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巠根清為躁君因此君子眾日行不離其甾重唯有環官燕處□□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巠於天下巠則失落本躁則失落君
【帛书乙本】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因此君子冬日行不遠亓甾重雖有環官燕處則昭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落本躁則失落君
【王弼本】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因此贤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不雅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落本，躁则失落君。
【辩证本】
重为轻根，清为躁君。因此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唯有环官，燕处则昭若。如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落本，躁则失落君。
【译文】
端庄为轻浮的根本，寂静为躁动的主宰。以是贤人的行动，总是持重守静；虽有名誉，也是处之泰然，超脱于物外。一个万乘之国的君主，怎么可以轻浮躁动来管理天下呢？由于他们不能以重卸轻，以静制动的缘故啊！
要知道，轻浮便失落去根本，躁动就失落去主宰的地位。
古人校注：
人君不重则不尊，治身不重则失落神，草木之花叶轻，故零落，根重故长存也。人君不静则失落威，治身不静则身危。龙静故能变革，虎躁故夭亏也。
——河上公
重则载轻，静则制动。故重为轻之根，静为躁之主。静则无为，躁则有欲。有欲者去世，无欲者永生。
——范应元
此章教人温和弱体，静动合适，渐进而行。性命为重，世事为轻。先去世事之轻，而后才难全性命之重。从静而为本，根本既固，方能更生命。静为躁君，君者，心也，心属火安得不躁？炼乎静以制之，一静，心纯一虚火降。因此君子更生命而轻世事。
——纯阳真人
夫行迈之人，终日靡靡，然而未尝无礼人辎车之重载者，以衣食之资所在也。苟远而弃之，则又委困于道路矣。因此君子之心常志于道。虽外有纷华盛丽荣不雅观之娱，而内常安处贞素，超然不滞。此以重为本，以静为主之术也。
——陆希声
一肩挑尽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算夜，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随着而来，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说明，即所谓“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因此贤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
重和轻，静和躁，都是相对两种征象。重和轻，是物理征象的相对。静和躁，是生态征象的相对。但从原文笔墨上看来，老子上侧重“重”和“静”的主要，只倾向一头，而舍置它相互影响的关系。
正如我们当代，有了科学知识往后，知道物质的重量，是受万有引力--地心吸力的浸染而来。借使物质分开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会失落去重心的浸染，都是飘浮清闲，轻便悠游的。我们人生的肉体生命，也是如此。以是心思高飞远举，但肉体的生命，分开不了万有引力的浸染，仍在原地不动，纵然只管即便磨炼体能，也只有相称的限度，不能达到想象的自由。道家的学术，也早已知道这个原则，因此，才产生对生命功能超越物质天下的方术，所谓神仙丹道之学。
修炼丹道的方法，首先是从习静动手，久久习静而舍离后天躁动的习气，也正是从《老子》第十六章所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哥以不雅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的事理而来。如此习静修炼，磨炼精神和肉体，相互合一而归于至静之极的不动之动，便可达到神仙“冲举”的成果。这便是中国神仙方伎学术的根据。老子，当然与神仙丹道不能分开关系。“冲举”，便是后世学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飞升”的古文辞之简称。当然，个中修炼习静的法则与修炼过程中的变革，却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么，为什么在本章中，又彷佛特殊看重“重”和“静”的关系有如此的主要呢？难道说，重到极点，才能“轻举”吗？实在，从道家仙玄门养的理论来讲，对付这里所用的“重”字，可以牵强作为重厚沉静的意义来阐明，如第三章所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理论合营。后世有合儒道两家的教化事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潜静定”作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说，是完备相合的。
但如连合本章的高下文句来说，那便须分开神仙丹道的教化方术，专从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论了。虽然是倾向一壁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强调地说它没有错。由于“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才能作为下一句“贤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基准。
重是轻的根源。静是躁的主宰。“辎”字的内涵，是车上装载着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辎重，便是车子装载重量行李的统称。那么，为什么贤人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呢？在这里，不妨让我先说一个笑话。我在年轻的时候，出门走路，总喜好手上抓一样东西，才以为得当。如果两手空空，甩来甩去，自己以为彷佛毫无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时不带书包或公函袋，也要抓一本书或刊物，卷在手里拿着。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以为稳实。有人笑问我这是为了什么，说也说不明白，只好对他说，这是学了老子的“贤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我非贤人，但站妄学学，听者讲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实在，是不是这样呢？谁又知道。如果做贤人真的要终日行不离辎重，那好辛劳，不如不作贤人的好。而巨，整天都不离包袱重物的劳工朋友们，他们早已成圣成贤了！
难道，老子自己西出函谷关的时候，骑在青牛背上，还要挑负一肩行李，或背着一个包袱吗？如果不是这样，老子何以扯谎教人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呢？
谁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话说过了，再来正经的。读本章这一节原文的深意，以我个人的肤见来说，已如上面讲过，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准则。我们生命立足点的大地，负载万物和统统，生生不已，终日运行不息而毫无怨言，也不索取人们和万物付予任何代价。它总是张口结舌地，悄悄提高，不断地轮转，而给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养。以是生而为人，也应悄悄地效法大地，要有负重载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学贤人之道的人，更该当有为众人与众生，挑负起统统痛楚重担的心愿，不可一日或离了这种负重致远的任务心。这便是“贤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诫身负国家社会公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领导人和官吏们，更当有如此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不才文，便有“虽有荣不雅观，燕处超然”的名言。
“终日行而不离辎重”是说志在圣贤的人们，始终要戒慎恐怖，随时随地存着济世救人的任务感。如在颠沛流离中的大舜，始终以大孝于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大水，九年在外栉风沐雨，腓无胈、胫无毛，三过其门而不入。但古人又说：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寿。这是善有善报的一定因果律。借使你能做到功活着界国家，万民载德的地位，当然会得到最光荣的酬庸，正如隋炀帝杨广所说的：“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这种地位，虽然处在“荣不雅观”之中，仍旧恬淡虚无，不改本来的素朴；虽然燕然安处在荣华富贵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贵荣华而自累其心，这才是有道者的自处之道。这里的“荣不雅观”的“不雅观”字，是破音字，应作古代建筑物的“不雅观”字读，不可作不雅观看的“不雅观”字来读。“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静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当时所见闻中的各国诸侯君主们，当然都不能明白传统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这种原则。因此，他才有深深感叹说：“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落本，躁则失落君。”所谓“身轻天下”的语意，是说他们不能自知修身涵养的主要，犯了不知自重的缺点，不择手段，只图面前攫取功利，不顾丧身失落命的后果。因此，不但轻轻易易失落去了天下，同时也戕杀了自己，这便是触犯“轻则失落本，躁则失落君”的大病。
两臂重于天下
讲到身轻天下的解释，我们且看长于承继老子之学的庄子的发挥，最为清楚。《庄子·外篇》中的《让王篇》提到：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韩）昭僖侯。昭僖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
自是不雅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
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
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
人的生命之代价，在于我有一个完全无暇的现实身体的存在。志活着界国家，成大功、立大业者，正为我有身存，老子所谓：“及吾无身，又有何患。”现在正由于还有此身的存在，该当戒慎恐怖，燕然自处而游心于物欲以外，然后不以一己的个人自私而谋天下国家大众的大利，立大业于天下，才不负天赋所素性命的代价。可是，很可惜的，便是当时的君主们，以及后来的君相们，大多都只图面前的私利而困于个人权势的希望中，以身轻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
奈何！
奈如何的一叹！
我们引用了《庄子·外篇》“两臂重于天下”的说法，看来，彷佛过于悲观，太过于为个人自私了。但从人性的不雅观点来看，立身爱己，正是大有为于天下的开始，以是儒家才有“孝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大戒。修身养身无道，又哪里能够担当起天下国家危难的大任呢？同时须知，人无超然出世的教化，而贸然谈利益天下国家的大业，正是失落其轻重权衡之处，所谓“轻则失落本，躁则失落君”。因此，使我临时想起明代栯堂禅师的一首诗，从表面看来，又彷佛很悲观，但细入穷究，它正是人生积极的透彻不雅观。
诗曰：
人生不满一百岁，今是昨非无定名。
天下由来轻两臂，世间何故重连城。
龙亡大泽群鳅舞，兔尽平原走狗烹。
满目乱坡眠白石，有时特地忆初平。
第三句便是上面所讲庄子书中子华子说昭僖侯的故事。第四句指代价连城的璧玉，也便是赵相蔺相如夺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第五句是秦失落其鹿，天下争逐的翻版。第六句是范蠡给文种书所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去世，走狗烹”的名言。后来韩信临去世时也引用过。第七句古往今来的统统人等，末了都是如此。第八句道家神仙传称广成子名董初平。但这里所说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轻重的历史故事
老子的话，本来已如珠之走盘，周延涵盖，无所不通，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何况又因此简朴的古文写成，难作明确的界说。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专制时期的帝王权谋，或为大臣者的自处箴言，当然亦是在所难免。如果根据历史的履历，从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来看，对付“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备倾向于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国的政策，重点放在中心集权，诸侯分治，首创一套完全的周代封建制度，适宜于当时时期环境最好的一个策略。但天下事每每“重为轻根”，你以是为已经把握了的重点，将来发生弊病的，也每每出在这个重点上面，正如唐徵君赵蕤《是非经》所谓：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野分疆，以是利建侯也。亲疏相镇，以是关盛衰也。
昔周监于二代，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沿，衰则五霸扶其弱，以是夹辅王室，旁边厥世，此三圣（周文王、武王、周公）制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于尾大。自幽平往后，日以陵夷。爵禄多出于陪臣，征伐不由于天子；吴并于越，晋分为三，郑兼于韩，鲁灭于楚，海内无主，四十余年而为战国矣。
这便是重为轻根的最好解释。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后期的弊病，就废封建改为郡县，完备走中心集权的路线，自以为可以建万代帝王世系的基业。谁又知道过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乱，封疆无得力的防守，就易姓为王，成了刘邦的汉室天下。
汉初鉴于秦始皇中心集权的缺陷，又仿照周代封建的办法，分封同姓子弟为王（非同姓者当然都不能为王），认为一旦天下有变，同胞血肉，必能拱卫帝系。谁知不到十多年，先乱于刘邦的老婆——吕后，屠戮刘氏宗室险些殆尽。虽然由汉文帝刘恒的复兴，但过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刘启时期煮荳燃萁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变成宫室后族的外戚操权，和一班宦官寺人们把持朝政，终有前汉的外戚王莽篡位，后汉的曹操逼宫等故事发生。
从此往后，中国帝王政治系统编制，造成变乱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内戚、寺人、女祸等几个基本的成分，相互消长。唐代开始乱于藩镇，宋代又鉴于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采纳中心集权，终至半壁江山，始终不能完成统一的局势。后来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难逃此例。
总之，无论任何政治系统编制，首创的期间，如何计虑精密，毕竟跳不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大原则的演化。纵然如泰西史上的规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这个八卦炉。自法国路易十四往后直到现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见得是完美的政体。将来的天下，正由于人类社会高估民主的名贵而终于毁灭在民主的变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来的祸胎，早已埋伏在现在所谓假相幸福的社会福利和重量不重质、哗众取宠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学，识破了“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和“祸者福之所倚，福者祸之所伏”自然反复演化的法则，以是才提出“虽有荣不雅观，燕处超然”的告诫。也正由于先有老子的这些告诫，后有人生的各类履历，造成历代的高明从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较为知机的张良，想要极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终不如正统道家的隐士们，干脆早自全身隐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隐遁而去。至于如韩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贵的迷梦中，始终不知轻重根源的关键，更不知“虽有荣不雅观，燕处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为可怜，在他当时那样的时期环境中，不知戒慎恐怖、奋发图强的自处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处”危巢的超然词章文学，只知填些“蝶恋花”的“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写些缠绵悱恻的妙文。难怪后来赵匡胤对他的评语说：李煜如果把作诗词的工夫拿来专心搞政治，也未必会为我所擒。这也确是赵匡胤说的一句诚笃话。
至如韩信的开场与停止，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贤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虽有荣不雅观，燕处超然”的缺点，而且更缺少这种学养。以是宋代越王钱镠的孙子钱俶，有一首借题发挥论韩信的诗，说得最好，诗曰：
登坛拜将思虽重，蹑足封时虑已深。
隆准由来同乌嚎，将军应起五湖心。
韩信，的确是很可爱的具有侠义人性的人物。他长于用兵，而缺少政略和大打算的教化。他重视恩典而不顾怨怼的豁达胸襟，极可钦佩。他对刘邦当时的登坛拜将的作风，早已埋下“英雄恐怕受恩深”的情怀。所往后来提出封假三齐王的哀求，也是基于这种受恩的深情而讲的真话。刘邦被张良踢了一足，便急速变大怒为假惺惺，立时真地封他为三齐王的时候，早已埋下后来的结局。隆准，是汉高祖刘邦长相的特色，鼻子特殊高又厚，相法所谓伏犀贯顶的通天鼻。长颈鸟喙，是范蠡对文种讲越王勾践长相的特色，头颈特殊长，嘴巴很尖锐，所谓“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评语。古今中外的君主领导人们，虽然各有不同的特殊形状，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生理。实在，这是人性的根本问题，除非圣贤，谁能遣此，最为可哀。
因此钱俶评论韩信，早已该当知道自己的停止结果，何以不学范蠡一样，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飘然远引呢？实在，钱俶这首诗，正是针对他朝见赵匡胤的时候，赵匡胤封了一箱东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开一看，箱里所装的，都是大臣们的建议，要赵匡胤扣留或杀了钱俶的报告。但赵匡胤不杀钱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诚笃实自己奉献越国，乖乖归顺的手腕。钱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当时的情势，因此，借评韩信的诗来发挥自己胸中的块垒，奉表称臣，正是学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处，恰又合了老子的“燕处超然”，不以身轻天下的法则。杭州保俶塔的建立，该当是钱俶朝见赵匡胤的时候，他的亲信人们，为他祈福消灾所建的纪念物。后来杭州人对保俶塔有各种不同的传说，彷佛都曲直解事实了。当然，这是顺便一提，或可判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敷为据。这是说为人臣态度的，必须具有“虽有荣不雅观，燕处超然”，知机知时的自处之道。不然，便会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鸟入青云倦亦飞”不克不及自休之叹了！
但是老子的话，正如临济禅师所谓“一语中具三玄门，一玄门中具三要义”。它是随方逐圆，面面俱到的。历史的履历留给我们的殷鉴，有关类似“虽有荣不雅观，燕处超然”而不以身轻天下的反面事实大概多。例如公子小白，与鲍叔的同谋，身居首地，正当公子纠当政，处于荣不雅观得意的时候，他们把握成熟的机遇，轻车简从，举手之间，就能复国正位，为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乐毅，报复齐国的宿仇，五年之间，攻坚破锐，连下七十余城。但田契却看准燕王对乐毅存有猜忌的隐忧，同时也看准乐毅心里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故意似无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为不雅观望的浸染。因此田契反用不以身轻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经教武，一举而复国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乐毅的“虽有荣不雅观，燕处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契却不以身轻天下的自重与静不雅观；机变之智，造诣他的不世功业。也便是老子所谓“同出而异名”的上智利用之妙，存乎齐心专心的应变了。
乐毅是乐羊子的后人，他的家族，本来就有深通黄（帝）老（子）之道的，乐毅的造诣，更是得力于黄老的学术精华。司马迁赞乐氏之说：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参）师。
正由于乐毅善学老子，因此，他报燕（惠）王书，有谓：“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汉魏之间的夏侯玄，有一篇论乐毅的专论，是比较有见地的史论，而且也正是发挥乐毅与黄老的学术教化有关的独到论文，如说：
不雅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险些知几得当，以礼终始者与！
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年夜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
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则大业定矣。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夫千载一遇之世，亦将千载一道，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吞并而已哉！
夫吞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非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毕齐之事，以是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此兵不兴于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迈全德以率列国，则几子汤武之事矣。
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兵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施之。但是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仕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契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勇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民应如草。道光宇宙，贤智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载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二邑，乃效速于天下也。
不幸之变，世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下，奢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是纵暴易乱，以成其私，邻国望之，其犹豺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弱之仁，且亏齐士之节，废兼善之风，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拨，霸王之事，逝其远矣。
但是，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殊哉！
其与邻国何以相倾。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
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乖与变同。由是不雅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