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上来看，白居易与严羽提出的复古都是针对各自时期中诗坛涌现的问题而发起的。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开宗明义的讲他作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虽然并无李白“将复古道，舍我而谁”的大气概，但确实因此匡扶诗道为己任的，其云“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又云：“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并一反韩派墨客，积极攫取诗与社会性的联系；而严沧浪的复古，也是因宋诗受到晚唐卑弱诗风的荼毒而发起，故其方有“大历之诗，高者尚未识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随野孤外道鬼窟中”之论。
但是自命题而下，不论是学诗门径亦或是审美趋向都遂然扬镳分道，乃至还是不雅观念相左的。从诗学主见来看，白居易必以社会性为作诗的功能，集中在美刺时政，体恤万民之中。其《金针诗格》有“五理”之说，便全在这两点上：“一曰有美。美君有道德，以服远人。 二曰有刺。刺赋敛之重也。 三曰有规。规贤人行号令有不明时。 四曰有箴。箴佞人进而使贤人不仕也。 五曰有诲。诲明时草泽中，贤人不得用也”；而严沧浪却完备摒弃了诗的社会功能性，只从纯文学性的角度去品藻议论，乃至认为近代对诗体的功能性的攫取是非正道的，其《沧浪诗话》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笔墨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撤除主见的不同，白、严论诗还有“切实”与“玄谈”的差异。白居易在《金针诗格》论作诗之法字笔墨虽不多，但也算阐发肌理，其云：“诗之法有五：曰系统编制，曰格力，曰气候，曰兴趣，曰音节”，系统编制与格力，音节，是属于格律上的法门，而气候、兴趣则是文学性上的法门，但严沧浪则不同，严沧浪论诗只说一个“悟”，所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又云“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这都是不着边际的玄谈，论诗好坏，一定有好在何处，坏在何处，一昧的推为“妙悟”，不过是装头作脚罢了。
即以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为例，诗云：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不雅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从系统编制上讲，五言律诗是处于古体与近体的转变当中，句式变革较之七言更少，以是用语要自然朴实，宜用铺陈，孟诗便是如此，自登楼，写景，兴感，娓娓道来；而从气候上谈，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自不用多说，一蒸、一撼，精髓精辟沉稳；从兴趣来看，则结句稍逊气节，因此较杜甫《登岳阳楼》或有次之---------如此，以《金针诗格》的审美角度便能轻易区分各种利害，倘若要如严沧浪所言之“妙悟”，那便根本摸不到道路了。
薄今古之别与“自我”的捐弃
严沧浪的复古比白居易的复古还有一个更大、更恶劣的弊病，薄今人爱古人所引发的自我灵性的消耗。《沧浪诗话》引以为最高境界便是与古人诗的“互乱楮叶”，其论曰“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不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又云“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什么意思呢？在严沧浪眼里，作诗跟古人千篇一律方才为好；开元天宝以下无一可取之处，乃至认为本朝（宋）是“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即便是有可取之处，也是“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在这种不雅观念下，严沧浪将宋诗最为精粹的创见全然舍去，不能以笔墨为诗，不能以议论为诗，只能以脾气为诗-------那脾气的表示非笔墨乎？非议论乎?非才学乎？斯诚谬论。
《沧浪诗话》说要把杜甫诗放在枕边，所谓“即以李、杜二集枕藉不雅观之”，然杜甫论诗是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乃至论诗的《戏为六绝句》都因此议论为诗，又孟浩然诗有句云“鄙人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微云淡天河，疏雨滴梧桐”这不都因此才学、以笔墨为诗么？古人如此便可，今人如此便不可，严沧浪的这种狭义自菲的诗学显然是诗学发展的一大阻碍。文体的进步，并不是一味的模拟古人，而是如何推陈出新，自周、汉、魏晋、唐诗莫不如此而已。真要以“跟古人千篇一律”为诗学旨意，那么诗坛便不再有李白杜甫，也不再见有唐宋诗之盛了。
白居易则不同，虽然新乐府运动是为了纠正时弊，匡扶诗道，但他对通代的衡量饶是客不雅观的多。《金针诗话》论诗有四得“一曰有喜而得之者。其辞丽：〔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九枝花。〕”“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九枝花”句出李山甫《寒食》诗，李山甫生年不详，但生动韶光在咸通；“二曰有怒而得之者。其辞愤：〔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句出杜甫，“ 三曰有哀而得之者。其辞伤：〔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 四曰有乐而得之者。其辞逸：〔谁家绿酒饮连夜，何处红妆睡到明？〕”，“泪流襟上血，发变镜中丝”句出大历墨客崔峒《江上书怀》，“谁家绿酒欢连夜,何处红妆睡到明”则是白居易诗自举。--------所论之诗，跨开元、天宝、大历、咸通乃至自我肯定，比严沧浪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可惜的是，严沧浪的“妙悟”与“复古”影响尤大，逮至明代，不论是前七子还是后七子，都以此为理论主见，使得全体明诗坛都沉溺在复古中不可自拔，撤除明初刘伯温、高启，明末陈子龙、钱谦益等人之外，明中期间的墨客鲜能自主，上者如李攀龙专袭老杜，下流者更是相互抄剽，毫无诗学自傲的时期又如何能孕育出如唐、如宋的诗学造诣呢？当然，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虽然也略显刻意，但他能自我认知到不敷之处，白居易在《与元稹和答诗序》中便称自己是“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而辞繁，意太切而言激。然与足下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同时，白居易在倡导讽喻诗的同时，也能考试测验如《琵琶行》、《钱塘湖春行》、《长恨歌》等风格不一的作品。也正是如此，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能上承元、杜、张、王之系统，更从而扩大之；而严沧浪却只能荼毒明代而着诗以衰落了。
结言
总而言之，白居易与严沧浪的复古运动虽然动机是一样的，但两者由于诗学理念的差异与薄厚今古人的创作理念差异，终使得所转移的风会成截然二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