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首民歌，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已经很不随意马虎。能被记入官方所改动史，彷佛更不多见。而《敕勒歌》无论在文论中还是在史籍里，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今，都能屡屡见之，每每被人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征象级”的文化景不雅观。
《敕勒歌》最早见于唐人李百药撰写的《北齐书》。这李百药不只是史学家，还是鼎鼎大名的墨客。唐代还有一个史学家叫李延寿，在修《北史》时，也记录了《敕勒歌》。能被唐代大墨客、大史学家看得上并放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可见《敕勒歌》在被称为“诗的时期”“诗的国度”的大唐，已有很高的地位。受《敕勒歌》之影响，唐代许多墨客都有过吟咏敕勒川的诗作，像李白的《昭君怨》、王昌龄的《出塞》、张仲素的《王昭君》等。还有那个因才华横溢被唐人称之为“温八叉”的温庭筠，乃至专门写过一首同名的敕勒歌。
有宋一代，司马光在其编纂的《资治通鉴》中，也有对《敕勒歌》的专门记录（第159卷“梁纪十五”）。要知道，司马光可是北宋的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大文学家，《资治通鉴》影响之大更不用说了。北宋郭茂倩编的对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乐府诗集》，将《敕勒歌》全文收入。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中，也能见到对《敕勒歌》的关注。至于元明清的古诗辑录，乃至当代的古诗选本和中小学教材，则险些没有不选此歌的。在研究《敕勒歌》的文化人中，乃至不乏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众人吟诵敕勒歌，众人评说敕勒歌，众人探究敕勒歌。可见，这首短短的《敕勒歌》从出身之日起，就不断被人们瞩目和推崇，一贯活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期。
翻阅许多有关《敕勒歌》的文论和先容，不少都把《敕勒歌》仅仅看作是一首歌唱草原风貌的田园诗、山水诗。也有人说它写天，写地，写牛羊，遗憾的是没有写人。对此，我稍有不同见地。
我以为，《敕勒歌》是一首心灵之歌。从字面上看，彷佛没有写人，可诗中的天、地、牛羊，展现的是敕勒人的独特视角，折射的是游牧民族的情绪天下，反响的是游牧民族对天地的敬畏，对草原牛羊的爱恋，还有他们心怀天下、豪迈旷达的神采气质。“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里不是把穹庐比作天，而是把天比作穹庐，天空再辽阔、再高远，也不过是牧人的毡帐，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胸襟！
敕勒人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迁，实际上他们便是流浪者，流浪者便是浪迹天涯，以天下为家，而《敕勒歌》正是真实地反响了游牧民族的天下不雅观。
把《敕勒歌》纳入山水诗、田园诗的范畴也无不可，但谢灵运、陶渊明们的山水诗、田园诗，与《敕勒歌》不同。谢、陶的诗，寄情山水田园，大多反响的是仕途受挫后的苦闷和忧郁，抒发的是失落意文人的个人情怀，是归隐文人悠然见南山的情绪寄托。虽然不可以大略说是悲观的，但毕竟格局小了一些。他们看似看破尘凡、厌烦尘世，实在更多是躲避现实，探求所谓的避风港。而《敕勒歌》辽远苍茫、豪放壮阔，抒发的是一种大众情怀、天下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