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学最精彩的代表是革命民主主义墨客亨利希·海涅。海涅于1797年11月13日 生在杜塞尔多夫城一个犹太贩子家庭。海涅活动时期的德国，是封建贵族统治的、分裂成三十六个邦的掉队国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侵入，冲击了德国封建势力。普鲁士、奥地利(同为当时德意志的最大的两个邦)与沙皇俄国勾结，组织“神圣同盟”弹压欧洲革命；同时，德国封建势力对内加紧了掌握和压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工业发展，农人开始无产阶级化，工人斗争兴起。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德国公民也更为觉醒，群众运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渐次飞腾。在马克思、恩格斯影响下，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日益发展，1848年，终于爆发了革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失落败了。贵族地主仍旧节制着政权，德国仍未得到统-。 海涅就生活和创作在这样一个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的年代。
海涅少年时期神往资产阶级革命，接管过民间文学的教诲。1819年上波恩大学读法律时，他参加大学生协会的进步活动，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海涅从前的抒怀诗多抒发个人思想感想熏染，富有民歌的清新格调，此外，他还写了两个悲剧《阿尔孟梭》和《拉特克利夫》。1842年他开始了由哥亭根到哈尔茨山的徒步旅行。一年半后，揭橥了著名长诗《哈尔茨山游记》。这首诗描述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社会生活，戳穿了反动阶级对矿工的残酷剥削。海涅从1825年哥亭根大学毕业到1830年，为了生活和探求真理，他在诺得奈岛住过渔夫的小棚，在伦敦不雅观察了英国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腐败，在慕尼黑编过杂志，在意大利瞻仰了南欧的风光和古老文明。这期间他出版了《北海集》、《不雅观念——勒·格朗诗文集》等诗文，拜会、结识了歌德、格林兄弟、门德尔松·巴托尔地。1830年，当他听到法国七月革命的后，写出了“我是剑，我是火焰”的著名诗句(《颂歌》)，决心投入革命斗争。次年，他定居巴黎。
在巴黎期间，海涅关注着欧洲革命形势的发展，接管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认清了七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色，更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写了一系列论文，戳穿悲观浪漫主义的反动性，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论述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注定灭亡。作为著名墨客，海涅同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安徒生、肖邦、李斯特有密切来往。但对他创作有极大影响的是1943年识了马克思。由此至1848年革命，是海涅创作最辉煌的期间。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革命准备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奠定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海涅同马克思一起事情，受到了马克思的良好影响，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马克思在《提高报》上揭橥了它。这首长诗深刻批驳了德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倒行逆施，也批驳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妥协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反动企图。马克思曾多次引用海涅的诗句进行战斗。
1844年6月，西里西亚地方的织工叛逆，并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马克思高度赞赏了这次叛逆，指出它具有深刻的自觉性和理论性。海涅对付这次叛逆的意见与马克思是同等的，并且写出《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一诗，表达了他对这次叛逆的深刻认识。这年玄月，恩格斯赴巴黎第一次会见马克思，读到海涅这首诗的手稿，立即引诗人为同道。十一月，恩格斯在写给英国的通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中翻译并先容了全诗，认为它是对普鲁士保皇党人的“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的叫嚣的斗争，指出:“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并把海涅称为“德国当代最精彩的墨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91页-592页)
《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的德文原文首次揭橥于1844年7月的《提高报》上，在革命中起了极大的煽惑浸染，在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学中，写工人的作品寥若星辰，便是写了的也多是把工人丑化为忍时屈辱的可怜虫。海涅却在诗中写出了工人们不堪沉重利削、起而反抗的思想感情，并且号召推翻德意志腐烂的社会制度。全诗通过织工对上帝、国王和虚假的祖国的谩骂，表现了工人们的强烈的革命义愤，揭示了工人武装叛逆的一定性。
这首诗第一节头两行，就捉住了纺织工人生活中的紧张形象：坐在织机旁不分昼夜地织布。普鲁士统治下的西里西亚山区里的纺织工人，受着工厂主(包商)的残酷剥削，同时还要给当地的封建主缴纳“纺织税”，其悲惨处境，正如当时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形容的：“他们的两脚还插在封建的泥沼里，可是他们的身体已经卷入成本主义竞争的旋风里了。”他们的泪已流干，只剩下对这个旧天下咬牙切齿的仇恨。从第三行开始，墨客用织工的口吻，直抒胸臆：工人们要织的，不是别的，而是蒙盖德意志尸体的“尸布”，还要在这“尸布”里织进去“三重的谩骂”。诗的第一节，就生动地描述出饥寒和困苦中磨炼出来的工人，而不是被饥寒和困苦压倒了的工人。这样倔强的、充满愤恨的工人，也正是腐烂旧社会的掘墓人的形象。
诗的二、三、四节，写“三重祖见”的内容，有力地揭基督教的神权、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贵族民族沙文主义的反动本色。同一切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是麻醉公民的鸦片，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只管基督教会满嘴仁义道德，对劳动人民，宗教只有愚弄和欺骗。不论是普鲁土的君王还是别的君主，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它是阔人的君王。君主专制主义的最高代表，对公民的苦难是没有丝毫怜悯与同情的。他榨干工人末了一文钱，任意弹压屠杀敢于起来反抗的工人。祖国本是一个好字眼，但国家任何都对统治阶级是天国，对被统治阶级是地狱。德意志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乐园，是广大劳动者的地狱，这种社会制度产生着“恶行和耻辱”，公民的才能、合理的哀求，都遭到摧残。 这首诗以中间三节分别戳穿反动派的本色，表现了织工对当时社会现实复苏的认识和不共戴天的痛恨。 诗末了一中节用昼夜匆忙的劳动，比喻着斗争感情的飞腾，扫尾时照料开头，加深了诗篇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精细的文学始于海涅，它的义务是在于磨炼那十分须要磨炼的措辞。在诗歌中这已经作到”《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卷四，第12页)。《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的措辞就比较精细、凝炼。它写织工外面，捉住一个恨字,突出勾勒“悲愤的眼睛”和“咬牙切齿”。它在“三重谩骂”中把“希望”、“期待”同“愚弃”、“欺骗”比拟，把“苦难”同“压迫”、“枪毙”比拟,把“繁荣着耻辱和恶行”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比拟，造成强烈的效果。它利用了精确的比喻与借代，如国王对织工“象狗一样枪毙”,把公民的才智与合理哀求喻为“花朵”，把旧制度根本上剥削者的寄生生活，说成“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都十分形象、贴切。它还把织布说成织尸布、说把谩骂织进布里去，构思十分风雅。每节后重复“我们织，我们织!”借用民歌的重复手腕，绘声绘色地表达了织布的节奏和织工对旧天下的不共戴天。这首诗以高度的思想性与比较完美的艺术性的结合，声援了西里西亚织工的叛逆，宣扬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正义性、一定性与自觉性。
这样的诗，德国反动统治阶级自然要视为大水猛兽。普鲁土反动政府与法国当局勾结，哀求驱逐马克思和海涅，法国反动派查封了马克思编辑的《提高报》，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海涅由于重病和他的出生地已归法国统领，而且妻子是法国人，得以在巴黎居留下来。马克思为同海涅分离而感到难过。后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和科隆时，一贯关怀海涅的康健和创作。1849年，马克思到巴黎时，还多次探望重病的墨客。1853年，海涅在《自白》中赞颂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无疑地是德国最能千的头脑、最毅力充足的人物。这两个革命博士和他们果敢武断的学生们都是德国独特的男子，他们据有生活，未来属于他们。”
晚年，海涅被困在“被褥墓穴”，瘫痪卧病又险些双目失落明。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故事诗”的大部分，修正了《卢提茨亚》，口投了《回顾录》。
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海涅，由于各种局限，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高度，他的诗也没有从正面写出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他对共产主义有稚子的误解，而且晚年在宗教中求安息，后期诗作有忧郁悲哀的调子。1856年2月17日海涅逝世了。在他遗稿中创造了1830年革命时写的《颂歌》：
我是剑，我是火焰。
阴郁里我照耀着你们，战斗开始时，我奋勇当先走在军队的最前列。
我周围倒着我的战友的尸体，可是我们得到了胜利。我们得到了胜利，可是周围倒着我的战友的尸体。在欢呼胜利的凯歌里，响着伤悼会严明的歌声。但我们没有韶光欢快，也没有韶光哀悼。喇叭重新吹起，又开始新的战斗。
我是剑，我是火焰。
这首散文诗，与他的一首《决死的哨兵》中的“我的心摧毁了，武器没有摧毁，我倒下了，并没有失落败”的诗句联系起来读，也容许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墨客海涅的某些精神。
海涅的时期过去了。他没写出也不可能写出无阶级革命斗争的画面。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他达不到的，该当剖析地看待他在历史上的贡献。统统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都害怕海涅的遗产。德国的帝王禁止海涅的诗出版。希特勒敕令点火海涅的诗。第二次天下大战后，有人访问在西德的海涅故居，向房东提及海涅，房东人说:“这位师长西席不住在这里。”鼎鼎大名的墨客竟被人遗忘了。 我们要按照马列主义关于文化遗产的一向教导，有剖析有批驳地，对海涅作出应有的先容和恰当的剖析。象《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这样的作品，对我们认识旧天下的剥削压迫和工人的反抗，显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刊于《陕西教诲》1977年第6期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事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事理事、陕西省高档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培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前辈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前辈西席等，享受国务院分外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天下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天下文学真髓》、《泰西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天下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当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墨客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天下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