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是个33岁的男人,在家种地,还要带两个孩子。
他的妻子小叶在天津当保姆,每个月挣500块钱,占他们家总收入的80%。
小刘见告我,1992年村落里闹灾,他的妻子小叶随着熟人去天津找活干,这一走便是七年。
小叶每年春节回家看看。
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见了母亲竟然不认识,小叶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小叶每年会往村落里打六七个电话,打到一个装了电话的邻居家。
在电话里小叶常常诉说委曲,说她想回家。
小刘完备理解小叶的心情,他说,小叶在外边省吃俭用,住在一间小屋里,自己做饭吃,每年攒二三千元带回家。

只管如此,小刘仍旧不附和妻子回家,妻子一回来,生活就难以坚持了。
两个孩子要上学,每年的学杂费须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费,加上各项税费,就所剩无几了。
实在,人们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一笔又一笔呆板无味的家庭进出账目决定的。
这套账我就不在这里细算了。

1998年村落里又闹灾,水灾之后闹棉铃虫,棉花险些绝收,化肥种子农药钱都收不回来,家里便欠了一些债。
小叶操持再干一两年,还清债务之后就回来。
小刘末了说,妻子究竟回来不回来,还要看孩子的情形。
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读书的材料,小叶就要多干几年,多积累一些钱给孩子当学费。
如果孩子没出息,还了债,攒些钱就回来。

吴思|讲几个离乡农民的简单而平凡的故事

小叶回来与否的决定性成分,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养。
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动。
这里彷佛藏着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使我想起了其余两个小伙子给我讲的故事

一个小伙子姓邱,31岁,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种田,他曾经外出挖了五年煤。
他在私人开的小煤窑挖煤,住在工棚里。
每个班大约干六七个小时,定额背五六吨煤。
在完成定额的条件下,每天的人为在二三十元之间。
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村落的三个人去世于小煤窑冒顶。
我曾经去一位去世者的家里访问,现在去世者的妻子已经和去世者的弟弟结婚了,弟弟和哥哥一起挖煤,哥哥去世了,弟弟侥幸活了下来。

有了熟人去世亡的教训,危险就变成了很详细的东西。
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种地。
但是种地是挣不来钱的,没有钱就不能盖房,也不能娶妻生子,这些人生的大事很难完成。
于是他再次外出挖煤。
每天挣20元,又干了四年,1997年彻底不干了。
他说挣钱虽然不少,便是太苦。
背煤比种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险。
结婚后,他的妻子也认为太危险,不让他干了。
小邱说,他往后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经挣下了盖房的钱。
他带回来的钱大约有二万元,这笔钱紧张用于盖房。

小邱反复几次谈到了挣钱盖房。
他说,不出去挣钱是盖不起房的。
(注2)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盖的,砖水泥构造,共三间,面历年夜约有六七十平方米。
盖这栋屋子花了他一万五千元。

其余一个姓李的小伙子,也用同样的口气讲到了外出和盖房的关系。
现在这位小伙子还在家乡和上海之间来回跑,他是做装修的水暖管子工,有活干就进城,没活干就回家种地。
他家的屋子也盖起来了,但是比较小,他操持挣够了钱再接出一间来。

二、基本模式及其变型

讲完了三户农人家庭的进出状况,我该当诚笃交代个中隐蔽着的那点意思了。

这便是:在他们的阐述中,我彷佛看到了一种人生的进出预算,一种以全体生命周期和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的预算。
外出打工,不管是当保姆是挖煤还是搞装修,乃是这个整体预算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任务是挣盖租金和孩子的教诲费等。
没有这宗收入,单单靠种田养鸡,进出账是做不平的。
这是一种以家乡种田养鸡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
外出只是一个补充盖房之类的额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

如果外出者没有在中途转变立足点,没有发生全体人生设计的改变,这些农人早晚是要还乡的。
别鄙视这项大略的账目打算,它决定了数以亿计的当代中国农人的人生模式及悲欢离合。
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的基本故事。

在我访问的三个村落落里,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人,最少也占到劳动力总数的25%,最多的竟占到88%。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这个基本故事之中。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紧张变型:有一部分农人从家乡出发,走到中途,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人生操持。
他们不回去了,不再种田养鸡了。
原来的人生插曲演化成了主旋律。
这样的人我听说过几个,也亲眼见过一个。

我访问的这位“变型”农人姓丁,是长江上一条百吨级的运输船的船主。
他的儿子刚到入学年事,为了孩子上学,他卖掉了船,回到家乡。
他打算歇业两年,把上学的儿子安顿好,再找个差错重操旧业。
歇业是没有办法的事。
船主的生活本来是很稳定的,一家三口住在船上,彷佛一个水上运输个体户。
生活和收入都很好,本来就这样过下去就行了。
丁家在村落里没有屋子,原来的屋子毁了,他也不打算盖。
他的承包田已经转给了哥哥。

这统统都解释他不打算回来了。
但是儿子没法上学,这个问题难住了他。
于是妻子被迫下船,回到家乡带孩子读书。
只剩下一个人,船上的活就没法干了,于是他被迫歇业。
但是丁船主仍旧不打算盖房,他寄居在亲戚家里,一旦有条件就会连续当他的船主。
对他来说,还乡反而成了一段插曲。

像丁船主这样的人,在他的村落落里有将近二十个。
有的人买了上千吨的大船,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再回来种地养鸡了。
在外边发财买屋子的人,找到永久性职业的人,在我去的各个村落庄里都有几个,有的连户口都转进城镇了。
他们的外出已经成为迁移。
对他们来说,以家乡农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早已彻底改变。
乐意作这种改变的农人大有人在,问题是缺少能力和条件。

三、两种模式的制约成分

当代农人的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为的成分。

决定基本故事的成分,包括沉重的税费包袱,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狭小的地皮。
在人均不敷一亩的地皮上,栽种卖不出几个钱的农作物,再无偿上缴二三成的收入,这就注定了农人要向外探求机会。
只要地少人多,只要天下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暴涨,只要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不减少,农人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连续演下去。

决定变型故事的成分,包括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率,城市经济供应的就业机会,户口政策,教诲政策及干系的财政政策,等等。
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加繁芜,但也更随意马虎有所作为。

我访问了好几户外出回来的农人家庭,一个常常听到的还乡缘故原由,便是孩子读书。
城市的教诲体系排斥和歧视农人,由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
于是,由于城里人或者教诲部门的利益,其余一种人生故事便不得不上演。
这并不是由于农人不肯干,不能干,而是由于他们面对着一种歧视性规则。

譬如最开始谈到的小刘和小叶,他们为什么不能举家迁入天津?小房已经有了,并不须要多少额外的代价。
小刘也说,九八年大灾之后他去了天津,还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杂的事情。
他对天津的印象极好,认为事情的机会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种地高好几倍。
他给我举的例子有餐馆打杂、卖菜、卖水果和看收费厕所,这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
但是他不得不回来,由于孩子在城里无法上学。
让孩子上学的哀求切实其实太正当了,按照九年责任教诲的法律规定,这份正当还得到了法律保护,如此既正当又合法的哀求居然不能得到知足,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类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

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我看不出这种城乡分割政策与种族隔离政策和种姓歧视政策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
但我疑惑中国能否产生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样的人物,这不是人种问题,而是土壤和气候问题。

制约着这种变型故事规模的,还有许多政府方面的成分。
为了欢迎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北京和上海清理了许多路边的摊点,结果有大量农人被无偿赶走了。
这样的农人我碰着了两个。
他们本人倒没有多少怨言,彷佛该当如此。

这又让我想起了《汤姆大叔的小屋》里的那个诚笃的黑人。
但无论他们如何诚笃,不敢以城市为家的动机总是抹不掉的。
那里显然是一个很不屈安很不稳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来潮,他们就可能衣食无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变型故事恐怕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实在,这种城乡隔离政策也在侵害城里人。
大量的下岗失落业,其主要的缘故原由之一便是内需不敷。
而内需为什么不敷呢?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屯子市场,购买力上还比不过城市市场。
中国号称有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个中一大半是不能当整数算的。
这并不完备是由于他们不愿当个整数,而是遭到了限定。

总之,这许多人为或自然成分的变革,将决定变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转强,演化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
那将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的故事。

四、故事的历史

我参与的这项屯子调查,正式题目是“中国屯子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课题主持人是白南生和宋洪远。
2002年9月,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书名是《还乡,还是进城?》。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读到对古词的几条阐明:

“雁户”,居于异域之民户。
雁因时迁徙,故以为喻。
《全唐诗》三五七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使君扶侍赴唐州》:“洛苑鱼书至,江村落雁户归。
”(来源:《辞源》3306)

“雁户”,流庸谓之雁户。
唐编民有雁户,谓如雁去来无恒也。
【来源:(明)张自烈《正字通》,引自《康熙字典》亥集中九】

“流庸”,流亡在外受人雇用的人。
《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诏:“频年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
”《注》:“流庸,谓去其本乡儿行为人佣作。
”(来源:《辞源》2450)

雁户这个词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唐朝已经有了如此贴切的命名和相应的户籍分类。
按照这种比喻,我说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无非是雁户定居城镇,或者回归村落庄,两者必居其一。
但是,流庸这个词又把我带入了更深远的时空,使我意识到,在上述两种故事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多次重复的故事。

这是一个长达千年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没有闹出好结果的故事。

始元四年的诏书说,“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描述了公元前83年的情景。
此时,如果在家吃不饱,在外又找不到事情,流庸们将演出什么故事呢?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唐朝大墨客白居易的名字就被时人开过玩笑,所谓“长安居,大不易”,进城农人想必感想熏染更深。
在城镇找不到活路,无人雇佣,流庸就不能叫流庸,要叫流民,更古老的用词是“泼皮”,当代人熟习的词是“盲流”。
流民各处,博命谋生,啸聚山林,天下大乱,这是中国人非常熟习的历史故事,也是历朝历代总也闹不好的悲剧故事。

现在,雁户越来越多了,关于他们归宿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正是在数千年的悲剧背景上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