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读小学四年级那年,安柏为他办了生日会,孩子家长各一桌,妈妈们一坐下来就开始大聊小学升初中的准备事宜。在一席充满了专有名词的饭桌上,安柏创造自己就像个外星人。
家长们的“黑话”把成功录取重点学校称为“上岸”。在北京,公认的教诲中央在海淀,而海淀区最好的六所公立学校——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01中学、十一学校和首师大附中,统称为“海淀六小强”,这六所中学承包了海淀九成以上的高分段和清华北大录取名额。
家长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以“六小强”为目标的妈妈,须要让孩子在10岁之前完成这些任务:1岁开始中英双语传授教化;3岁能看英文绘本、背100首古诗;4岁,学乐理、钢琴、画画;6岁上区里最好的小学;8岁看完《西游记》《论语》,绘画拿到全国奖;9岁钢琴过十级,运动拿到市级比赛名次;10岁奥数比赛一等奖,拿到PET(剑桥英语考试二级)证书。
安柏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上岸”的难度。儿子读的是区重点小学,奥数比赛拿过二等奖,后来她才知道这些浸染不大,很多学校没有公开选拔,想录取只能通过提前招收的培训班。
这类公立学校自办或和社会培训机构合办的培训班叫“坑班”,从中选拔精良的小学生,须要至少提前一年“入坑”。进入名校的路径是这样的:先考进培训机构推出的辅导班,辅导后50%的人能得到坑班考位,20%的人能考进坑班,坑班里20%的人考取牛校。安柏算了一笔,终极只有2%的孩子能考进牛校。
安柏的后知后觉导致儿子很晚都没有“上岸”,身边的同学朋友里只剩下他一个。她瞥见儿子在日记里写自己的沮丧和压力。“家长可以对孩子期望值调低,便是怕孩子自己不会那么‘佛系’,小孩彷佛天生都有寻衅欲,实在挺爱互比较较的,这种东西我就没法掌握的。”安柏说。
如果碰着孩子不愿上进,有些家长会主动“鸡娃”——通过给孩子打“鸡血”,把学习任务满满当当安排好,敦促孩子努力。安柏不雅观察,“现在‘鸡娃’的风气越来越重了,顺其自然的结果很不可控,但是‘鸡娃’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
安柏把这段经历写成《上岸》一书,记录了一位海淀妈妈带领儿子闯关重点学校的紧张过程。就像描写纽约上东区母亲的书本《我是个妈妈,我须要铂金包》里写到:“全天下妈妈的焦虑都是一样的,从曼哈顿到迈阿密到马里,妈妈们都在被同样的恐怖、不安和希望牢牢掌握。”
北大附中的老师唐倩茹打仗过很多海淀妈妈,有些家长从孩子小学时就开始焦虑,比如孩子幼儿园没有学英语,到小学创造其他孩子早已提前学完,追悔莫及。唐倩茹有两个孩子,成为母亲前都以为自己可以风轻云淡,“很打脸知道吗?”她对南方周末说,“你活到一定程度肯定就受不了。”
和上东区妈妈不一样,海淀妈妈不讲求精细,她们不扮装、穿平底鞋,只为方便接送孩子高下补习班。“海淀妈妈比的不是铂金包,或者你要穿什么名牌、住什么屋子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安柏对南方周末说,“实在大家比较的、在乎的还是孩子的成绩和学业。”
“人生所有的精力投入在孩子上了”
刘潇的丈夫是公民大学的老师,得益于教职工子女入读附属学校的政策,儿子顺利进入了人大附小。儿子从幼儿园就展现了足球天赋,小学开始打比赛,从那时起,不论刮风雨雪,只要儿子有比赛,刘潇和丈夫一场都没有缺席过。他们专门带儿子去西班牙看了皇家马德里的比赛,C罗和梅西都在,连看了三场球,让他感想熏染足球的氛围。
他们为儿子找私人教练,每周都要演习。疫情期间户外园地不开,刘潇和丈夫就自己找公园,带儿子偷偷地练,被人赶走后又重新找地方。
“这种东西真的便是靠韶光,靠你付出的韶光、精力,把孩子共同打造成所谓的那一波最好的孩子。真的,我不雅观察到别人家也是一样,你要在哪个地方做的很出色,必须是家长要沉浸在这里面陪着他去做。”刘潇对南方周末说。
刘潇认识公民大学某学院院长的夫人,她的孩子从小就跳班上课,初中已经学完了高中课程,险些拿到了美国所有顶尖学校的offer,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刘潇很佩服这位母亲,“她便是把人生所有的精力投入在这个孩子上了,一坐到办公室就开始看孩子的试卷,80%多的韶光全部都是在孩子那儿,也得到了却果。她以为她的乐趣和造诣感就在这一块。”
安柏的一位女友,自从有了孩子,买衣服从奢侈品降为快时尚品牌,“变得神经质般节俭的同时,给孩子费钱却非常刁悍,拦都拦不住”。奶粉一定要澳大利亚入口,一套绘本花上万元,钢琴要买意大利原装的C.BEAR。另一位朋友五年没有添置新衣,给孩子随手报名了国外大学的“天才营”考试,3周4200美元,还感叹真便宜。
安柏给别人家上辅导班的孩子算账,创造读个小学就要100万。她有朋友抱怨,“养个小孩真不随意马虎,一年上的补习班,够我买10个爱马仕包了,还是铂金包。”
“对家长的磨练是这样,你要么就费钱找好老师,如果不想花太多钱,你就要自己花精力,反正你总要选一个。”安柏选择花精力,理工科出身的丈夫为给孩子辅导数学,随身带着数学练习册,开会间隙拿出来做题;安柏则报名了雅思网课,花三个月韶光每天学英语,自己考到了7.5的高分。她感慨为了孩子,中年人也重新引发了学习激情亲切。
安柏就职于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孩子开始准备小升初,加上家里长辈生病住院,她决心辞职,成为全职妈妈。她认为在事情里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没找到特殊的代价感,“但是对付我们家庭来说,我是很主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她认为中国人的传统不雅观念导致家长更随意马虎把精力投入在孩子身上。“西方人的不雅观念比较突出自我,中国人向来就很重视子嗣,你便是再成功,家里有很多屋子、财产,结果还是给孩子,末了大家重心会放在后代上。”
刘潇一贯以为自己不算焦虑,但如果孩子成绩掉到班里十名之后,她还是会生气,“你就会忍不住要吼,我一贯以为自己是不吼的妈妈,但还是会吼”。
“焦虑是很难去化解和减少的,全体社会环境便是推着你往上,你没有办法,大家不会对每个职业都有敬畏心,实际上还是会有圈层。”刘潇见告南方周末,“对成功的定义,多多少少肯定还是有些表面的。小孩自己都会说,谁家的屋子好大、谁爸爸开的车挺好,他会以为原来这个人的爸爸妈妈是有能力的,这种定义是始终在的。”
“一旦没教诲好,就有阶层滑落的焦虑”
唐倩茹教高中语文,她创造北京孩子和像她这样从外地考进来的一代人很不同,“外地孩子背水一战,可能终极生平都没有办法在北京立足,北京的考生比较于外地确实大略一些,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人家就算考不好又若何?当下快乐就够了。”她教过的很多孩子在高三之前都很贪玩。
在北大附中,北大教工子弟多,许多学生出身于高知家庭,父母更乐意让孩子自由成长、接管本色教诲,“像这类学生,常日也不因此清北为目标的,更乐意出国,或是上分数轻微低一点的中外互助项目”。如果想留在北京,大部分考入北京某间大学就能满意,“末了你创造大家学校都还OK,说得过去。”
“高考不是全国比较,是省内比较,北京便是跟北京的孩子比。有些省本身没有特殊好的教诲资源,很多县中反而比城市里要学得好,像衡水中学这种模式,实际上便是花得精力越多,才读得越好,你不要想别的,就在那读书。”安柏剖析,北京家长虽然看上去紧迫,实际上和其他地区一比,根本不用焦虑。
但对付海淀妈妈来说,让孩子在大城市立足并不是他们的目标。“孩子实在不用上班了,家里有个几套屋子,收收房租也行,但这不是我们想给孩子的人生,我们不是让孩子衣食无忧就办理问题了,也希望他能有一定的造诣感,在奇迹上有一点成绩。”安柏对南方周末说,“相称于受到更好的教诲,他自己的格局、人生不雅观也会得到提升。”
刘潇毕业于中山大学,丈夫毕业于中国公民大学,他们常对孩子开玩笑,“你不能跟你爸一样考人大”。丈夫曾有离开人大去其他地方事情的机会,但考虑到孩子接管教诲的优惠,选择留在了学校。刘潇承认家庭为孩子供应了资源,“这也算是我们人生存划当中的一部分了,实际上是默默地捐躯或者铺垫。”
海淀爸爸姚宗元和妻子都是在普通的工薪家庭中终年夜,高考考入了北京。儿子读的是人大附中三高足球基地班,正在备战全运会,比好了可能得到保送清华北大的机会。但他鼓励儿子不要去清华北大,接管自己当年的教训,要有更高的眼界,“你想去美国上大学,想去斯坦福,好处是你的导师都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无论学什么专业,你见的都是全天下最顶级的名人,记住了吗?你去听他的课,受他的影响,潜移默化。”
如果要描述海淀妈妈集体画像,安柏认为以高知家庭和“考一代”居多。安柏1990年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硕士,那个年代大学生是稀缺资源,她认为当时的教诲是粗放型、野蛮成长,现在则是“精耕细作”。
“我们以为接管教诲还是能改变命运,就会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诲,相信努力可以得到成功,这个逻辑是比较传统的思想。我们是这样一群人,相对其他的东西,以为读书还是比较主要,放在优先的级别。”安柏对南方周末说。
她听说过统计学里的“均值回归”:不管是外表、身高、运动能力还是学业水平,父辈的水平高,他们孩子的造诣纵然比凡人高一些,和父辈还是相去甚远。“每个父母心里都会有暗戳戳的想法,希望子女超过自己,但有时我以为自己是北大的,孩子再超过自己是不可能的,由于他去哈佛、去牛津也就这样,顶尖再往顶尖去是很难的。”安柏创造,“但如果一对父母连大学都没读过,那孩子读个一本或是上211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她对儿子的期望是考上985高校,但清楚现实是残酷的,光凭分数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少之又少,“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实在吃不了这个苦,从早到晚都要冒死地读,得像衡水中学这种方法才行,一分一分地抠,很多东西都要冲着满分去考。”
安柏最近读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再次意识到“二本和985真的没法比”。如今各处大学生,很多公司只招985、211毕业生,“你如果从好学校毕业,你的选择范围是巨大的,但如果是很普通的学校,你就得等人家来挑你,(学校)就相称于是拍门砖”。
天才小神童的新闻层出不穷,安柏觉得全体环境越来越“鸡血”了。“妈妈焦虑的根源便是怕孩子不幸福。一旦没教诲好,他的选择权利就会减少,就有阶层滑落的焦虑。我的学历挺好的、事情挺好的,如果孩子不如我,那他怎么会有幸福成功的人生?”
“家长当然希望孩子是天才”
姚宗元有三个孩子,给大女儿的方案一贯是申请美国的大学。高一时班主任问她晚上几点睡觉,她说九点睡,早上自然醒。班主任大为震荡,“都到高中了还睡到自然醒?晚上九点多钟就上床了?人家都搞到十一二点!
”
2020年疫情爆发,妻子不同意女儿出国,女儿只好回到户口所在地福建参加高考,妻子在厦门陪读了一年。第一次参加仿照考试,女儿在全班50人里排名倒数,连考上大学都困难。“由于那边的孩子都是通过高考才能改变人生,他们早早地把目标就定在那了。”姚宗元对南方周末说。但他相信,他们的学习能力或者见识跟女儿比,还是有差距的。
很多海淀家长从小学开始就给孩子定目标,姚宗元和妻子反思,他们对女儿学习的哀求不足,导致她变得放松。“后来我跟我女儿说,你付出得不足,考不上大学是很正常的,也没什么丢脸的,你没给我丢脸,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终极,女儿通过艺考被华侨大学录取。
姚宗元和妻子决定总结教训,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他们从小对儿子和女儿的哀求就不同,“我跟女儿说的是,你干你乐意的任何事情都行,我跟你妈支持你,将来什么东西都留给你”。但儿子不同——“儿子干任何事情都是第一名,他就追求第一,他付出的比别人多,他就比别人强。”
儿子小学起就保持在年段第一名,中学入读足球特长班,不久前得到了全国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冠军。姚宗元从小对儿子说,“你作为男子汉,将来肯定要撑起一片天,如果姐姐须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很差,你还须要姐姐来帮助,那你这个人生,你说你过得精彩吗?”
家长以孩子为傲的心态,安柏有深切体会。“孩子真的从一开始啥都不懂,话也不会说、路也不会走,溘然一下子这个也会、那个也会,觉得便是一个天才。”但随着孩子终年夜,成绩排名越来越差,会逐渐意识到孩子的普通,“家长当然希望孩子是天才,但这也是一个逐步接管的过程。”
对付一些家长来说,人生的一大难关是接管自己的平凡,有了孩子之后,这个课题变成接管孩子平凡。“每个人都有对精良的渴求,总要不甘心地去试一试,可能东试西试的就创造自己还真是挺平凡的。”安柏说,“从概率上来讲,大部分人肯定是平凡的,但是你能不能在平凡中做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最主要的。”
采访中,险些每位家长都说自己能够接管孩子平凡,但还是在言谈间对孩子寄予厚望。刘潇的说法是,“平凡没什么不好的,但这个平凡如果是他自己该有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比较悲观的平凡,我是不太接管的。”
对姚宗元来说,孩子的出息便是要考好大学,“不是说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息,但在中国的这种竞争和选才系统编制里,你连大学都考不上,那叫什么出息?”
安柏见过最精良的孩子是一位北大同学的孩子,在剑桥大学读书,思路宽广、与人交往非常得体,“一看教养很好,见识又广博,而且有兴趣爱好,自己有目标,都很有想法。”
唐倩茹当老师这几年里,印象最深的学生是一个女孩,她的成绩不拔尖,但参加了各种创新科技大赛,末了被纽约大学在海内的互助学校录取。“确切地说,没有最精良,只有最好的自己,不要跟别人比,你能得到幸福就很好,很成功了。”
经历了孩子“上岸”的残酷战役后,安柏创造,好的教诲不应该让人越活越窄。“越活越窄便是你以为没路了,就剩一个独木桥了,比如只能上名校这一条路。”她总结,“生命本来很辽阔,只有看到更广阔的天地,才能拥有更多人生可能性。”
(应受访者哀求,刘潇为化名)
南方周末 李慕琰 南方周末演习生 徐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