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戎马倥偬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领兵作战的九弟曾国荃致信一封，洞开肺腑，痛剖自己在修身为学方面的各类弊病，以之为镜鉴，供弟参考。
曾国藩谈到，当年甫入京师供职翰林院，本当潜心诗词书法，孰料自己好高骛远，阅读了不少杂书，致使学问不成体系，纷乱了志向。后来追随理学名家研读性理著作，这应是花大力气啃硬骨头之事，他却又按捺不住好奇，反过来翻了一大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影响了个人治学的专精取向。等到赴六部事情，由于早已习气了看闲书，每每沉不下心来研讨本部门业务，犹如半瓶水，似懂非懂，始终未成为该领域的里手里手。眼下形势所迫，曾国藩以为自己依旧有些三心二意，征战之余，还总惦记在营帐之内读读书、写写字，舞文弈棋，附庸风雅，结果倍感左支右绌，“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不肯望九弟再蹈覆辙，忠言他：“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喜新厌旧，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生一无所成。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世间有趣故意的事情，固然不少，然人生有限，倘不紧缩战线，任着性子四处出击，到头来难免落得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竹篮打水一场空。曾国藩所言的“无恒”，实在是个人成功之大敌，不雅观其从前经历，其弊端大致有三：
其一，无恒则易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斩获翰林之誉，加之年纪尚浅，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进取心不敷，颇有些安于现状乃至漫无目标。况且翰林院平常管理宽松，无需每天点卯，日子久了，曾国藩与朋侪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晚睡不起成了家常便饭，不良习气在此期间悄然养成。如进京后的第二年，其日记里面常涌现“晏起”二字，意即常睡
其二，无恒则散漫，缺少毅力。一旦有了惰性，每每干事的动力便会不敷。留在翰林院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较之来自江浙一带的同年，差距甚大，原打算发奋研究。刚好朝廷给了一个多月假期，用来闭门读书再得当不过。奈何表面的天下太精彩，曾国藩“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异日后总结，这么多天，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帮人作了一篇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恒心不足，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无异沦为半个废人。
曾国藩故居·丰硕堂
其三，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当然，无恒心无定力的最大危害，想必还是将一个人的心志消磨殆尽。王阳明曾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多主要。仕途初期，曾国藩也怀有经邦济世之志。然而在自身
或许有人认为，曾氏以上毛病，无非是发展的烦恼。不过此烦恼倘不应时战胜，就会在潜滋暗长中固化为生平的烦恼，紧缚于身，挥之不去。
人最难战胜的毛病，常是积弊，必须痛下杀手。曾国藩之以是破茧重生，亦是从除积弊入手。
改变自己，须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深夜，曾国藩回顾九年前自己改号为涤生，寓意“涤其旧染之污”“从前各类，譬如昨日去世；从后各类，譬如今日生”，可惜光阴匆匆，自己仍是“不学如故”。深惭之余，曾国藩决心“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落词臣体面”。如果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志向好比船舵，指引航向，若想乘风破浪，还需毅力。
丰硕堂·图书馆
说到底，恒心之名贵，在于平日践履，关键在“勤”。立志后，曾国藩果真不再晚睡晚起，形成了良好的作息习气，学问事功精进。自悟后，方可使人悟。日后在家书中，其颇费笔墨评论辩论此事。九弟带兵后，军务繁重，且战局繁芜，常使人不免心生倦意。曾国藩多次告诫其利用精力犹如磨刀，越磨越快，“惟干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聪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对付持家，曾国藩亦提醒子弟“要实施勤俭二字”“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此话讲得朴实在理。古今多少家族无不是兴于勤，而败于惰？
同治二年，曾国荃出掌浙江巡抚，跻身封疆大吏。然而曾国藩写来书信，几句祝贺外，便是提醒九弟要仔细研讨奏折写法，“不可
之以是对家人如此时时忠言，“穷追不舍”，缘由便是曾国藩坚信的一个理念：“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有恒勤奋，便是非凡之人，如是而已。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王学斌），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