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上一把手枪，一箱子弹，穿越回冷兵器时期建功立业，不知多少人有过这样的梦想，不少以此为题材的网络小说长盛不衰。
不过，适应真正的穿越须要极高的技能含量。纵然忽略掉皇阿玛戴腕表、汉朝的椅子、唐朝的西红柿等细节，穿越更大的问题实在是措辞——你们相互听不懂对方的口音。
残酷的事实是：穿越到清朝当格格贝勒贵妃，勉强能够圆梦；穿越回元明，古人多数会以为你口音怪异，但还能大致听懂；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较惨——运气好点会被当作东国来客，由鸿胪寺接待后送去学习汉语，运气差的，大概会被当作外国奸细处理。
一些人会想，那用文言文不就办理了？
这倒是个方案，不过很难操作——隧道的文言文远非当下受过一样平常古文教诲的中国人能写出，古人平常更不会用文言文说话。哪怕完美习得了文言的语法词汇，也只能和小部分人笔谈，还是与外国来客无异。
更有甚者以为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是当代最靠近古汉语的方言。以是只要用粤语，那么和古人对话时就能畅通无阻了。
那么，古人的读音究竟是若何的？如何确定字词的古音？讲粤语真的就可以和古人“无缝衔接”了？
阐明这些问题，要先从汉语的独特性子提及。与拼音笔墨不同，汉字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语音——也便是说，语音的改变并不反响在笔墨上。这一特点不但让一样平常人对付语音的变革缺少意识，为穿越徒增困难，还给研究历史音变的专家增加了麻烦。古人并没有留下任何音频、视频，当代读音又受汉语语音繁芜的历史变迁滋扰，措辞学者怎么就知道当代哪些字词的发音与古代相同，哪些是不同的呢？
第一，靠韵书。韵书大体相称于古代的字典，自然要标注读音。汉语韵书普遍采取反切法：将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音调分拆，分别用其他字标注。举例来说，《大宋重修广韵》中“东”就被注为“德红切”——采取“德”的声母，“红”的韵母和音调。当然，要读懂反切法，必须先知道所用字的读音，在这点上今人远远称不上清楚明白。不过，对反切注音的整理虽不能直接确立读音，但能得出当时语音系统的框架。
第二，靠汉字本身。汉字并非完备独立于语音，通过对大量形声字古今声旁的比拟，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如“路”的声旁为“各”，普通话中两字的读音根本就不搭界，但古人会用各作路的声旁，解释在古代两字读音一定靠近。
第三，诗文押韵。海、峙、茂、起、里、志，一眼看去，彷佛没有什么联系，也险些没有任何一种汉语方言可以使它们的读音完备押韵。可是在曹操《不雅观沧海》一诗中，这六字押韵。整理诗词押韵的变革，也是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四，外语和当代方言。外语紧张指曾被大量翻译进汉语的措辞，如佛教用语梵语和巴利语。家喻户晓的夜叉/药叉来源于梵语yaksa，即可解释当年夜/药的读音很可能靠近ya或yak，和当代汉语中的读音不同。
末了，还有些散见于文献中，并不系统的描写。如《吕氏春秋》中，东郭牙不雅观察到齐桓公口型“呿而不唫”(开而不闭)，成功判断出齐桓公“所言者‘莒’也”，由此将齐桓公和管仲谋划讨伐莒国的事透露了出去，与之相反的是，本日的普通话呼“莒”的口型甚小。由此可以看出，古书中的类似描述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古音。
通过以上方法综合剖析，我们可以回溯古代汉语的读音体系。
举例来说：“塔”来自于巴利语thupa，在《广韵》中为“吐盍切”，一样平常认为属于盍韵，而在当代方言粤语中读作taap，朝鲜汉字音读作(tap)，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塔和同韵母的所有盍韵字(如阖、盍等字)在古代韵母非常有可能均为ap。
目前，学界普遍以《切韵》《广韵》等书中记录的语音作中古汉语基准，复原可信度已经相称之高。
以此来对照，粤语是否就符合汉字古代的读音呢？广东人就可以顺利穿越到唐朝，互换无碍？遗憾的是，这是个彻里彻外的抱负，没有一丁点儿可信的身分。
和当代一样，古代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语音差别。唐朝时，广东还属于中原人眼中的“蛮荒”地区，韩愈被贬至潮州时绝望到写出了“知汝远来应故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它和其他地区，特殊是“高大上”的中原口音存在着显著差别。
禅宗六祖慧能出生于新州(今广东新兴)，他初见五祖弘忍时，弘忍责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后来慧能拜别弘忍时也自称：“慧能生在边处，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会自性自度。”实在，慧能本籍为河北范阳，家在岭南不过一两代人，但是已经“语音不正”，解释至少唐朝中原人氏并不以为岭南人讲话与自己相同。
当时真正地位崇高的语音，一向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阳一带的口音。
东晋永嘉南渡后，士大夫诵读的口音被称为洛生咏，备受推崇。《颜氏家训》中谈及语音时称：“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唐宋期间，洛阳读书人的发音仍旧有极高的地位。北宋寇准和丁谓一次谈及语音，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说“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则说“不然，四方皆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到了南宋，陆游《老学庵条记》中仍有“中原唯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
但是纵然粤语不是唐朝官话，相对付北方官话，粤语仍真实地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中唐往后，北方陷入长期战乱，汉语由中古汉语转换为近古汉语，唐懿宗时胡曾作《戏妻族语不正》一诗，其内容就生动反响了当时的语音变革。此时，偏居一隅的岭南却很少受到北方发生的音变影响。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中有如下评价：“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南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可以看出，当时的读书人认为广中人继续了中原洛阳地区的语音，以是“尚好”。
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语音变革愈厉，相对而言，岭南地区更加安定，措辞的守旧性愈加突出。经济上的发展，更令曾经的“蛮荒之地”挺起了腰杆，尤其是广州的发展水平逐渐超越了中原地区，岭南人的文化自傲逐渐提高，并自视为古中原的继续者。
广州人陈澧在《广州音说》里面就明确指出“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并举例论证：广州话能分阴上阳上阴去阳去，有-m尾，“觥公”“穷琼”读音不同等(不过广州“九”“狗”无别，“呼”“夫”不分等不合古音的方面就当选择性地忽略了)。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很熟习的论断：“至广中人声音之以是善者，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陈澧可算因此粤语为唐朝官话说法的来源了。
与粤语对中原语音的继续比较，北方汉语则被认为由于胡化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
多数人并不理解真正胡化的措辞是什么样子。金元期间曾经盛行过一种奇怪的汉儿言语，语序近似蒙古语，语法也受阿尔泰语系影响，具有如复数加“每”等与汉语明显不同的特点。
元碑中“永生景象里，大福荫护助里天子诏书”这种当代看来很拗口的句式，即为汉儿言语的特色，但明朝往后这种措辞就逐渐消亡了。实际上语音变革本为常态，虽然北方话由于社会动荡等缘故原由可能变得比某些南方方言快了些，但很难将这些变革尽数归咎于胡语影响，如入声在中原的弱化至迟在北宋已经开始，彼时离“金元虏语”还早得很呢。
以是，想要无缝穿越回唐朝，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恐怕也没有什么用。（文/郑子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