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一说自明代起用以来，一贯广为盛行，现在各种文学史也都采取此说；但对八大家的名次，却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排列。有人认为很难统一，主见不妨多说并存，该当说还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排名的。我们不妨谈论谈论。
排名之以是被认为难度大，紧张还是排名标准的把握问题。有的主见按韶光顺序，有的主见按文学造诣顺序，有的主见按古文选本所选文章多少为序，乃至有的主见按时人关注度为序，各说不一。我认为排名标准，首先得考虑“唐宋八大家”的内涵，是指的“古文八大家”，也便是对文风变革的倡导和实践（包括散文、诗歌）有突出贡献。这该当是紧张的标准，不能偏离。当然也不必绝对化，还得适当兼顾时序和文学造诣的考量。
比如比较同等的排名，是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排列在前，这便是既以内涵为主又具有时序性的。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夸奖他”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伟大、豪逸旷达、弯曲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交融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怀，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古人未曾达到的高度。而柳宗元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之一，他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朴实流畅的散文，以是把他们排在“唐宋八大家”之首和次位是天经地义。既然开头该当这样排列，那就具有了内涵和时序的意义，也意味着宋代六位的排列该当有所遵照。
有人主见把韩、柳的文学贡献也和宋代的六位加以比较，打乱唐宋时序进行混排。比如有人根据历代选本选文的数量，综合排名为“韩愈、欧阳修、苏轼、柳宗元、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我认为那实在没有必要而且是欠妥当的。我们讲的是“唐宋八大家”而不是“八大家”，该当强调的是文风倡导而不是文学作品。再说，要负责把他们八位的文学造诣逐一加以比较，也实在很困难。
不合比较大的紧张是宋代六位大家的排名问题，个中尤其是欧阳修和“三苏”的排序问题。目前比较显眼的排法，比如百度百科，是把“三苏”排在欧阳修之前，这在本读书人曹宗国看来，是很欠妥当的，由于违背了以倡导文风为主的原则，也有违时序。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首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领导了北宋诗文改造运动，继续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造诣与其精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首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措辞精细，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外扬。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改造。在史学方面，他也有较高造诣。欧阳修是堪称文学家和“文伯”的，同时他也是苏轼和许多人的老师。因此，该当把欧阳修排在“三苏”之前，宋六位之首。
“三苏”中的苏轼在文风倡导方面紧张是词风创新的贡献很大，他是豪放派的开山祖，但他在理论和散文写作长进献并不突出。以是理应排在欧阳修之后。不过苏轼确实是宋代文学最高造诣的代表，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因此，虽然苏轼的年事比他父亲苏洵和王安石都小，他排在宋代第二还是比较妥当的。
关键是苏洵和苏辙能否同苏轼一起、作为“三苏”排在王安石和曾巩之前的问题。
王安石和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欧阳修之后掀起了又一波古文改造浪潮。王安石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锐利、议论风生，首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记事制定条约论於一炉的独特散体裁裁。从文学角度看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也都有精彩的造诣。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改造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肃清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而曾巩主见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教化。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弯曲，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
苏洵虽然在文风上继续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本钱身的雄浑风格，措辞明畅，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但他在文风改造中的浸染和文章造诣显然比不过王安石。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见，善于政论和史论，文章风格汪洋澹泊，有秀杰深醇之气，赋也写得相称出色，但其造诣和影响不如王安石、曾巩，排在他们之前很成问题。
因此，我认为就文风和造诣而言，唐宋八大家的排名，该当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
如果认为这样排列有违时序，而且拆散了人们习气称谓的“三苏”，那么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来概括也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