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口呈增长之势：武德年间全国总户数为2，000，000；永徽元年（650年）全国户数3，850，000；开元二十年（732年）全国户数7，861，236户，户籍人口45，431，265人；天宝元年（742年）时全国户数9，016，368户，户籍人口51，516，878人（费省《唐代人口地理》），之后因战乱缺少数据可查。人口升降曲线与大唐王朝的兴衰线基本重合。当然，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等诸多缘故原由造就的，但唐代鼓励生养的诸多方法在个中发挥了主要浸染。那么唐代如何提高生养率呢？
一、唐代鼓励生养
理论上，提高生养率的紧张方法是早婚。早婚可以延长生养期，缩短代际年事间隔，从而增加人口数量。因此唐代提倡早婚早育。中国传统不雅观念认为：男性的生养期为16至64岁，女性的生养期为14至49岁，个中16岁、14岁分别是男女的最低生养年事。《新唐书·李叔明传》记载：“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养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贞不雅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诏褒奖婚嫁：
宜命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之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贫窭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疏导乖方，失落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落。
诏书列举了诸多鼓励男婚女嫁的方法，包括扶助贫弱婚配、许可寡妇鳏夫再婚、列入官员考察等，干系主要的一点是规定了男女婚龄：男20岁、女15岁。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命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将贞不雅观期间的婚龄低落到了男15岁、女13岁，基本上是卡着传统不雅观念中男女最低生养年事预备的。
对付孕产妇，唐律有诸多保护政策，紧张表现在严禁堕胎、对付孕妇宽贷宽免刑罚两方面。比如《唐律疏议》规定：
堕人胎，谓在孕未生，因打而落者：各徒二年……其有殴支属、贵贱等胎落者，各从徒二年上为加减之法，皆须以母定罪，不据子作尊卑。若依胎制刑，或致欺绐，故保辜止保其母，不因子立辜，为无害子之心也。若殴母罪重，同折伤科之。假有殴姊胎落，依下文：“殴兄、姊徒二年半，折伤者流。”
对付影响别人生养的“毁败阴阳，谓孕嗣废绝者”等行为“流三千里”。唐代孕产妇可以免于拷打。比如《唐律疏议》禁止拷决孕妇：
诸妇人有身，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古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落者，各减二等。
唐代孕妇从有身到产后百日之前都是享有拷问豁免权的，如果孕期受到拷问，鞠问职员是要受罚的，表示了法律对孕妇的保护。《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还规定：“凡元、冬、寒食、丧、婚、乳免咸与其假焉。”（官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产后及父母丧、婚放一月，闻亲丧放七日）孕产妇是享有法定假期的。对孕产妇的优待、宽贷宽免，目的是保护生养、增加人口。
唐代还有其他鼓励生养的政策。比如，唐代结婚时兴厚聘，男家每每要向女家致送很重的聘礼。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便下诏规定：“自今已后，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规定彩礼的上限，可以避免婚姻异化为买卖，更降落了男方结婚本钱，有助于婚姻的达成。贞不雅观三年（629年）四月，朝廷褒奖“妇人正月以来产子者粟一斛”（《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则是直接褒奖生养了。
生养不是鼓励就能提高的，离不开诸多要素的合营。比如，朝廷赋役繁重，成年男丁就会疲于奔命、不得温饱，哪有韶光和精力去繁衍后代？于是，唐代法令优待单丁，便是为他们减轻生存压力，供应生养的便利环境。如唐代贫弱少丁之户在差科赋役方面享有优待：“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其余，生养率也离不开医疗保健技能的支撑。物质和技能的掉队，只能带光降盆的高风险和婴孩的高短命率。妇产科医学在唐代取得了长足发展，最有影响确当数孙思邈及其《千金要方》。唐人在对妇女求孕、受孕恶阻、胎动不安、滑胎及受孕水肿的治疗，对妇女受孕期间传染病的预防，以及对其受孕期间的生活颐养等课题上都有了打破。现存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不少唐代的妇科药方，内容涵盖孕前以及分娩过程中险些所有的常见问题。个中自然少不了治疗不孕不育以及生男孩的药方，且不说药方的实际效果如何，但从政策鼓励到社会努力，唐王朝形成了重视人口繁衍的浓厚氛围。
二、唐代的生养数据
唐朝鼓励生养的多方举措效果如何呢？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窥伺一二。
姚平根据16方记有婚龄的唐代男性墓志推算出贵族男子的初婚年事约在26岁（姚平《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还有学者统计《唐代墓志汇编》所载样本中，创造14~19岁是唐代女性最常见的出嫁年事，共有254例，占总统计样本304例的70%。25岁以上在唐代便是大龄晚婚了（共6例）（张国刚《唐代家庭与社会》）。详细到高门妇女，均匀初婚年事为17岁。可见朝廷号召早婚，起到了相称的效果。
然而，早婚并没有顺带早育的效果。学者研讨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中保存的唐代百姓的家庭信息，创造在敦煌地区，女性在14至19岁这个最常见早婚年事段生养的只有9人，占比只有6.4%，个中5人还是在19岁时生养的。敦煌妇女的生养年事集中在20至49岁，个中20至29岁是高峰，比例达到1/3；30至49岁之间的生养比例也很大，将近40%。也便是说，超过70%的敦煌孩子出身在母亲20至49岁之间。在吐鲁番地区，女性生养年事集中在20~29岁、30~39岁这两个年事段，个中20~29岁生养比例占到51%，30~39岁生养占35%（任海燕《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妇女生养问题试探》）。造成早婚不早育征象的缘故原由很多。首先，生养要遵照自然规律，女性初婚年事过早，自身骨骼及一些器官尚未完备成熟，不仅影响生养，而且随意马虎引发妇科疾病。唐代物质根本远不如后世，女性的营养发育与医疗保障该当更加滞后。这是导致唐代女性育龄延后的根本缘故原由。其次，唐代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婚姻中，一夫多妾、老夫少妻征象普遍存在，早婚女性性生活质量不高，影响了早育。加上部分男性沉迷于狎妓，更加影响了家庭生活，也迟缓了妇女的生养年事。
稽核生养率的另一大主要指标是生养密度，即适龄女性的生养周期。缩短女性生养周期，提高生养密度，也能达到人口增长的目的。上述采样统计创造，唐代敦煌地区的生养持续期长，很多妇女一贯处于生养状态，大部分妇女均匀每2～4年生养一次（任海燕《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妇女生养问题试探》）。如此频繁的生养，在唐代掉队的医疗科技环境之中，造成了女性生养去世亡率和婴儿短命率居高不下。每一场生养对付唐代产妇而言，都无异于死活磨练；每一位成年前的唐人，都笼罩在超高短命概率的阴影之下。有学者统计，唐代因生养而去世亡的妇女占女性去世亡总数的38％（李燕捷《唐代人口去世亡缘故原由统计与剖析》）；得益于对资源的霸占，高门妇女的生养去世亡率为27.6％，比38％的社会均匀率要低。但即便是达官显贵的女眷，4个产妇当中至少也有1个去世于生养。唐代儿童的短命率，没有统计数据——由于短命的孩子常日不会留下记载。有学者统计了唐朝后期6位高门妇女，生养17人、夭亡8人，儿童去世亡率高达47%（任海燕《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妇女生养问题试探》）。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远不如她们的普通百姓家庭的儿童去世亡率可能会更高。
那么，唐代生养率大致坚持在什么水平呢？张国刚从唐代5000多方墓志中，找到661户资料比较完全的家庭，统计结果是每家生养有3.58个子女（张国刚《唐代家庭形态的复合型特色》）。姚平则统计每个唐代妇女生养4.77个孩子（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进程》）。无论是3.58个还是4.77个，比较宋代每个妇女均匀生6.1个孩子（伊沛霞《闺房：宋期间中国妇女的婚姻与生活》），唐代妇女的生养率是比较低的。生养率的地域差异较大。比如，唐代敦煌地区每个妇女均匀生养2.45个孩子。敦煌生养1~2个子女的家庭比例为40%，生养3~5个子女的比例为36%，生养6个孩子以上的为11%。吐鲁番和敦煌地区妇女生养子女数量大多集中在5个以内，尤其以1~2个居多。当然，这个结论与籍帐文书的残缺有一定关系，与短命的子女无登记或常日不会在墓志中记载有关，唐代的真实生养率该当更高。还有学者提出了“终生生养数”的观点，即妇女生养期结束后存活的子女数目（短命者不计）。费省统计唐代墓志中160位女性的终生生养数，得出的均匀值是3.46（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这个数值与张国刚的生养率结论非常靠近，考虑到墓主人基本出自社会上层，我们彷佛可以认定唐代上层妇女的生养率下线大约为3.5。
考虑到唐代家庭构造一夫一妻多妾、生养妇女不止一位，张国刚进一步统计了家庭生养子女数。在上述661户资料完全的家庭中，子女为2~8个的家庭（564个）占比高达85.3%，个中以生养3~4个子女的家庭居多（229个），约占34.6%。无子嗣及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41个）约占6.2%；子女数超过9个的家庭（56个）约占8.5%（张国刚《唐代家庭形态的复合型特色》），都不多见。张国刚统计采样的工具还是墓志材料，可见范例的唐代钟鼎之家是一夫一妻，多妾或无妾，外加三五个孩子。
三、生养空想与现实
唐人空想的子女数目是五男二女七个孩子。敦煌写本《张敖书仪》中婚姻祝词说，“伏愿成纳之后，千秋万岁，守旧吉昌，五男二女，奴婢成行”；《唐京兆王氏妻清河崔夫人墓志》中也称墓主人“生五男二女”为“善育”。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唐代家庭并没有达成五男二女的空想。人们渴望“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温情，也梦想儿女成行、枝繁叶茂的远景。可惜的是，一些家庭连求一儿半女都不可得，更遑论7个子女了。
生养从来不是女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人口的增长是多重成分综合浸染的结果，否定或者过于提倡某方面的成分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罔顾现实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策鼓励、医疗健全等都是人口增长的正面成分，而社会动荡、政治阴郁、赋役沉重、缺少保障等成分则抑制生养率。唐代人口曲线的高峰，就涌如今“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天宝盛世，与大唐王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是基本吻合的。研究表明唐代上层妇女的生养水平前期较高，后期较低，也是由于上层社会的主体门阀士族和官僚贵族在唐后期的剧烈动荡中遭到了沉重打击，殃及这个群体的生养率下滑。
当然，社会稳定、政策鼓励、经济繁荣等并不一定提升生养率，进而带来人口的增长。它还须要一个“催化剂”。每个家庭都希望子女的生活越来越好，能够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这也是一个康健社会的正常需求，毕竟谁都不想子女重蹈自己这一代人的苦难与失落意的覆辙，而是实现自己这一辈人的希望与梦想。唐朝能从武德年间到天宝元年的大约120年，也便是大约四代人韶光里，户籍增长350%，人口增长约200%，不可忽略的一个成分是健全的社会流动机制为人口增长供应优秀的“催化剂”。无论人们给予科举制度多少赞誉都不为过，这项制度狠狠撕开了僵化结束的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铁幕，裂痕越来越大，终极拉开了平民社会的帷幕。原来垄断资源的门阀士族失落去了制度保障，随时可能向下滑落；寒门庶族子弟可以凭借科举、战功等多种渠道顺畅地向上跃升。广大官民看到了上升的希望，看到了一代赛过一代的可能性，生养希望自然提升；加上政策鼓励，客不雅观条件又适宜，生养率自然而然提高了。只管无法测算社会流动对唐人生养产生的确实影响，但我们不能忽略它对其他影响要素的整合、推动浸染。
就个体而言，生养永久不是一个大略的选择题，而是夹杂多种多样的考量。唐代士大夫人生两大要事：婚姻与仕宦。二者都是士大夫实现个人代价，提升家族地位的决定性力量。士大夫娶妻追求门阀士族的女儿，或至少是门第不低于自身的女子。高门大户嫁女也选择有仕途前景的男性，最少不愿意嫁给低门第的男子为妻。因此，为了得到与高门女子结婚的成本，奔竞仕途的青年男子每每到30~40岁才完成婚姻。这是造成唐代老夫少妻的主要缘故原由。结婚晚，并不虞味着生养晚，由于士大夫可以先纳妾再娶妻。唐代有姬妾的士人，未必便是富有的。正好相反，他们无力娶妻或者以为社会地位低下，还不能娶到中意的妻子，但不妨有姬妾侍寝。唐代墓志每每有妻子入门后抚养妾室所生庶子的记载，正是这种社会征象的反响。
女性永久是追求生养率的奉献者。社会对人口增长的追求越急迫，施加给女性的压力就越沉重。唐代妇女毫无选择地承担起了社会和家庭授予她们不可推脱的任务——生儿育女，即便是皇亲国戚家的女眷也必须无条件地成为生养工具。无数女性昼夜思虑的便是如何给夫家生下一个子嗣，更有许多女性尚未从失落去前一个孩子的痛楚中解脱出来，就马一直蹄地开始了下一段生养。他们肉体和精神都遭受了极大的侵害。殊不知，生养率的升降并不是女性能够决定的，而是人类社会一项繁芜的系统工程。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6期」「张程，中心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