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诗的自喻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自比境遇相似的先哲，如白居易、陶渊明等，在讴歌其人生态度的情绪根本上，不免于行止中追慕效法，并抒发与之相通的高洁志向；其二是自喻为物，通过对事物的特质加以界定，用以比拟自己的品质、身份、处境。前者以人为喻体，实则侧重于人生境遇或思想不雅观念的相似，而由于这些人物每每具有既定的情绪和经历，作者并不太随意马虎将自己的表达意图授予工具，因此诗中的处理更侧重于“自比”。与此相反，“物”则更为普遍日常，它们给予作者充分的空间去挖掘符合自身表达需求的意义，乃至依照自身的处境为物象设置与之匹配的环境。从这一角度言之，“以物自喻”能够更清晰地表示作者将自我认识注入喻体的过程，由此成为本文的紧张讲述工具。
一、自我个体之喻若以喻体的特质分类，则苏轼用以自喻的常见物象中，一类是因自身残缺无用而为世所弃的物象，如老骥、病牛、枯枝、苦李；另一类是因外力束缚而不得伸展原来高昂的姿态的物象，麋鹿、鹤、鸿、鹏、松等都在此列。这些形态、内涵互异的喻体，透露出苏轼在不同境遇中的自我定位及关于自我特质的思考。
1．衰朽之物与低沉之人
苏轼常常选择低沉衰败的事物以自喻，此类喻体的特质时常在与其他喻体的比拟中呈现出来。例如元丰元年徐州任上，苏轼曾作一首颇富政治意味的诗与黄庭坚唱和:
嘉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喷鼻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年末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纭不敷愠，悄悄徒自伤。
此诗所涉意象多有寄托。嘉谷、稂莠以迥异的境遇出场，便提示君子小人之比的美刺传统复现。末端又用《诗经·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之意，讥讽当今进用者。小人既得进用，君子反无弹丸之地，正值壮年而遭排挤外任的苏轼，对此深恨之外唯有无奈感慨。于是，他采纳一双比喻，营造出安慰自己与对方的策略:将黄庭坚喻为蟠桃，进用虽迟而终有一尝之日；将自己喻为苦李，不为人赏识倒是以免遭侵害。
在苏轼为自己和朋友选择的喻体中，说予对方的多是鼓励安慰，留予自己的则是复苏自伤。而苦李之喻却在不为所用的感慨外，多了一丝可得保全的自我安慰。无用以全生的思路，是苏轼借鉴《庄子》以自我开解的良药，在仕途蹭蹬中安于无用之身，而不与功业之心多做纠缠，苦李的喻义正是此种心态的形象化表述。透过自喻，那些不可言明的处境与心境可供触及。
元祐二年、三年，已为朝廷重臣的苏轼几次再三通过诗歌强调自己“老病当归”，这种仕宦态度每每借助自喻表达出来。“眼花错莫鬓霜匀，病马羸骖只自尘。奉引拾遗叨侍从，思归少傅羡朱陈。”“君如老骥初遭络，我似枯桑不受条。”“衰迟何幸得同朝，温劲如君合珥貂。谁惜异才蒙径寸，自惭枯枿借凌霄。”苏轼为喻体加诸“病”“羸”等定语，借以凸显自身的衰弱状态，同时暗示曾有政管理想的自己已然今是昨非。关于马的几种喻体，侧重于剖白壮志难再的内心。
而“不受条”的“枯桑”，则意指自己不堪重回朝堂秩序之中，朽迈之身已经无法承受仕宦的压力。“枯枿”即枯枝，苏轼借此表达还朝之举如借凌霄之力攀高，并非自身资质所应得。“自惭”固然是应答交际中的自谦之辞，但仍或多或少地反响出滞留朝堂的不安。元祐期间是苏轼集中表达身处焦虑的人生阶段之一，以自喻表明自己的朽迈和不堪重负，形成了上书请辞、直接言归之外的有效补充。此时苏轼以衰朽之物自喻，已经不同于从前外任时无可奈何、心有不甘的姿态，而是相符老病之身和思归之愿的主动选择。
2．束缚中的高洁之物与自伤中的清刚自守
病马、苦李、老牛、枯枝，固然揭示了一时的自伤，却并不虞味着苏轼的自我认识就此低落到了尘埃里。同样因此马为喻，熙宁八年密州任上的苏轼这样描述自己：“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之前倅杭时尚且反复自称老病的他，在40岁的自我表达中却选择了少壮之马为喻，只管这马已遭辕轭束缚，但诗意强调的重点却是不受束缚的“野性”，并且以自由腾跃于大壑间的鱼来喻之。强健有力的喻体凸显了作者在困境中依然昂扬的精神，并暗含对君臣遇合的希冀。苏轼以高洁之物受到束缚自喻，一方面描述了现实处境，另一方面却更意在表明自己高昂的精神姿态。对后者的侧重，正是此类喻体与衰朽无用之物在表达功能上的差异。
此类喻体中最为人熟知确当属“麋鹿”，此物高洁散逸、优游山林的形象，令苏轼深为喜好并反复以之自喻。苏轼在自我与麋鹿之间建立的联系，古人已从仕隐思想的角度进行了许多阐发。麋鹿之喻表达归隐之心，自然源于麋鹿之喜好山林水泽与苏轼之神往归隐的契合，但苏轼笔下的麋鹿并非仅仅作为隐逸山林的指代物而涌现，更是对自我脾气的一种形象化定义。
早在熙宁五年，苏轼便曾剖析自己道：“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伏辕”意指身受束缚，既可指仕宦生涯的羁縻，而笼统理解为人生中的不由自主，彷佛也未尝不可。那么与此相对的“麋鹿性”，也便既可理解为归隐之愿，又可含有不羁、灵动、爱自由的特质。关键在于，苏轼直接将其定义为自我之“性”，这种定义具有初始的、实质的意义。换言之，麋鹿脾气中的各种特质，便是苏轼自我认可的人格特质、天然之性。
经由此类喻体的剖析，可以总结出作者的自喻思路：他选择形象高昂、寓意美好的事物作为喻体，首先表示出较高的自我定位。苏轼将这些事物置于各种束缚中，来比拟自己的人生状态，以喻体的不由自主表白自己的无奈，而喻体的高洁自持又表明自己虽处困境却未曾改变的本心。
因此，以上两类自喻正好指向了苏轼自我认识的两面：难以肃清的人生悲感与始终坚持的清刚自守。不难见出，两类喻体大致有各自的语境侧重，前者用于言说生命朽迈和人生境遇，描述客不雅观现实的内容；后者用于剖白本心，表达主不雅观的思考和信念。从情绪色彩而言，无论是朽迈迟暮、沉沦无用、不由自主，这些喻体总体上带有低回哀婉的感情，在苏轼的自我认识中，他彷佛更方向于一个不合时宜的多难之人，而非廊庙重臣或昂扬斗士。即便是姿态高昂的喻体，也均指向崇高的内心教化、高洁的精神境界，而并非炫示强大的能力、地位或仕宦浸染。这一系列自喻提醒我们反视“凛凛群惊国士风”的苏轼形象，他的行为所塑造的自我形象与自喻表示的自我认识之间可能存在着侧重点与评价标准的差异。
二、自我人生之喻
以人之个体为工具的自喻，尚不敷以完成对自我的全面不雅观照，苏轼也善用自喻来反不雅观并总结人生这一动态过程。以 “磨”为喻，苏轼将个体与人生同时纳入了形象化的视域，不是单独总结人生的实质，而是通过布局喻体之间的关联，揭示出自我与人生的互动。苏诗中的“磨”之喻，始出于黄州期间的《搬家临皋亭》一诗：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虽云走仁义，难免不免违寒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百口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
苏轼自比为一蚁，身处对自己而言有如天地之大的磨盘上。这种小大之辨所蕴含的微渺之意，只要联系同出于黄州期间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便可知是彼时的一向思考。然而天地、沧海只强调广大，却无磨盘那般奇特的性子：反复无休地旋转，这便决定了作者想要表现的不但是个体形态的微小，而大磨所比拟的也并非空间上的静止的天地，而是冥冥中不可掌握的命运。蚁与磨的相反方向，凸显了自我与命运的抵触。蚂蚁纵然冒死向右爬行，也无法以区区之力改变乃至延缓大磨的左转。这是生命个体深重的无奈，对自己而言艰巨卓绝的努力，原只是命运面前微不足道的挣扎。而统统徒劳的爬行、无情的迁徙改变，都在无休止地连续，彷佛永无逃脱之日。这全体场景构成了苏轼的人生，他在开门见山的精警总结之后，将生涯中的苦难细细道来。
生活寒窘，宦途受困，在流落羁旅中所见的山水风光过眼即逝，成为徒增伤感的回顾。归隐之心难以达成，统统自然之美、自由之乐，自己全部无力把握。而此时黄州之贬，是九去世生平的侥幸保全。面对人生第一次剧变，苏轼自然不敢再作他想，只以黄州是自己的终老之地。他将“废弃”视为随波逐流命运的结束，那么“废弃”于他自然反如解脱一样平常。以蚂蚁和大磨的互动为喻，苏轼在描述自己人生的同时也表达了关于命运的精微思考。自身之于命运的微茫无力、无法随心行止的人生状态，是“磨”之喻的第一层含义。
命运不仅具有裹挟个体的强力，还处在无限延续的动态中，可是费力的迁徙改变却未必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大磨不断旋转却没有移动，那么绕磨苦行的畜生亦难免徒劳而不自知。在佛家典故中，磨牛原来便是“身虽行道，心道弗成”的懵懂之物。这“团团”之态，正是苏轼借磨牛、磨驴以自喻的缘故原由。“应笑谋生拙，团团如磨驴。”磨驴为谋生而遭此苦役，苏轼借以称自己的仕宦生涯也不过是坚持生存的庸碌之劳。“团团”除专一苦转的意味外，也指人生轨迹的形态。扬州知州任上，苏轼回顾过往变动不定的宦游经历，总结为“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
元祐年间所经历的杭、颍、扬三州，尽是熙宁中曾宦游的故地。20年后重新置身个中，期间所经历的内容如被简化，而人生仿佛完成了一个回环。从现实的宦游轨迹到虚化的人生轨迹，苏轼再次将行走的样态定义为“团团”，人生就此花费在陈迹中，并未收成真正的进益。在这一人生样态中，自我不再是附着于大磨勉力挣扎的微小生命，而是环绕大磨无益苦行的笨拙生命。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功业为旨归的人生追求变得缺少意义，是“不自惜”之举。磨的无谓迁徙改变，令这一喻体暗含了作者对仕宦乃至人买卖义的追索。
因此，苏诗的自喻很大程度展现了他对人生状态的定义。在他眼中，艰辛、疲倦、不由自主，是自己人生的关键词。同时，磨上之蚁的区区之愿，正如老骥的千里之志、麋鹿的未改之姿，彰显著苏轼的应对峙场。从苏轼自我的视角剖析其自喻，读者才有可能领会一种“如人饮水，心里有数”的人生，而不是将他笔下的悲欢离合视作泛泛提及的履历。唯有正视苏轼沉重的生命体验，才不会低估其洒脱高绝的人格精神所具的分量。
三、主体的视角：自喻之于苏轼个体剖析意义
苏轼以其充满智识、意见意义与个性的人格，以其治愈心灵创伤、超越现实困境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研究工具之一。而在关于他的个体剖析中，又以其心态、不雅观念、文化人格方面的问题最为人津津乐道，成果灿然。然而，伴随着研究范式的日益成熟，既有研究思路的局限也逐渐显露。人们每每致力于阐释苏轼乐天旷达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它在反复研讨中被不断强化，险些成为了深入民气的苏轼形象。事实上，这一形象并不能代表苏轼的全貌，而是作为主要特质当选择出来的面相之一。随着对它的长久书写，其他在苏轼笔下揭示的面貌不免逐渐模糊、淡薄，即便偶有关注，究竟缺少深入探析。
从剖析的全面性、客不雅观性来看，尽力展示苏轼的丰富形象与真实的个人体验，自然是苏轼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研析苏轼的终极目的而言，亲近先哲并不仅止于感想熏染其不可企及的人格高度，更具意义的应是从他的真实体验中得到濡染和启迪，而作者形象的固化解读、作者生理体验的选择性论述，并不利于繁芜生理状态的揭示。
自喻本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悠久传统，诗经中即有以物比拟自己内心的环境。“心之忧矣，如匪澣衣”，以物自喻每每更易形象而蕴藉地表情达意。到了屈原笔下，喷鼻香草、美人、善鸟、嘉树均成为孤忠不平者的自喻，个中的政治比附功能也被历代沿用。在苏诗自喻，尤其是性子高洁的喻体中，依然可以见到那些遭人嫉恨的喷鼻香草美人的影子。
自喻手腕原来不足为奇，然而详细到苏轼这一工具，二者的遇合却产生了独特的表达效果。苏轼的才华和想象力，使自喻不再局限于以美好事物自表高洁的思路当中，而是在丰富、强烈的表达需求推动下，在较古人更宽广的诗歌题材的实践中，极大地拓展了喻体的选用范围，进而授予自喻之举十分光鲜的自我表达色彩，使之承担了传达多样感情和人生体验的功能。正因如此，苏诗自喻不仅具有艺术上的巧思，还寄寓了大量作者自我认识的信息。
苏轼频繁利用自喻，比较明确地将自己作为核阅和思考的工具，首先表示了超越同时期墨客的主体意识。其次，喻体所指向的自我形象和个人体验，婉曲地揭示了许多每每为人忽略的情绪面相，这些都提示读者关注苏轼个体与人生的丰富性，尽力触及其人格养成的真切进程，对付苏轼人格与思想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