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篇（十三）非遗
春节期间，为丰富广大公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快祥和的节日氛围，新乐市文化馆组织开展“文化进万家 非遗过大年”系列文化活动。
1月4日至2月6日，我馆将于线上陆续推送《羲皇圣里的传说》系列故事，让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品味文化盛宴，感想熏染传统节日气息，乐享精彩非遗文化。
《太常少卿郎茂》
贾梅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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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学家苏天爵》贾梅琪 整理
太常少卿郎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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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茂(541-615)，隋学者。字蔚之，恒山新市(今河北正定东北)人。初仕齐，尝奉命接对陈使傅縡。后为保城令。入周为陈州户曹，隋文帝为毫州总管，命掌布告。隋文帝代周，为太常丞、民部侍郎等职。炀帝登基，历任太常少卿、尚书左丞诸职，尝撰《州郡图经》一百卷。炀帝征辽东，茂为晋阳宫留守，为人所谮，徙且末郡。大业十年，追还京兆，岁余卒，年七十五。所作《州郡图经》及《登陇赋》，今佚。郎茂， 父基，齐颍川太守。茂少敏慧，七岁诵《骚》、《雅》，日千余言。十五师事国子博士河间权会，受《诗》、《易》、《三礼》及玄象、刑名之学。又就国子助教长乐张率礼受《三传》群言，至忘寝食。家人恐茂成病，恒节其灯烛。及长，称为学者，颇解属文。年十九，丁父忧，居丧过礼。仕齐，解褐司空府行参军。会陈使傅縡来聘，令茂接对之。后奉诏于秘书省刊定载籍。迁保城令，有能名，百姓为立《清德颂》。及周武平齐，上柱国王谊荐之，授陈州户曹。属高祖为亳州总管，见而悦之，命掌布告。时周武帝为《象经》，高祖从容谓茂曰：“人主之所为也，感天地，动鬼神，而《象经》多纠法，将何以致治？”茂窃叹曰：“此言岂凡人所及也！
”乃阴自结纳，高祖亦亲礼之。后还家为州主薄。高祖为丞相，以书召之，言及畴昔，甚欢。授卫州司录，有能名。寻除卫国令。时有系囚二百，茂亲自究审数日，释免者百馀人。历年辞讼，不诣州省。魏州刺史元晖谓茂曰：“长史言卫国民不敢申说者，畏明府耳。”茂进曰：“民犹水也，法令为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无决溢，使君何患哉？”晖无以应之。有民张元预，与从父弟思兰不睦。丞尉请加严法，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于是遣县中耆旧更往敦谕，道路不绝。元预等各生感悔，诣县顿首请罪。茂晓之以义，遂相和好，称为友悌。茂自延州长史转太常丞，迁民部侍郎。时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者乃云：“管内无五品之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余粮簿，拟有无相赡。茂以为繁纡不急，皆奏罢之。数岁，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迈不减地，皆发于茂。茂性明敏，剖决无滞，当时以吏干见称。仁寿初，以本官领大兴令。炀帝登基，迁雍州司马，寻转太常少卿。后二岁，拜尚书左丞，参掌选事。茂工法理，为世所称。时工部尚书宇文恺、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窟。茂奏劾之曰：“臣闻贵贱殊礼，士农异业，以是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恺位望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大将，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贻范庶僚，示民轨物！
若不纠绳，将亏政教。”恺与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图经》一百卷奏之，赐帛三百段，以书付秘府。于时帝每巡幸，王纲已紊，法令多失落。茂既先朝旧臣，明习世事，然善自谋身，无謇谔之节。见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窃叹而已。以年迈，上表乞骸骨，不许。会帝亲征辽东，以茂为晋阳宫留守。其年，恒山赞治王文同与茂有隙，奏茂朋党，附下罔上。诏遣纳言苏威、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茂素与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诋，成其罪状。帝大怒，及其弟司隶别驾楚之皆革职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为忧。在途作《登垅赋》以自慰，词义可不雅观。复附表自陈，帝颇悟。 十年，追还京兆，岁馀而卒，时年75。有子知年。
为官正派苏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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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有一位刚直不阿的清官，他的名字叫苏天爵，他为官能上能下，敢于直言 、谏言，惩处腐败，深受百姓爱戴和皇上赏识。苏天爵（1294一1352 年），字伯修，真定新乐人 。在元朝苏氏家族是真定新市乡的一大家族，住在滋水北岸，建有一座藏书院，取名“滋溪书堂”，藏书非常丰富，这对苏天爵少年时读书和后来的著书都很有帮助。他的父亲苏志道，初为真定县吏，往后到京师，曾在户部、枢密院、中书省、刑部等机构任职，末了官至岭北行中书省旁边司郎中。苏志道在岭北救荒有惠政，时称“能吏”。苏天爵从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年轻时又受业于安熙、吴澄、虞集等儒学大师，使他学业早成，出类拔萃。延佑四年 ，苏天爵参加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被授为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仅23 岁。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仲春，苏志道刚从和林调回京师就病故了，不久，苏天爵的母亲也去世了。依照礼制，苏天爵在家守丧三年，期满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年）改任翰林国史院文籍官，升应奉翰林笔墨。这是苏天爵第一次担当史官。至顺二年（1333年）升为修撰，不久，外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这是苏天爵第一次在监察部门任职。至顺三年，他奉命去湖北虑囚。虑囚，又称录囚，便是对囚犯讯察决狱的情形，如有疑点，即重新审查，并加以处理。苏天爵作为监察御史，不顾道路僻远，景象酷热，景象湿润，奔波于湖北各地，纠正了许多错案。在返京的道途中，改授为奎章阁授经郎。元统元年复任监察御史，在官4 个月，上书45次，弹劾官吏5人，举荐了109人。元统二年（1334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任翰林待制。不久，又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任礼部侍郎。五年，外任淮东道肃政廉访使，不久，又调入京师为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元史》本传说：“是时，朝廷更立宰相，庶务多所弛张，而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天爵畅所欲言，言无顾忌，夙夜谋划，须发尽白。”至正二年（1342年），出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又迁陕西行台侍御史。四年，召回京师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外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不久，召还集贤，充当京瓷宣抚使。苏天爵体察老百姓的疾苦，重办贪官奸吏，共兴除783 件事，弹劾官吏949 人，京都百姓称誉为包拯、韩琦。但他却得罪了宰相和一些权贵，被罢官回家。至正七年，元顺帝又复起苏天爵为湖北道宣慰使、浙东道廉访使，尚未到任，又任命他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当时“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事务最烦剧，天爵条分目别，细巨不遗。”至正九年，召为大都路都总管，后因病回京师。不久，又出任两浙转运使。苏天爵针对当时盐法的弊病，“拯治有方，所办课为钞八十万锭，及期而足”。这表现了他也很长于理财。至正十二年农人叛逆师，自淮右发展到江东，朝廷又任命他再次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令他总兵于饶州（治今江西省波阳县）、信州（今江西）一带清剿“妖寇”，收复“一起六县”。就在这一年，苏天爵病逝干军中。时年59岁。
文史学家苏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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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参政天爵，字伯修，真定新乐人《元史· 苏天爵传》，详细地记述了他生平的经历，并有许多赞颂之词。总的来讲，苏天爵在仕途上还是顺利的，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也是具有显著政绩的。他的生平在京官和地方官之间，虽然调动频繁，共有数十次。但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在监察部门先后八次任职，又三任史官，前后达8 年之久。《元史》本传对他的赞颂之词，难免有过誉之处，但在元朝末期，吏治极其腐败的情形下，苏天爵堪称是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秉性耿直的一代良吏。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苏天爵虽然长期为官，且有政绩，但他的紧张贡献还是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史学上。《元史》本传说：“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记载，尝著《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其为文，长于序事，夷易温厚，成一家言，而诗尤得古法，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于是中原前辈，凋落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谈论讲辩，虽老不倦。晚岁，复以释经为己任。学者因其所居，称之为“滋溪师长西席”。阐述颇为简要，评价也较中肯。他所撰写的《国朝名臣事略》和《文类》，是两部中国史学名著，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苏天爵成为元代著名史学家。《国朝名臣事略》（后世改称《元朝名臣事略》）巧卷，成书于元文宗在位期间（1328 一1333 年），在史学著作分类上属于纪传类。苏天爵集录元初至元仁宗延佑年间（1314 一1320年）47名大臣的碑铭、行状和祖传等材料，并在每段业绩之下，注明材料的出处，极具史料代价。在收人该书的47 名大臣的事略中，反响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形。该书引文多达123种，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个中所引用的原书有许多已经散失落，幸赖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某些篇章，成为《元史》列传部分的材料来源之一。此书在解放前有《丛书集成（初编）》本，解放后，有中华书局影印元统乙亥（1335年）刊本。出版了《元朝名臣事略》校点本。《文类》，当时称《国朝文类》，后世改称《元文类》，70 卷，又目录3卷。成书于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 年）之前。苏天爵编纂此书前后用了多年的功夫，他多选录“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足以辅翼史氏的作品，以是本书收录的很多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反响了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一部具有主要史料代价的文集。书成之后，元中书省认为所收诸篇，“有裨治道”，命江南行省以学校钱粮刊版印行。 《元文类》的编纂体例，是按文章的内容和文体，分为43 类，其特点是分类很细，计分为：赋、骚、乐章、四言诗、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诏赦、册文、制、奏议、表、笺、潇、铭、颂、赞、碑文、记、序、书、说、题跋、杂著、策问、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溢议、行状、墓志铭、墓褐、墓表、神道碑、传等，分类如此之细，除便于查阅、校阅之外，也反响了以蒙古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元朝，在文化上与汉族传统文化的领悟情形。 《元文类》中的碑文、行状、墓志铭、墓揭、墓表、神道碑、传等，保留下来的史料多，也最为宝贵，而所录册文、表、颂、赞等，则大多是些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史料代价不大。赋、骚、诗歌等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很有代价，个中有不少纪事诗歌，从史学上讲也有一定的史料代价。 苏天爵还参与了《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的修纂。此外，他还编有《辽金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两书，对宋、辽、金三史的编修供应了资料。苏天爵还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滋溪文稿》。该书共收人他所写的诗文325篇，分为30卷。个中词、赞、铭、诗、记、序、制浩、祝文、表笺、祭文、策问、书信、杂著、章疏、题跋共217 篇，分编为13卷；碑志、行状、传记共108 篇，分编为17卷。他的诗文中尤其是碑志、行状和传记中保存了很丰富的资料，在元史的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代价。《滋溪文稿》在199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给读者查阅供应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