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马乱入：宋诗与唐诗面貌迥异，而造诣极高，古人论述已备，不过这些论述多从详细文本着眼，对宋代意识形态对诗歌的直接影响估量不敷。文史宴"大众号特邀学界名师悼红狐，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角度，结合更广阔的时期背景来谈一些详细的宋诗。
天水一朝，文化究极中原渊薮，名家辈出，气候宏远，诗道亦然。诗道自唐朝以来，至韩愈而一变，到了北宋已脱尽唐代不羁发扬的底色，转为深厚广大的品质。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认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进而议论：
唐诗多以丰神色韵善于，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
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
生平之中，少年才华发扬，遂为唐诗，晚节思考深奥深厚，乃染宋调。
文论巨擘钱钟书
实际上，虽然“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究实在却与王朝大有关联。
唐代续接北朝，胡风壮盛，虽然国力极张扬时，文治武功威威赫赫，但北宋士人却并不以为然，多数认为是时风侵染。程颐曾语：
礼法既亡，与戎狄无异，故五胡乱华……唐有天下，如贞不雅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戎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二程遗书》）
反之，自韩愈、李翱之下，儒家正统起危救衰，积极吸纳释道。经五代大乱，宋太祖一匡中原，使得天下太平，百货蕃滋，学者们自然会将长治久安的目光转向儒学。而此时的儒学，也已经不是魏晋隋唐处处为佛、道两家支离，无还手之力的学问。
宋太祖赵匡胤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宋代尤其是北宋，卓越的文化家和学问家大都为官做宰，少有清代完备赋闲或者避世的情形。这一群极具天赋又富有绝大创造力的人，合营上儒学改造的深入、开明皇权的支持，使得宋代政治文明既保有文化的弹性与深度，又不乏改造与进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称颂还是贬斥、讥讽，宋诗都有着光鲜的说理特色，而不是纯粹的写意。
南宋诗论大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说：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笔墨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
若以唐法不雅观，宋诗的说理确实乏味，乃至不成为诗。可这番议论倒不妨当作夸奖来读，正是由于宋诗做到了“以笔墨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诗体切入现实的深刻性才被挖掘出来。
这放诸唐诗评价也是如此，老杜之诗在其生时，品议绝无今日的颂誉，愈近晚近之世而声名愈隆，缘故原由无它，切入时弊而已。而这点特质，在宋诗中发扬地尤其出色。下口试举几例。
开宋诗一起之杜甫
活水亭不雅观书有感二首·其一
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首诗随处颂扬，言语平实，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清晰明确。这种简明的风格，在宋代已惯常见。小诗写不雅观书有感，诵读几遍即有澈澄之感。个中活水，说的便是读书通达道理的绝好譬喻。
这首小诗每每被拿来当作哲理诗的典范加以阐说，尤其好在虽然说理，却不失落野趣。这么阐明，当然也不算的大错，毕竟确实并非纯挚的描景叙物。可如果只当蒙学的讲法，只说成哲理启示，为朱子不雅观书偶得，又失落却本诗底色。
前文已叙，宋诗说理化方向，乃是儒家文明重修这一大不雅观念下国家秩序建构者的文化自觉。因此，当我们讲述诗的说理性时，切不可以为墨客就理上说理，否则真变成了《红楼梦》中薛宝钗批评的“虚比浮词”。
这首诗作于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这个韶光对付朱熹而言，也是其人生的主要转戾点。就在这一年，韩侘胄“设伪学之目，以网括汝愚、朱熹门下有名之士。……以攻伪学为言，然惮清议，不欲显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陈贾尝攻熹，召除贾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继祖台察。继祖诬熹十罪，落职罢祠。”
理学宗师朱熹
学界通说，这段韶光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在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往来于南城、南丰。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落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落讲学，不但留下文墨，还写下了这首《不雅观书有感》。
因此，朱熹是在庆元党禁的高潮阶段完成的创作，只认为他不雅观书抒怀，寄情于学理哲思，难免不免浅薄。
宋代以两次党争最为出名，一是北宋期间的元祐党争，二便是南宋庆元党禁。两次党争都有着明确的政治团体对峙，其政治利益及诉求也大不相同。但比较起来，庆元党禁却有与元祐党争迥异的特色。
一言以蔽之，便是庆元党禁中韩侘胄一方，纯以政治权力压制赵汝愚一方。虽然斥对方为“伪学”，但却也始终未建立起正学，这与王安石新学和司马光旧学之争大相庭径。
在这个背景下，来看这首小诗。就不丢脸出端倪，论家多以鉴拟喻水如镜面，澄澈通透，来说朱子读书的明心见性。实在不然，首两句虽然意象落在“鉴”及“天、云”上，可症结却在“半、一”与“天、云”的比拟之上，前者极小，而后者极广大。虽极广大而统摄入极小之物中，这正是理一分殊的道理。
朱子的另一比喻，“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与这句诗意思完备相同。而理一分殊正是理学的核心论点，后文再紧接“活水”，可见乃是暗讽韩侘胄一党无识无学，只能是去世水。
这层意思，必要理解庆元党禁的特色才能体悟到，否则，不一定能够明了朱子深意。小诗虽然夷易，但也寄托了朱熹深邃的洞见和操持，这便是说理诗应该具备的底色解读。
再看一首：
雪霁晓登金山
杨万里
焦山东，金山西，金山排霄南斗齐。
天将三江五湖水，并作一江字杨子。
来从九天上，泻入九地底。
遇岳岳立摧，逢石石立碎。
乾坤力气聚此江，一波打来谁敢当。
金山一何强，上流独立江中心。
一尘不随海风舞，一砾不随海潮去。
四旁无蔕下无根，浮空跃出江心住。
金宫银阙起峰头，槌鼓撞锺闻九州。
墨客蹈雪来清游，天风吹侬上琼楼。
不为浮玉饮玉舟——
大江真个替人羞，金山真个替人愁。
杨万里在宋墨客中独树一帜，其特色便是求活。杨万里的诗歌大多措辞活泼，新鲜可爱，亦绝无道学气。周汝昌师长西席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作杨万里注本，便夸奖说，“谈论诚斋诗的，大都先要谈到他的奇趣和活劲儿，有个名目曰活法。”在这个注本里，周师长西席便淋漓尽致揭示了杨诚斋诗歌的妙处与好处。
诚斋师长西席杨万里
以这首《雪霁晓登金山》为例，诗为古风，三五七言句交替，形式足够灵巧。全诗二十四句，前二十二句都在反复铺陈大江如何波澜壮阔、浩浩汤汤，金山如何刚强独立、坚韧不移，笔触翻飞，肆意变换。而诗眼则归在末两句，一起畅快淋漓下来，换来两声重叹，把前面的畅快一起闷入江底山瓮。
这样的手腕，不能不说是艺术的冒险，倘若末句翻转力度不敷，势必加句。而一加句，前面铺陈之功则毫无用途。
凡人论句每每只说表达杨诚斋爱国主义情怀，尖刻讥讽南宋偏安小朝廷如斯，实在是大而化之的无用之论。总不能由于写了大江大山的昂扬，就能下意识地去推导他物的懦弱与无力。这实在是当代人臆想的产物，绝非可靠的情由。
有人更把陆游《入蜀记》里的记载搬过来，“（金山）山绝顶有吞海亭，取气吞巨海之意，登望尤胜。每北使来聘，例延至此亭烹茶。”认为杨万里此诗是愤慨于在金山招待使节。
实际上，金使常往来，如果推测说有大江险山不可据守，反而成招待之所，引此为耻辱，多数有些分开实际。毕竟南宋仍据半壁江山，凭江而守，大江险山未必没发生浸染。
平心而论，如果这种阐明成立，那么羞则有之，愁却未必。周汝昌师长西席在注本中讲到的其余一则可能，却有足够信服力。
仍引陆游《入蜀记》：
早，以一豨、壶酒，谒英灵助顺王祠，所谓下元水府也。祠属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无他祝史。然牓云”赛祭猪头，例归本庙“，不雅观者无不笑。
初，绍兴末，完颜亮入寇，枢密叶公审言督视大军守江，祷于水府祠，请事平奏加帝号。既而不果。隆兴中，虏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识者谓四渎止封王，水府不应在四渎上，乃但加美称而已。
金焦症结，赖韩世忠、虞允文等将领并士兵大胆奋战，击退敌军。可当时的官僚们却逐末弃本，不思富国强兵，却迷信于河神助功。不但大兴敬拜，还“加帝号”，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金山真个替人愁
周师长西席进一步指出“近臣指洪迈”，且引洪迈《容斋随笔》来佐证：
绍兴末，胡马饮江，既而自毙，诏加封马当、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系四字王，当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处，庙令以旧告来，则已八字矣。逐郡为缴回新命，而别易二隽誉以宠之。
此事辨明，对付何羞何愁就原形大白了。“不图自强，依赖水府”，岂止是须要愁和羞，杨诚斋强烈的愤懑和讽刺也跃然纸上了。这洋洋洒洒的大江与险山的铺陈，全部成了洋洋洒洒的嘲讽和讥刺，如此的艺术手腕，不通晓时局背景，如何理解地深刻。
有人评价周师长西席此注，“所注甚当，发古人所未发，可谓别具只眼，甚为叶嘉莹叹服。”已足以证其发明之功了。
再看一首。
和张矩臣水墨梅五绝之四
陈与义
含章檐下东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南宋曾敏行在他的《独醒杂志》中记载说：
花光仁老作墨花，陈去非与义题五绝句，其一云：含章檐下东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徽庙见而喜之，召对擢用。画因诗重，人遂为此画。
这个说法后来被《苕溪渔隐丛话》确认：
简斋《墨梅》诗，徽庙称赏乃皋字韵一首。
陈与义由于二十八个字，从此青云直上，当然也为晚年诗风大变埋下了伏笔。文献中只记载了宋徽宗赵佶对这首小诗的喜好，却没有详述喜好的缘故原由。这不禁令人产生迷惑，什么样的力量能使二十八个字改变一个人生平的命运。
回过分来看诗歌本身，首句用汉阳公主梅花妆的典故，次句转而夸奖运笔之妙。末两句最主要，说的是画梅与相马有着共通的标准。墨客只是巧思，把相马的后世安排到了画梅人身上。
九方皋相马
什么意思呢？很清晰。《列子》记载：
秦穆公欲求马，伯乐荐九方皋。穆公使之行，三月而返，曰：“得之矣。”问之，曰：“牝而黄。”使人往取，则牡而骊。
公不乐，召伯乐谓之曰：“求马者物色牝牡且不能知，又何马之知也！
”伯乐喟然曰：“皋之所不雅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错；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者，乃有贵乎马也。”
相马的精髓在于“得其精而忘其错；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那么，画梅的办法，差其意不远。
这组诗之一有句云，“从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然是仆奴。”意思是，张矩臣画梅能用玄色画出白花瓣，而且如此逼真动人。这不正是“得其精而忘其错”、“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艺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的表现力的关系，被强烈的揭示出来。
而徽宗天子正是一位富有勃勃创造力的艺术天才，以至于一贯流传有“踏花归去马蹄喷鼻香”画蝶不画花、“深山藏古寺”画僧不画寺等故事。这些故事，都表达了徽宗天子看重艺术表现形式的利用，来更好地激揭橥现力。
艺术天子宋徽宗
通过空无减省来表现多满深邃，而这合乎中国艺术的一向聪慧。陈与义这首小诗，不经意触及到了这一核心要义，自然难怪天子青睐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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