊荒圃不可保，守视且寄钟山僧。”苏东坡《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说：“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这都这天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能碰到的事，举手之劳可以为动物放一条生路。虽然东坡的说法有一定宗教背景，但对普通人也有启迪意义。
二是只管即便人性地对待捕获的野生动物。人类在和野生动物的“交往”中肯定会捉取大量野生动物。除掉大部分被杀掉之外，人类还有较为“友善”地对待它们的办法方法。宋代有大量的放生活动，这在诗词中有许多描写。欧阳修《驯鹿》讲到墨客自己想放掉一只被网捉住的鹿，“南山蔼蔼动春阳，吾欲纵尔山之傍”“饮泉啮草当远去，山后山前射生户”，他不仅希望这头驯鹿回到适宜自己生存的山野之中，而且规劝它避开猎户。陈宓《放鹧鸪》说自己不接管“以彼刳肠苦，为吾悦口甘”，以是“放汝飞行去，腾云更宿岚”。这里写的是作者宁肯“蔬餐”也要放鸟飞回自然界中。不过，当时墨客们关于放生产生了见地不合。杨备《长命洲》写道：“狐狸口腹应潜饱，就去世多于日放生。”也便是说，放生的动物大多被狐狸吃掉了。马之纯《长命洲》写道：“不杀自然能不放，却将实祸博虚声。”他认为放生实际上是一种导致动物灾害的办法，但放生者却得到了好的名声。这里杨、马二位是从保护野生动物的角度反对放生这种形式。还有一种办法是把捕获的野生动物喂养起来。苏洵《欧阳永叔白兔》讲到欧阳修得到一只“白兔不忍杀，嗟叹爱其老”。赵抃喂养了一只鹤和一只白龟，后来都放到自然界中。他的诗写道：“马寻旧路如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
三是在渔猎活动中只管即便给野生动物留一线生路。渔猎是人类十分残酷的一种实践活动，在传统社会中它又具有一定的一定性和合理性。在这种活动中更有保留“一念之善”的必要性。范仲淹写有《不雅观猎》一诗，讲到对野生动物“翦棘争探穴，摧林竞覆巢”的残杀，但同时也强调“惟开三面者，年夜德播弦匏”。这里他借助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强调要给野生动物留下一线活气，实际上是在保留动物的族类。苏辙《和子瞻司竹监烧苇园因猎园下》讲道：“吾兄善射久无敌，这天敛手称不能。凭鞍纵马聊自适，酒后醉语谁能应？”这里写到苏轼在这种烧猎中不愿射野兽，该当和他对这种猎杀野兽的办法不满有关。秦不雅观《和裴仲谟放兔行》、郑伯英《放龟》写了墨客从猎人、渔夫手中买下兔、龟放入山林、水泽的事。从先秦时期起，我国就有渔猎而不斩尽杀绝的传统，在宋代这一传统仍旧得到较多表现。
可以说，宋代诗词在很大程度上反响了那个时期人类和野生动物关系的真实状态。从思想资源来看，这些善待动物的理念紧张来自儒家的仁爱思想和佛教的慈悲观念，在快速发展确当下，我们可以从宋人的思想和实践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3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