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有两句七言诗，由于高度契合中国大地的春秋气候而久远传播。一句是晚唐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纭”，另一句是北宋中叶潘大林的“满城风雨近重阳”。“清明时节”和“近重阳”，都不是节日当天，具有相对灵巧的普适性。潘诗仅一句，从无争议。杜牧诗20世纪及之前，偶有不同理解。
21世纪之后，险些“年年纪岁说《清明》”。论者的知识背景涉及历史、地理、文学、文献、民俗、气候、地方志、酿酒史等诸多领域。学者之说多在“雨纷纭”的地域特色以及诗中“杏花村落酒家”的原指地。
近几年学术界最为关注“清明”是“清明节”还是“清明时节”？“杏花村落”是作者出游途中还是出游目的地？“杏花村落酒家”的原址在汾阳、池阳、洛阳、洪州、黄州、长安、金陵，还是南北泛指？
一、先哲否认“江宁杏花村落”相传是“杜牧之沽酒处”没有举证
王文楚点校本《太平天地记》卷90“杏花村落”有一条“订正记”：
“万本、库本无此文，傅校删，盖非乐史原文。”
校记分三层意思：（1）清人万廷兰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没有“杏花村落”条文字。（2）傅增湘《太平天地记校本》删去此条。（3）此条“盖非乐史原文”。
这里大略先容《太平天地记》版本的紧张信息。赵国璋、潘树广主编的《文献学大辞典》说此书又称《天地记》：
“采摭繁富，考据精核，征引书本至200种，多为唐前舆志佚文，可补史乘之缺。……清初以来，盛行有钞本一种：江苏仁和朱氏影抄旧本。刻本三种：（1）乾隆五十八年（1793）江西崇仁乐氏后裔刻乐氏祠堂本；（2）嘉庆八年（1803）南昌万廷兰刻本；（3）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刻本，此本搜集各本之长，是较好的精校本，每卷之末附有佚名‘订正’，考辨颇有心得。中华书局收入《中国地理总志丛刊》。”
“订正记”第（1）条很好阐明，由于万本、库本都不是珍藏在抚州乐氏祠堂之中的乐氏祠堂本，而是在社会上加工定型并流传的版本。祠堂本之以是最值得相信，是由于家族祠堂是最值得信赖的安全之地，属于家族集体重大活动空间，并非平时个人或少数人自由进出的场所，祠堂钥匙世代交由族长或族内德高望重者掌管。入藏的先人著作，是百口族共享共保的重大文化财富，是祠堂中的镇祠之宝，后代子孙轻易不能得睹，既不可能添加、更没有情由添加原书没有或客不雅观上不存在的内容。
假设真有那么一位有文化、能书写的后裔，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生理，故意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虚假信息，添加到祖宗的著作之内，让祖宗无端遭受“虚构文化地理信息欺骗后人”的不白之冤，这得是对祖宗怀有多大的不满，才会行此匪夷所思的不良手段。纵然真有这么一位胆大妄为之人，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法官”断案，难道不需举证并交待嫌疑人的犯案动机？自始至终，全体文化家族居然没有一个人创造、制止、进而戳穿这一恶行，并且还大张旗鼓将此一故意添加的虚假信息再次刻印于金陵书局本之中，向全社会扩散。如果这居然是事实，论者该当给出可以让"大众年夜众采信的情由和证据。
正由于不可能发生乐史后人添加不实信息的祸祖行为，以是乐史后人在《金陵书局本校例》中，以比较鉴别之后的高度自傲，向社会和学界流传宣传：“家祠藏本，世不甚重之，然视他刻，差为完善，故今刻一用此本。”“他刻”当然是指万本和库本。“今刻”即金陵书局本，“一用此本”即金陵书局本与“家祠藏本”保持同等。
王文楚校点本也由于金陵书局本的各类独具优点，才选择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杨成凯《古籍版本十讲》第59页说：“宋代皇家和官府大规模地主持校定古来主要的文籍，私家也不断地搜集整理古人的著述，经由订正订正的本子刻印出来，流传后世，自然成为各书的定本。”也便是说，宋版书分官刻和私刻。社会上加工流传的《太平天地记》各种版本所涌现或存在的诸种问题，与祠堂本无关，任务完备不在祠堂本。不能说祠堂本笔墨“盖非乐史原文”，反倒是祠堂外的版本笔墨“确是”乐史原文。
王文楚师长西席在点校本“序言”说：“万廷兰本……最大犯忌者轻于改删，随意弥补，失落乐氏之旨，失落此书之真。”足见万本、库本无此文，并不构成足以否定“杏花村落”如斯是乐史原文的证据。何况在“此文”之前，韦庄诗《柳谷道中作却寄》的前4句，以及《秦妇吟》的“借问女郎何处来”，笔者已确认与杜牧《清明》存在事实上无可置疑的源流关系。
第（2）条解释当代著名校书家傅增湘（1872—1949）受当时议论影响，不相信杜牧写有《清明》，以是将金陵书局本的这条原文加以删除。第（3）条阐明傅校删除的缘故原由，“盖非”即“大概不是”，仅仅是推测。
最主要的是：傅增湘与王文楚两位师长西席，谁都没有举出任何此条不是乐史原文的直接证据，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判断自然难以成立乃至不能成立 。但“万本、库本无此文，傅校删，盖非乐史原文”的断语，影响非常巨大，一些网络谈论者限于条件，难以文史通不雅观核阅辨析，故对此坚信不疑，直接征引作为否定杜牧《清明》流传于金陵的证据。不过，宋代的历史学者提醒人们：“凡人溺于所见，而于所不见，则必以为疑。”（朱弁《曲洧旧闻》卷4）逻辑思维也警示我们：“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下，对原形的确认都要去检讨别人所认定或推测所得的原形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依据。”（麦克伦尼《大略的逻辑学》）由于“非逻辑思维的紧张形式”之一便是“滥用专家见地”：“正如我们要考验自己的主见是否与事实符合一样，在论证中所用的专家见地同样要经由考验。……考验的标准不是他们在说什么，而是他们是如何通过论证来得到它的。”（同上） 换言之，精确的论证高于专家没有论证或者没有精确论证的见地。
二、“江宁杏花村落”条是乐史原文的新证据与再证明
杜牧《探亲信书》自述，大和二年（828）至开成二年（837），“迩来十年江湖间，时时以家事一抵京师，事已即返”。解释杜牧在任职黄州、池州之前，10年间多次在长江中下贱洪州、宣州、扬州与洛阳、长安之间来回，有机会在“杏花时节”亲自体验金陵与长江南岸的春景象象。
《唐会要》卷82“休假”记载：“贞元六年（790）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亦即从中唐的790年开始，上巳、寒食、清明3节相继或叠加的“清明时节”，朝廷准照年节之例，连休7天。该年清明是阴历3月14日，可知这条律令在清明节的前6天颁布。生于803年的杜牧毕生享受“清明7天假日”，并在828年10月—837年这10年期间，拥有7天清明假日9次，完备有可能利用某一次乃至某几次长假，游历古都金陵并途经上元县的杏花村落。由于不理解杜牧或春或秋多次游览金陵，导致以往学术界的主流不雅观点认为“烟笼寒水”是寒秋景象。但中晚唐的两个7天假日即年节假日和清明假日，都集中在春季，属于寒春的可能性远较寒秋为大。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之以是将杜牧诗中的杏花村落定在北方洛阳， 并引唐人李正封《洛阳清嫡雨霁》诗证明“唐代洛阳寒食节时亦有春雨连绵之景象也”，是由于白居易有《游赵村落杏花》诗：“赵村落红杏每年开，十五年来看几次。”又有《洛阳春赠刘李二来宾》诗：“嫡期何处？杏花游赵村落。”自注云：“洛城东有赵村落，杏花千馀树。”杜牧828年在洛阳考取进士，愉快中写下《及第后寄长安故人》：“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更曾在835—836年任侍御史分司洛阳一段韶光 ，并留下一些诗作，故陈氏有此遐想。但陈氏将“赵村落”理解为杜牧游览终点的村落景“杏花村落”，这一点与原诗的问答情景不切。原诗的“杏花村落”，则是杜牧旅程中村落名兼村落景的“杏花村落”。
《天地记》卷90的“杏花村落”条是乐史原文，北宋谢逸（1068—1112）的《江神子·题黄州杏花村落馆驿壁》词可作确证之一。出生于乐史卒后61年的抚州人谢逸，是乐史的子弟同乡，该词的“杏花村落馆酒旗风。……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外晚烟笼”，檃括了杜牧的《清明》、《江南春》、《泊秦淮》等江南诗的词语。谢逸《蝶恋花》的“豆寇梢头春色浅”、《春词》的“豆蔻梢头春事休”、《送王禹锡》的“十里珠帘皆可意，西风吹梦到扬州”等，无不来自杜牧首写的物象与人事。可见杜牧《清明》和乐史关于杜牧沽酒杏花村落的信息，的确在《天地记》手稿的珍藏地，亦即乐史家乡抚州的知识界与诗词圈长期流传。至于黄州等地也有杜牧沽酒杏花村落之说，自然是杜牧涉足地的历代诗迷争相追慕美好资源的不同结果。乐史入宋之后曾任黄州知州，仅凭这一点，可证乐史生前，黄州民间尚未兴起“杜牧沽酒杏花村落”的俏丽传说。
此外，由于杜牧曾在大和二年（828）10月至大和四年（830）9月，任江西团练府巡官，以是到了明代，今南昌也开始涌现“杏花村落酒家”。《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854卷《南昌府部》，载有王仲序的七律《杏花村落》诗，前2联韵字同于杜牧《山行》：“省垣东去路迂斜，犹有名村落是杏花。春水平芜千万顷，暖风沽酒两三家。”可见时期越今后，杜牧《清明》“杏花村落酒家”的地域影响、艺术影响越广泛。可以明确的是：生活在北宋之初的乐史、北宋之末的谢逸都是抚州人，他们都没有言及江西或南昌的“杏花村落酒家”。
《天地记》的“杏花村落”条是乐史原文，还有一个主要证据，便是在杜牧生活的晚唐时期，古都金陵仅仅单称上元，属润州（今镇江）辖县，尚未拆分为上元、江宁二县。北宋欧阳修后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卷24《江南东路·江宁县》云：“唐既改江宁为上元，南唐复析上元置江宁，分治郭下。”《天地记·升州·江宁县》亦载：“天佑十四年（918）五月析上元之南十九乡，割当塗之北二乡，复置江宁县。”可见南唐时乐史（930年生）所记“杜牧沽酒杏花村落”的“江宁”传说，既精准符合“南唐复析上元置江宁”的历史事实，也完备符合杜牧10年间某次南北来回而游历上元，或某年清明7天假日而游历上元的韶光与经历。
结论：“清明时节雨纷纭，路上行人欲销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江宁“杏花村落”！
校正 徐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