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愿领照者,只寥寥老商数家,而无本之牙贩,闻职道创建此议,恐不便其搀杂作伪之私,蜚语烦言,相互腾谤,有议来年移徙浙境者,有议买通洋侩,挂洋旂者,有欲与通达茶务之老商难堪者。
民气险诡,一至于此,可为太息……职道扶病远来,其时眼见环境,方恐本年税饷,骤形逊色,尸居素食,悚闷良深。
上述引文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久官江南的程雨亭奉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疏请赴皖南整饬茶务就整饬过程中遭遇困阻的一段禀文,意在引起刘氏对日益严重的徽茶外销“问题”的关怀。
禀文所言“搀杂作伪”“挂洋旂”以及“税饷”系近代徽茶外销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与传统“按引征课”比较,晚清外销徽茶税征最为显著的特点即除按引缴课外,尚需交纳高于引课数倍的捐、厘及其它公费。
因军饷、赔款、解饷、协饷及新政等开支浩繁,地方官宪始终觊觎徽茶茶捐厘税。
当国际市场对华茶需求经历“运销竞争”至“压价打单”的巨大转变之际,徽州茶税征收却未能及时调适,以贩私躲避厘捐、作伪博牟利润成为部分徽州茶商的“迫不得已”之举。
由此不雅观之,禀文所言的三项即以“税饷”为中央,徽茶外销过程中衍生的两面“问题”。
对付徽州茶商而言,捐资公益、宗族事变及会馆培植并不鲜见,然而官方主导输捐请奖则兼具新旧杂糅的性子;抽厘则是全新事物,至少在“按引征课”时期,缴纳正项引银后,未有厘金之说。
对付地方官宪而言,茶叶贩私与作伪并不陌生,不过,除间道贩私和杂以柳叶等办法外,时常伴随易引为票,掺和熟石膏、滑石粉作阴光等新的形式涌现,使得后续整治面临中外交涉和技能需求等诸多繁芜成分,加之饷需纠葛,晚清徽茶外销“问题”整治困境重重。
在此过程中,环绕着茶捐厘税的征收、争夺、呼裁以及贩私与作伪管理,引发了利益群体间关系的调适。
晚清茶叶研究主线之一即茶叶外销逐渐衰落(包括徽茶),其核心侧重于对国际茶叶、外国成本主义势力冲击等成分剖析,兼及茶税过重等磋商。
近年研究紧张通过阐发近代徽州茶商在经营地域、办法和理念及金融成本等方面的变革,创造徽州茶商并未全然衰落,反而已具近代新式贩子的某些特色,是徽商蜕变与新生,更是其与时俱进的主要表示。
马勇虎则考试测验将茶商利用“过塘行”“报关行”等做事机构减轻运输本钱后的运输本钱纳入其总体本钱中予以综合比对,结果显示,囿于捐厘过重,运输本钱依然是茶叶本钱的构成主体。
最新研究揭示晚清徽州茶商有迈向近代的表征,但因捐厘税重,徽州茶商在转型之际历经“阵痛”。
本文以近代徽茶外销为例,结合晚清茶税征收沿革进程,以磋商茶商贩私、作伪不断勃兴且难以整治的内在成因机制以及茶商与群体间的利益纠葛。
循此路径,拙文以晚清徽州茶商易引为票茶叶贩私入手,阐发近代不公双轨税制为其贩私供应的制度空间及官方应对举措;继而转向磋商开源节流策略提出后,徽州茶商力争保捐的理智应对亲睦处纠葛背后的关系融调;末了稽核因内外困境扭结,呼裁捐厘无果,徽茶作伪整治背后的症结所在。

1易引为票:双轨税制下的徽茶贩私“引”是官方颁予茶商贩运茶叶并据以课征的凭据,清“因之”,“票”又称三联单,指《天津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给予洋商赴长江开埠口岸缴子口半税贩运货色,沿途免抽捐厘的凭据。
初始,中外茶商各据“引”“票”缴税贩茶,互无关涉,但至迟在咸丰末年徽州茶商已“挂洋旗”(紧张为易引为票)贩私,经同治初的加速推进,至同光之交发展为外销运营过程中一个焦点问题,而易引为票贩私的加速扩展有着国际市场运销竞争、军兴环境的时期背景。
一方面,运销竞争推动华茶出口额的迅速增加,引发“不法”商人为牟利而不择手段。
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为例,煮茶由“非富即贵”转为“庶户翁妪”。
此后,国际市场经历一场持续的华茶运销竞争,竞争紧张在英美茶商间存续。
在英国,随着1833年6月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的取消,竞争更趋激烈1834年较1833年采购额度激增40%。
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英商每年由中国输出茶叶约34797600-49457250镑不等,同期美商也保持在3801000-36723000镑旁边。
在此背景下,竞争迅即波及徽茶,既致徽茶采摘、焙制的加速,又引起运销系统编制的部分更张,从而迫使“不法”茶商渐次易引为票以贩私。
另一方面,军兴对部分徽州茶商形成冲击。
何炳棣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徽州是创伤“最严重”地方之一,曹树基估算人口损约60%;因寇氛不竭,财尽物亡自然不可避免,店铺“东避西迁”,或“焚掠一空”。
茶商亦未能幸免,譬如,光绪《婺源县志》录有十数位婺源茶商因此耗尽资财、住宅遭毁;又如,咸丰十年(1860)中秋后不久,歙县茶商毕体仁历经兵燹,避匿浙江数月,茶行损约“三百千文”并错失落次年度业茶绝佳机遇;更严厉的是,如歙县南乡北岸慎德堂吴绍鋕、吴绍锡兄弟长期卜居外地业茶,兵燹返闾,偏逢瘟疫、兵燹交侵,“忽然逝矣”,终遭不幸,等等。
由此可见,因茶叶“投契”危险系数增加,走私当属猜想之中,只管战役方殷,“贩子则出入锋镝之间,掉臂统统。
”素有“留学生之父”美誉的容闳因夙愿未竟,后受某洋行委任赴太平县采办茶叶,“得绿茶六万五千箱”。
华洋茶商勾结运销徽茶亦时有发生,据夏燮不雅观察,咸丰十年玄月,英法换约伊始,宝顺洋行即欲赴婺源、屯溪等地置茶;怡和洋行无海关凭照,竟于江西义宁租栈购茶;宝顺、琼记、旗昌等亦紧随其后,而茶源则来自徽州茶商等“影射偷漏”。
再如,胡晋柱,字国卿,号介夫,绩溪人,著有《介夫年谱》。
据年谱载,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胡氏闻讣(按:父去世)回里奔丧:有咦(夷)鬼四人同行。
斯时,严州已失落,予等船只停泊窄溪,有鬼子二位同广东人另雇小舟先赴桐庐、严州,与该逆解释:外国人系来通商,乞借道路赴徽运茶。
该逆允准,并给贼旗三面,于是咦(夷)人广人欣然而回,将该船一同运上。
与胡氏同舟“华”“夷”欲赴徽贩茶,且获太平军“借道而过”的允准。
可见,兵燹期间,华洋茶商假“洋旗”贩运徽茶获利确实。
运销竞争、军兴环境等为“挂洋旗”或易引为票贩私奠定了根本,不过,还无法将此视为茶叶贩私的深层根源所在。
实在,“挂洋旗”或易引为票茶叶贩私加速推进与晚清不公的双轨税制的形成过程互为表里。
自军兴以来,八旗、绿营军事防御相继溃败,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奔袭湘、鄂等地,政府被迫饬令各地自行组织团练防御,以助“攻剿”。
咸丰三年(1853)三月中旬,太平军克金陵(今南京),政府拟筹建江南、江北两座大营,耗以巨资,致秉持“量入为出”古训且处“财政的危险平衡”之部库更加捉襟见肘,因此,只好默许各地就地筹饷,“借资民办”。
在徽州,徽茶向循例请领部引,每引课银3钱3分,咸丰初,因兵燹部引阻隔。
咸丰五年(1855),时任皖南防务的左副都御史张芾为张罗防御军饷,始抽茶捐,统计课、捐9钱3分每引。
当然对付外销徽茶而言,张芾加捐的结果绝非茶税有所加重那么大略。
关键在于这一举措搁置了明清以来徽茶运销“按引征课”的老例,使继任官宪可以轻松超出传统,进而借助“以助饷需”名义顺理成章地征收乃至调增徽茶茶捐,这本系权宜之举却为徽茶课以厘金埋下伏笔。
咸丰十年(1860)八月上旬,李元度“躁扰愎谏”,军事疏失落,徽防腐败。
此后,因饷需匮乏,祁、休等地驻军虚懈,曾国藩对此“实深忧灼”,认为军营缺饷,可能致徽州防御土崩瓦解。
鉴于“征商胜于征农”的现实,同治元年(1862),曾氏奏设祁门茶引局,由姚体备署理,征收茶税。
此后不久,徽茶税征收就经历几次权宜性调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对此记录:自兵燹后,创设厘局,征收茶税,一时未有定章。
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颁定新章,每茶一百二十斤为一引,每引缴正项银三钱,公费银三分,捐银八钱,厘银九钱五分,给发三联引票、捐票、厘票,准将捐项银两,照筹饷例,一律请奖,各属茶局派员,会同地方官办理。
二年,每引加捐银四钱。
五年,署两江总督李鸿章裁去引、捐、厘三票,改用落地税票,以归简便。
每引仍共完银二两四钱八分,于内划出一两二钱,准作捐项请奖。
为军事饷需所进行的茶税调适,曾氏不仅颁定徽茶新章、调增茶捐,还额外增抽茶厘。
至此徽茶课、捐、厘等项合计较之道光年间引课已增至7倍有余。
李鸿章督办伊始,为化繁为简,将之合并改征落地税,但额度丝毫未减。
国际市场则呈另一番光景,以英国为例,茶叶入口税自1843年的2先令2又1/2便士每磅调减至1865年的每磅0先令6便士。
然而,因兵燹袭扰,华茶采摘、焙制等信息输出与获取通道时有阻隔,致使洋商对未来华茶采购感到担忧,这种军兴之际的茶叶运销竞争,信息与价格形成倒挂,据此,马克思认定运销“竞争”转为“投契”。
不过,军兴初期,茶叶“投契”运销并不顺利,与价格抬升比较,其采购流程则繁芜很多。
贸易量的显著提升,常日不仅需检视干系价格机制,流利环节通畅与否等诸多成分同样不可忽略。
因此,洋商获利变得困难,为旋转不利局势,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国诉诸武力(第二次鸦片战役),并胁迫清政府,企图沿江溯流而上运销其工业品并借机收购内地土货。
八年(1858)六月《天津条约》签订,该约第二十八款规定“英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口征收纷繁”,此即子口半税,税率定例值百抽银2两5钱。
分外的时期背景,造就由海关和地方分别把持对华洋各商执以不同税率的双轨税收系统编制,其负面影响迅即显露。
首先,商品运输过程时常滋长洋商“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则面对“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的尴尬;其次,问题症结还在于双轨税制下所产生的税课相差悬殊。
徽州属两江总督辖区,区内贸易管理模式、政策实行尚无大碍,不过徽茶外销运经两江总督辖区之外则呈现另一番情景。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颁定《徽宁池三府属洋庄茶引捐厘章程十条》,该章对徽茶外销运输经由路线和课征规定:如徽属出江西之茶,应由景(德)镇、饶州、吴城、湖口等卡经由,即不抽厘;宁池等属出长江之茶,应由华阳镇、安庆、大通、荻港等卡,即不抽厘,但验明厘票,查明箱数,一律放行。
如箱数不符,照章加罚。
该三处采办洋茶,如不在以上各卡之内,不得持此票为凭,应听各卡抽厘。
据此可知,徽茶在缴纳相应用度后,可凭引经由两江辖区内指定线路运抵洋庄,若非经此等各卡,则由所属各卡官宪另行抽取捐、厘。
换言之,徽茶运销非经指定路线,实际所缴纳捐、厘等费要比定例“二两四钱八分”高。
据已公布的晚清徽茶捐照看,徽茶经由浙江杭州、宁波等地运抵沪上,在浙境内就需其余缴纳数额不等的厘、捐。
1868年英驻沪领事麦华陀举隅徽州绿茶途经杭州所缴的捐厘总额大于经由宁波所需,结果徽州茶商绕道宁波以求“躲避或减轻”捐、厘。
当然,即便途经捐厘较轻的九江和宁波,加以起运之际所缴纳的各自捐厘也已高达3.70两至3.87两每引不等,同期运销汉口的徽茶,各种本钱兼捐、厘合计竟高达11.77两至19.77两每引不等。
两比较对,在双轨税制下,华洋茶商实际缴纳的用度甚为悬殊,这为易引为票徽茶贩私奠定了经济根本并厘定了制度空间。
此后,易引为票茶叶贩私加倍严重,对此,热心商务的陈炽痛批:洋货入口,一税一半税之外一无稽阻。
西商偶到,趋媚不遑,以是待外人者如彼其厚。
土货则口口而查之,节节而税之,恶声严容,百计留难,甚则加以鞭朴,以是待己民者如此其薄。
黠商乃赁其牌号倚为护符,三联税单充斥内地,厘局无如何也。
倚洋人则生,否则去世;冒洋人则安,否则危。
陈炽论述或有浮夸嫌疑,不过,华商因无法享有“便宜税则”,甘冒风险流传宣传货色为“外商所有”或“英商雇伙”以避捐厘,确有发生,甚至恪守规章的茶商因无法获利遂“寄托洋人”。
其余,部分洋商据此“极有代价的权利”而推波助澜,结果形成“中国奸商辄借此为护符,……外人益得居奇获利”的奇特外贸运输情境,乃至通商口岸洋行林立,然纯属洋行则“十中不过一二”。
华洋茶商借票以避捐厘或居奇获利是双轨税制不公抵牾难以调和的结果。
在此背景下,以洋庄发卖为主的徽茶遭受波及不可避免,上文揭橥徽茶捐厘过重的现实,无疑将部分茶商推至易引为票的道路。
在华洋勾结运销徽茶案例中,祁门茶号索捐案无疑最具代表性,该案的范例性在于本系地方茶商躲避捐厘运销案件,由于华洋勾结,末了竟将华洋贩子、祁门县令、皖南道、两江总督、英驻九江领事乃至总理衙门牵扯一起,由普通地方事务逐渐升格为外事轇轕。
案件自发生、处理至了却,期间环绕着捐厘索取,各方力量展开辩驳。
程村落碣别号双程村落,位于祁门县平里镇,系水运码头,咸丰初年,该村落系茶叶交易聚散地,徽州茶商察访环境并择机设立茶行。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前,该商利用新旧官宪权力交卸间隙,私将采购茶叶运抵九江售卖以躲避捐厘。
当末了一批约二十余引茶叶尚未启运,新任官宪史令履新并对此展开调查。
查办过程中,史令据章认定,祁门茶叶惯由贩子采买运抵屯溪装箱成引并缴纳相应捐厘后运至沪上等地发卖,而该号未获官方容许,擅改运销通道并躲避捐厘实属违章。
据此,史令查封该号并责罚捐银5000两以充军饷。
事发后,该商勾结英国宝顺洋行并通过英驻九江领事欲假借洋票索回捐银,使得该案处理显得一波三折。
英国驻九江佛领事收悉宝顺洋行函请,即刻据子口半税至两江总督府企图索回责罚茶捐,无果后,该领事迅即将该案通过总领事递至总理衙门以示抗议。
由于事发溘然,总署对个中细节不甚明了,十月九日随将该案又转由两江总督曾国藩详细调查并处理,同时指出:遵照税则减半完厘,打算已有盈无绌,该县何得又平(凭)空打单,妄加例外之捐,实属不晓事务,有碍通商章程,特照会,请烦查照,希即转移皖南道速饬该县,将讹索英商宝顺洋货银货刻期发回,倘有疏虞,决不干休,毋任阻扰,致干和好。
由咨文知,因牵扯外事,总署对此持谨慎态度,责怪该县“妄加例外之捐”,实属“平(凭)空打单”,有碍通商章程。
曾氏收悉咨文,随转由姚体备处理。
在调查并听取史令干系事宜来龙去脉禀告后,姚氏函复曾氏认定该案系华洋“串同把持”,并强调宝顺行私与茶商勾结,未能谨守商约,责罚并无疏虞。
针对祁门茶号索捐案暴露的问题,曾国藩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二十六日,他复函姚氏表示对其处理“极是”认可并建议“迅将此案讯结”;另一方面,他复咨总署申明宝顺洋行有违定章在前,史令的责罚处理合情、合理、合据;不仅如此,他还提醒总署严禁洋商至长江开埠口外私设茶栈,以断“串通把持”之道,以维捐厘之征,确保军需。
因史料不详,其后续详细处理结果不得而知。
但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旬日,曾氏函复姚体备:“茶捐一案,本应彻底澄办,因该商借夷势以抗官,其情可恶,正案只得如此完结,已照详批准”。
据字里行间透露的不悦心态,可以大致推测因华洋贩子及驻九江领事纠缠,该案终未能如愿“讯结”。
直至同治元年(1862)仲春五日,总署只好以“祁门距长江口岸甚远,系属内地,并非外国贩子应设行栈之处”为由照会英驻华公使转饬英商此后“勿为内地奸商所蔽”,终将此案了却。
祁门茶号索捐案因多方势力参与,案件处理过程显得繁芜,但就事宜本身而言,仅系茶商借票避捐而已。
实在,主政两江的曾氏,深意未必仅在责罚5000两捐银,而在严控其它茶商的不法效仿。
他十分清楚,徽州茶捐是军需饷源的主要保障,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产生连锁反应;对付中心而言,部库支绌无法知足足额军饷,亦只好默认捐厘杂项的存在。
既然茶捐厘税现时不能裁撤,又无法避免双轨税制所引发的茶叶贩私,曾氏只能制订新章予以躲避捐厘者“三倍议罚”,因此,类似祁门索捐案件的整治就显得举步维艰。
新章勉力支撑不久,英商立德即私持洋票转售华商,针对这一“显系华商私买洋人单照,串通把持”事宜,曾国藩明白要拔除华洋勾结规避捐厘不太现实。
因此,他只得饬令九江关“查明私买单照运毛茶之华商,严行惩办”;然而,时隔数日,又有徽州茶号发贩茶叶未完捐厘,但因牵扯利益甚广,末了仅仅饬令“缴税领单”而已。
由于类似事宜频发,曾国藩深感力不从心,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三日,他致函姚体备表达己见:“昨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惩奸宄,故姑就彼听乐从者而立之制”。
易引为票贩私因涉外事,给地方官宪茶叶缉私带来极大困阻,因此,直至清末它始终是两江总督整治的棘手难题。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诏令各部大臣、地方督抚等举凡国故、吏治、科举、军政、民政及商贸裕课等各抒己见。
次年,茶商借新政合词禀削茶捐厘税,在商务大臣盛宣怀请旨督办下,茶课正项稍有纾解。
然而,向为外贸大宗的茶叶外销现状却与商贸裕课的目标显得扞格难入。
面对裁撤茶捐厘税的呼请,鉴于新政、洋款赔付、长江水师及各防营饷需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就皖南茶叶贩私问题,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力争予以整治。
鉴于以往整治不力的现实,端氏首先函电湖广总督陈夔龙以期共享缉私履历并探究成因,一番精心准备后,操持由捐厘入手。
其一,改徽州茶厘局为茶税局并将沿途厘局、厘卡一并更为税局、税卡。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他以“名实不副”为由,饬令皖南各府并电商浙江巡抚冯汝将羽书旁午输捐抽厘的临时产物茶厘局和沿途厘、卡相继改换,以便解纾“误会”。
其二,限定洋商运茶联单。
为确保“榷政厘税”,是年三月尾,上海关道借驻法大臣刘式训奏请内地江河华商船只禁挂洋旗以防贩私之机,就洋商执票随意赶赴内地购茶期望“有所禁阻”商于各国领事。
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则是“禁阻”的实际实行者,为此,他紧握契机,严格稽查,期望对易引为票的贩私加以管控。
其三,订定新章,改落地税为产地税,捐、厘分征。
是年四月中旬,经调查,端方认为,近因物价腾踊,茶叶采摘工本加增,然茶价却不见其扬,以前皖南所征茶叶落地税实系就地所征出产税,统由园户缴纳,因包袱过重,不免赔累,兼有洋商请单买茶,内地行户常借机影射趋避。
据此,他奏请“将原征之茶捐银七钱二分照数划出,归运茶之商按引完纳,别的应征引课等项银一两五钱二分即定义曰产地税,仍归业户完纳,惟业户零散卖茶,势极散漫,应仍查照定章责成经手行号扣收照缴,必须俟完清产地税后方准发贩起运,俾免弊混”。
折奏获许后,他据此拟定皖南茶税新章,新章重在落实将起因园户一并缴纳的落地税拟定为捐、厘分征,由运商和园户分别担负,若遇洋商自行赴皖南采买茶叶,园户务必先行缴清产地税后方可贩运。
这种捐、厘分征的办法实际上便是对原合并一起征收的落地税予以拆解,以纾解园户包袱,进而减少华洋勾结影射偷漏的几率。
从抽收引、捐、厘到征收落地税,再由落地税至捐、厘分征,其紧张目的是减少课征过程的繁琐和分解税重包袱,进而减少贩私。
表面上看,端方的举措触及了茶商关心的捐、厘问题,然而,税重实质却丝毫未变,端氏仅仅是希望将“隐为抵制之方”定为“永久奉行之案”而已。
随其调离及清政府的土崩瓦解,新章并未得以严格落实,整治仅昙花一现,无果而终。
总之,易引为票徽茶贩私的涌现,归根结底在于双轨税制的“不公”,伴随投契、商贸环境的恶化及市场的变动,在努力确保各种饷银、款需之际,园户、茶商的实际利益却被制度化地压缩了,这该当是晚清徽茶贩私问题涌现的经济制度成分。

2开源节流:力保捐厘背后的关系融调易引为票贩私直接影响地方财政收入,整治贩私又加深彼此间隔阂。
理论上说,捐厘杂税这一源自战时饷需的权宜举措在兵燹后因不易裁撤备受质疑,茶商与户部协力减少地方官宪把持的茶捐厘税通情达理。
然而,军兴后,政府在江浙等地开展被时人誉为“荡平东南第一德政”的减赋举措,减漕轻赍致户部正项减耗;此外,因西征军饷、筹办海防、东三省练兵、晋豫赈务、河工管理、法越军务等项,开支浩繁,致库储竭蹶。
在财政收入渐趋“以厘金、洋税为大宗”背景下,为纾解部库支绌,由阎敬铭主管的户部倡导,自光绪十年(1884)玄月五日旨令各部、督抚等“妥议具奏”,至十仲春初旬日部疏“开源节流二十四条”奉旨准行,茶叶税收进入户部视域。
部疏“开源节流二十四条”,个中“开源”第二条就有关茶叶税的征收供应三项备选方案:或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斤征银三钱,就园户征收,增课甚多,而洋人无所借口。
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处茶引每道征银三两九钱之例,于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每照百斤,共征银三两九钱。
经由内地关卡,另纳厘税验照,盖戳放行,不准重复影射。
所有茶照按年豫行,赴部请领,原领执照一年之后,作为废纸。
如此征收,亦与洋商毫无窒碍。
或于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
既完纳课三两九钱,再倍收银三两九钱,前后共收银七两八钱,将向之统统杂费均予豁除。
惟于各海关及边卡,凡应纳洋税处,仍照向章完纳。
若在内地行销贩运,无论经由何省处厘卡关榷,均免其再完税厘,则改厘为课,改散成总,既便稽考,或免侵渔。
惟园户及贩商,如何稽查,可无透露,应令各省督抚参酌定章,覆奏办理。
据部疏,为增课裕帑,针对茶税,操持紧张履行免厘增课,即将起因地方节制的茶捐厘税改归户部统征茶课。
但事实上户部增课园户、茶商并试图将此间接转嫁洋商的动机却忽略了市场由卖方转为买方的现实,造成增课实际由园户、茶商自行包袱;其余免厘增课一定压缩地方官宪的既有利益,甚至他们觉得户部颇类“店中掌柜”而“不顾伙计难堪”。
因此,当部疏通报地方议复之初,已龃龉丛生,新疆巡抚刘锦棠、四川总督丁葆桢议复表示部疏茶税征收与地方不符,需待机而行,敷衍因循;瑔瑣光绪十一年(1885)仲春二十八日,湖广总督卞宝第更专折奏言因洋商抑勒茶价,业茶者常有亏折之虞,骤增茶课,窒碍难行。
在徽州,茶商一壁“据实直陈”,一壁以退为进,争取地方官宪支持,试图旋转自身力量软弱的局限。
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二十六日,李祥记、源馨祥及朱新记等近五十茶号联名禀告茶业不雅观察吴敬思“商和颜悦色心惶惶,实有不聊生之势”。
禀告意在携从业集体力量提醒主管当局茶叶外销事关徽州社会稳定,进而钻营打破不利自身持续发展的窒碍。
期间,茶商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力保捐厘”策略并终获地方官宪默许与支持,从而引发利益群体间关系融调。
首先,据“理”力争。
针对免厘增课策略,茶商阐述四点不符现实的“理”由:其一,军兴开征的茶捐厘税,后虽经刘坤一等奏请,稍有纾解,但主体犹存,现“折本歇业者多”,免厘增课对徽茶经营可谓雪上加霜,表示为课、厘有别,“课乃维正之供,一供永不可易,捐厘是权宜之计,随时得以变通”;其二,定价机制权操之于彼。
他们认为,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因印度、锡兰等国茶业兴起,徽茶价格由原每引“银五六十两至三四十两”降至目前“银十五六两至二十五六两”不等,“价格低昂,操之洋人”,征课并冀图转嫁洋商的期望不合时宜且不切实际;其三,兵燹后,茶商赀本“多系借贷”,洋商借机勒价,加以销路不畅,致改业者“十居六七”,“如谓加课可济军需,课加则本钱重,本钱重则茶不轻做,亦不轻售。
即产茶之处民力荒,茶出日少,将徒有加课之名,无加课之效”;其四,抽捐请奖机制有名无实,楚、浙茶叶皆同徽茶沪上洋庄发卖,价目同属市价,“天下一家”,不可“偏枯”。
其次,持有利、有节的灵巧策略。
处于双重势力夹击中,茶商明白务必在有理的根本上,坚持有利、有节的斗争,即博弈之际持“保捐”之举,争取地方官宪支持以保障目标顺利实现。
为此,茶商坚称,请仍以曾国藩所定每引征银2.08两为落地税定额基数,嗣后,若江海防不撤,协饷未停,茶税不再随意请减;其余,为共体时艰,他们乐意勉力输捐,仿同治二年(1863)金陵饷绌之际曾国藩续加成案,每引除完落地税银2.08两之外,再酌加0.2两-0.4两,思图报效多事之秋的海防培植,如此办理,贩子既可持续运贩,海防每年亦可加收饷银2万-4万余两,“于军不无小补”。
户部的免厘增课无意中将利益本不一致的茶商与地方官宪推向为掩护各自利益而逐渐联合的一体,彼此心照不宣,不雅观察吴敬思更是清楚茶捐厘税对付地方财政的意义。
为此,他爰考成案,认为若免捐增课,茶商力有不支,“势必歇业,不特捐定之饷立见其绌,即于地方丁漕正供,小民皆无所出”。
鉴于此,他速将茶商利益诉求转至两江总督曾国荃处。
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一日,曾国荃在综合考量各方见地后终呈《请免加茶课疏》。
至此,茶商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推动了地方官宪的实际行动,为力保捐厘争取了切实有力的支持。
比对疏言与茶商见地,不难创造,因彼此利益诉求差异不大,数千字疏言并无饰隐。
不过,曾疏并非无的放矢,首先,他经严密思考,侧重剖析徽茶外销的现实困境并据实引用茶商诉求,强调茶商所呈艰窘“均属实在环境”;进而指出中国茶利为外洋所夺,中心、地方必须因时制宜,权衡利弊,皖南因分外地缘,民多以植茶为生,商以业茶为业,一旦茶课税重,茶商难免不雅观望,结果不仅茶课无出,丁漕等项岁入亦难坚持,有碍国计民生。
因此,曾氏建议通盘考虑皖南茶商困苦环境,遵照过去征落地成例,“虽存引捐厘之名,已收落地税之实,与课无异,亦与部议大意隐协”。
这次,自部疏茶税开源至曾国荃据实上奏获准,表面虽波澜不惊,但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利益纠葛背后却隐含各方抵牾并引发群体关系的奇妙变革。
首先,户部以部库支绌为由,拟定“开源节流”之策,试图改进财政竭蹶的窘境,亦冀望借机揽回捐厘征收权,由此办理地方虚谎瞒报财政进出的弊病。
其次,地方官宪努力平衡与户部的关系,目的在连续掌控既已得到的捐厘征收权,从而为地方机构运转和各项奇迹的供需经费供应保障。
而对处于夹缝中的徽州茶商而言,问题不在征课抑或课捐,亦不关心由户部还是地方征收,关键是课、捐如何征收?孰重孰轻?由于三方各自的利益和目的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三者因各自利益的须要一定存在抵牾,同时为缓解抵牾一定引起相互关系的调适。
譬如,其一,茶商与户部就因免捐增课而产生实际的利益纠葛;其二,地方与户部因茶捐厘税的掌控,抵牾也难以调和。
显然,这次部疏征课见地未能有效调适户部与茶商、地方官宪间的利益,因此,利益冲突一定迫使原来利益不一的茶商与地方官宪因各自须要而逐渐靠拢,只管他们的关系调适目的或许不尽同等,但茶商为应对户部课重也只好征得地方官宪的实际支持。
因此,茶商呈文明面上的“保捐”,实在不过是现实利益纠葛背景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

3困境扭结:捐厘呼裁背后的伪茶整治

晚清茶税与徽茶外销问题

保捐本为“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难以肃清徽茶外销背后的现实困境。
在历经数年辉煌后,19世纪80年代后,因内外困境相互扭结,徽茶外销遭受前所未有的寻衅。
在外部,国际市场徽茶价格不断跌落。
自19世纪70年代,外销竞争“时期结束”,外商以市场、成本等为机抑勒茶价,1883年和1888年茶叶公所与茶叶同行公会相继推动华商拒售或停息茶叶贸易,试图建立“合理、开放”的市场原则,但奏效甚微。
瑖瑡期间,徽茶外销同样由原每担60两-30两降至20两-10两不等,《报告》登载《华茶公所节略》称徽茶百斤售价三十余两仅“十居二三”,十余两至八九两竟“十居七八”。
瑖瑣对此,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尾,两江总督曾国荃奏陈:“光绪十一、十二两年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难支持。
十三年亏折尤甚,统计亏银将及百万两。
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
曾氏所言非空穴来风,早在1886年,茶叶同行公会就已把稳到徽茶外销“此四五年中,逐年减少”。
瑖瑥梳理同期英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有关“茶叶贸易冷落”“出口量大幅低落”及“无利可图”等说话时有涌现。
瑖瑦1881年许士报告列举近三年婺源、徽州高等茶价,总体趋势与曾氏所言吻合。
瑖瑧因茶价下滑,徽茶外销遭遇有力寻衅,如江明恒,字耀华,歙县南乡芳坑江氏茶商,因善攀附权贵,在贷款、信息等方面霸占上风,获利不菲。
不过,自光绪中叶起,因洋商勒价,江氏茶号渐由盛转衰,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亏折几有不可整顿之虞,江氏尚且如此,中小茶商经营更加惨淡。
在内部,园户、茶行规模小,经营困难,在徽州表现尤为突出。
时至近代,徽州茶商依然多循传统析产风尚,因析产,不少茶园进一步拆析分散。
《徽州条约文书汇编》收录晚清条约,10份涉及茶园析产:

如表1所示,阄主10人,剖析71片茶园,留于子嗣为业,另有小片因公用、建厕或母亲口食而处于共管。
由于阄书多标明经界走向而并无实际丈量信息,因此,析产后茶园的实际面积无法确定,但10户阄主茶园析产71片则是事实。
另据左券文书显示,经营者因“正用不敷”而选择出卖、出租茶园、茶萪(出卖为主,约占90%旁边)亦为数不少。
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1-6辑),共辑录晚清干系左券文书133份,其出让金皆有明确记录:

表2显示,一方面干系出让金达英(鹰)洋10元的比例约20%旁边,据此可以大致估算,茶园面积、茶萪数量有限。
另一方面,133份左券中,101份注明经界走向,个中15份提经界走向时涉“同族”字样,非“同族”经界走向未创造有与买主茶园毗邻情形,解释部分卖主仅零散分割出售茶园,买主实际得到茶园难成规模。
园户如此,茶行、茶号析产也不例外,譬如,条件歙县茶商毕体仁,祖业岐黄并置留茶行,道光末至咸丰初父兄相继离世,后茶行历经兵燹尚存。
光绪中叶,兄侄相继成家立业,不过,据毕氏所言,因长嫂及两侄刁难,家庭内部纠葛不断,经族人斡旋调解,祖业析产,缘于血脉亲情,酌定茶行依然统一经营,利息四股分受。
不过,这次析产远未了却纷争,因长嫂及兄侄企图独占该行,在后续茶行经营中时常制造麻烦,末了,茶行析产诉讼至祁门官宪,历经官衙多次传唤、调解,光绪二十二年十仲春(1897),茶行终以四股彻底析分。
这些析产园户、茶商每每缺少资金,无意改进栽培、焙制技能以及购置机器。
因此,就规模而言,无法与印度、锡兰“千株万株”茶园相竞,甚至于外销市场有被“吞没或吞并”的危险。
由于内外困境扭结,茶叶滞销、亏折引起时人广泛关注,舆论涉及成因剖析,大体可归为成本有限、借贷息重、忽略技能改造、运输不便、茶园规模小、洋商勒价以及忽略置办机器等方面。
综合来看,既有视角差异,也不乏共性表露。
评议众说纷纭,个中茶捐税厘论最为引人瞩目。
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浙海关税务司康发达调查显示,徽茶运抵宁波经由婺源、屯溪、界口、深渡、威坪等卡所完厘捐数额附加海关税,计百斤完银5.243两,较是时市场售价总额,“税厘已逾四分之一”,却“没有任何消减的希望”,这对不断陷入困境的徽茶而言,确是一笔重负。
针对茶捐厘税过重影响茶叶外销的现实,时人呼吁“裁减茶厘”“改定茶税”“严禁陋规”“纳捐从轻”“重订厘章,厘定新则”,希望借此以重振茶叶外销颓势。
面对茶叶外销现实困境与捐厘裁减的呼请,户部认识到“握其要则在核减厘捐”,遂自光绪十六年(1890)仲春相继咨文各地,酌减其捐,以纾商困。
然而,捐厘裁撤关系利益群体,头绪纷繁繁芜,终因“各省迄未实力举行”尔后果不佳。
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户部员外郎陈炽呈《振兴商务条陈》,依然指出因洋商抑价、贷款息重等,华商“折阅尴尬”,“然应交之税厘税课如故”,为此,他再次吁请将茶叶捐厘及各项山捐、箱捐、善堂捐外销款项“暂减三成”。
不过,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江关仍称徽茶“税厘几及时价百分之二十五”;二十七年(1901)再次指出“税厘之害,屡著论说,乃至笔钝唇焦,亦终无济于事”。
呼裁捐厘紧张是为茶叶外销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问题的切实办理不止于形式上提出方案与大力呼吁,更须要统筹兼顾中心与地方关系,有赖于各级财政进出平衡。
然而,徽州茶捐厘税自设立就为地方的主要财源,这是地方官宪的共识,非夙夜迟早感念,即可废弃关系地方的实际利益。
防务饷需、洋务运动的次第展开、赔款、协饷及新政的相继铺陈皆需款项,如若无法辟取更多税源,茶捐厘税的彻底裁撤不切实际。
历任督宪以此补足军饷、帮忙政事等,屡试不爽,任何减少乃至拔除此项财源的企图,无异于厝火积薪。
无论是户部、外务部、度支部、农工商部,抑或管商大臣对此皆无法谋控,时常仅以拐弯抹角、咨商、呼吁等办法缓释因茶叶外销危急而引发的日益尖锐的官商抵牾。
因此,直至清亡,裁撤茶捐厘税的期望难以落实。
即便偶有为之,但毋庸置疑,当地方饷需不敷,茶捐厘税又不可避免地再次成为官宪蠡测的工具。
捐厘呼裁无效,伴随易引为票贩私的是徽茶作伪,晚清茶叶作伪模样形状繁杂,徽茶则以“着色”为重。
19世纪40年代,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Fortune)对徽茶着色染料、工序及危害等有过调查记录。
不过,据他调查,当时着色多为迎合消费者对都雅需求以博取“好价钱”,并非由于捐厘苛重,且为数基本可控。
然而,时至七八十年代,据《报告》干系宣布,与先前比较,茶叶作伪目的并非纯挚“迎合”,捐厘苛重已是主要推动成因,期间,徽茶因茶色“未见其佳”,致“茶价大不如前”就曾发生,该当说徽茶着色已非个别征象。
针对作伪越演越烈的现实,1883年3月,美国颁布防止入口茶叶掺假法案,对此,中国官方以充军、流徙、烧毁、充公、罚金、弃之外海等逼迫手段试图予以管理,但效果不佳,1897年美国修订新规,在质量及考验等方面拟定更高标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杪,程雨亭谨遵南洋大臣刘坤一疏请抵皖主管皖南茶务。
通过实际调查,程氏把稳到,徽州茶利日涸的成因远比一样平常认识要繁杂。
军兴以来,徽州等地茶叶税捐厘重,征收过程中,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利益关乎全体。
于官而言,“向设验票之分卡,名为稽查偷漏,徒索验费”;于商而言,散缺管束,甚至“奸侩每每以劣茶冒老商牌号,诳骗洋商”。
正是基于这一实际调查,他意识到,仅仅依赖逼迫方法试图办理徽茶作伪问题难以见效,辅以有针对性的管理策略,割断作伪源头方是办理问题之道。
为此,他与李祥记等详筹操持,龂龂而为,冀期弊去利兴。
首先,针对皖南分卡索以“零散小费”扰商的现实,他“禀请钧示严禁”,留以街口等少数分卡查验即可,同时专饷专管,以免查验繁琐和毫厘私索,将扰累茶商蛊毒“克意廓清”并“勒石永禁”。
其次,针对徽州业茶殷实者少,重息称贷,合资或易伙散漫难以稽查的现实,他禀请仿淮鹾章程改“户照”为“请领宪台印照”,即改过去逐年缴费为以十年为期一次性缴费且“拟饬领印照,不限引数”,至宪署备案,假以牌号,各归各号,各自修饬,化零为整,便于管理,以期“不准假冒他号,以欺洋商”,达到“先治己后治人”的目标。
不过,因茶利日薄,作伪“转相效尤”不绝,程氏再次联合李祥记、广生等部分店铺展开调查,并获知,除少数老店铺外,休宁、歙县“老实可信”店铺已寥寥可数。
在源头堵截效果不彰、作伪持续发酵的情形下,借美国修订新规之机,他将整治目光由源头转向源、末两头并举,既“谨严于未经购买之先”,又“查验于已经购买之后”。
在源头上,程雨亭将美国择选“十二条”示谕园户、茶商并谆劝各自整顿、实力筹办。
但他转而认为,仅以“疏导谆拳”张罗,虽“笔秃口瘏”,或难弃痼疾,落实去伪返真,有赖釜底抽薪。
因此,他把希望寄于“洋商一转移间”。
为此,程氏禀请宪台飞咨总署转驻京各国公使札饬总税务司并电告沪上怡和、公信、祥泰、同孚及协和等洋行,此后,凡在沪购茶,需协同茶叶董事,抽提试验,遇有作伪欺伪,茶叶全数充公,以警惩儆。
据后来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阅批看,程氏整顿举措得到了肯定和支持,乃至分咨两广、闽浙、湖广等产茶区域同为努力。
表面来看,程雨亭的整顿方案分为两步,“请领宪照”是期望信誉良好的店铺“执为世业”。
于官而言,将曩日茶商随意请领引照权予以压缩,以便将忽略规则的牙贩、散商挤出合法经营的军队,便于加强管控;其余,通过强化压缩后少数茶商的主体权责,间接地把部分监管权力转嫁给“执为世业”的茶商,既减轻官方管理用度,又便于随时召唤和调控;同样,假借洋商遏制作伪是利用“化学实验”技能将茶商蹈常袭故、任意作伪消解于出口之先,以达“不待禁而自无不禁”的目的。
理论而言,程氏整治方案若顺利运作,可加强徽茶作伪监管,对其整顿不无裨益。
然而,当准备就绪按计整治之际,程氏创造,空想与现实相悖甚远,牙贩、散商对此持趑趄之态,甚或强力反弹,终引发本文开头的“蜚语烦言”,整治效果不佳。
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外务部咨文南洋大臣魏光焘时依然慨叹华茶“一落千丈”,实系“商情作伪”而致;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商部给使馆商务随员莫镇疆札中还在期待“严戒掺杂”;光绪三十三年(1907)玄月,农工商部为此不得不呼吁订定防治伪茶法律。
揆诸史实,程氏整治方案与现实效果相左的症结相称繁芜,但核心成分依然与茶捐厘税不可割舍。
对此,时人剖析指出:“厘金杂费,倍于其值,动曰国课所关,不能变通办理,居奇固执,卒使茶货出口,逐年递减,茶税项下,因之而弱,犹不自知,向之茶农茶工,因之辍业,饥寒逼切,转为盗贼,伏戎于莽,亦不之悟,……税厘具存,则华茶必不能贱于印锡也,不能贱于印锡,欲期夺回印锡之利,断断乎不能矣”。
民国期间,潘忠义乃至稽核认定晚清茶税“惟皖省为重,皖南洋庄茶尤重”。
在此背景下,为钻营生存,中小园户、茶商呼请裁减茶捐厘税的同时,常日伴以易引为票贩私或作伪而博牟利润,安徽茶商单致中阐言:茶户不识不知,锱铢竞惜,平时不加灌漑,临场又省人工,但求博取钱文,不顾货物利害,因陋就简,省事为佳,习气自然,牢不可破矣!茶号掷资业务,原想谋利,乃年年蹉跌,岁岁滞销,不得不求本钱之减轻,以作贱沽之张本,既欲价廉,又欲货美,势必不能,况茶户负戴而来,既已大同小异,若不兼收并蓄,便成明日黄花矣。
茶栈为华洋交易枢纽,讵不为同胞力求上进,奈来源杂遝,好丑并陈,价之高低,尚有微力,货之高下,爱莫助之,纵有一二有心人出而坚持,然茶号以数千计,茶户以数万计,安得家晓户喻而劝之耶。
若以“千计”“万计”茶户、茶号“谋利”而“不顾货物”来看,程氏整治方案终未触及茶商关心的茶捐厘税减少问题,反持“与公家不无小补”的目标,甚至牙贩、散商“自由”经营或通过作伪牟利的手段受到限定、监控、儆畏甚或惩戒,官、商利益“谬以千里”;此外,地方官宪垂涎并牢牢锁持皖南洋庄茶捐厘税,形成事至即增、事后难裁的局势。
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因中东战事起,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徽茶“每引暂加捐银三钱六分”二成捐;又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新政推进,安徽抚宪禀增徽茶捐税,终以洋庄“每斤抽二文”而遵照实行,等等;这正是晚清徽茶作伪难以整治的现实经济症结所在。

4余论晚清徽茶外销“问题”的涌现导源于国际市场的运销竞争、军兴环境及后来洋商勒价、规模狭小等成分,不过,这些还不敷以构成“问题”涌现的充足情由。
实在,官方整治徽茶外销“问题”之际,并非完备不谙症结所在,却每每选择性地避谈茶捐厘税。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为获取军需,地方官宪开征茶捐厘税,加以子口半税的确立,“模糊”的双轨税制背后却是税率的极大反差,为徽茶易引为票贩私供应了经济制度导引,对此,地方官宪只能哑忍。
战后,部库困窘,户部开源节流,企图背离原有系统编制履行免厘增课,却又制度性地触及茶商和地方官宪利益,终因龃龉,仓促停止。
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呼裁捐厘和调查报告纷至沓来,地方官宪也并非不解现实,不过面对饷需急迫,或充耳不闻,或试图展开部分无关痛痒的努力以缓释日益衰落的徽茶外销引发的错综繁芜的抵牾,但这种选择性背景下的努力只能隐盖危急表象而无法真正撬动问题的症结,因此,“问题”整管理论远大于现实。
进一步看,为确保饷需、款项,两江地方官宪采纳了各种权宜性策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徽茶贩私和“着色”作伪。
首先,就贩私整治而言,从曾国藩的“三倍议罚”章程到端方“捐厘分征”新章,表示了地方官宪系统编制内修修补补的不遗余力;其次,就作伪整治而言,程雨亭由“割断源头”到“源末并举”,是厘定于调查根本之上的相称“严密”的操持方案。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贩私整治抑或作伪整治皆无卓效,究其根源在于这些权宜性策略无一例外地仅仅是权责内的“调适”而未触碰“不公”的双轨税制和捐厘税重,而晚清徽茶“问题”的涌现正好与其盘根错节。
此外,近代中国徽茶外销逐渐由粤转沪,国际市场对中国茶叶需求变革,在价格颠簸上得以详细呈现。
在有关明清期间长三角小农经济发展的论述中,黄宗智将中国小农与成本主义企业主视为同样的理性主体。
他认为,小农同样会据市场刺激和机会并积极利用各种资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而传统小农经济发展缓慢并非来自小农缺少进取心和努力,也不是短缺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来自“过密化”投资边际收入的递减。
只管外来成本主义刺激加速商品化却没有给他们带来质的变革,而是进一步推进“过密化”发展进程。
这是从“过密化”内卷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来看待中国明清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的延续。
与之相应的是,徽州茶叶只管已卷入天下市场,但因双轨税制的不公及不断颠簸且总体呈低落趋势的茶价,对付同样处于“过密型”的徽州牙贩、散商来说无疑具有莫大的寻衅与冲击。
在此背景下,徽州茶商经历了“躲避捐厘”“力保捐厘”到“呼裁捐厘”的变革,这看似相悖的经历正好是茶商应时调适的详细表现,与晚清茶捐厘税的征收始终相表里。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文章

作者|盛海生 周晓光

来源林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