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超过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耐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触目惊心，可谓险些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夸奖，“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详细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同等的意见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浊世犹如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匆匆、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落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死活、重荣辱彷佛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去世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来源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附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去世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去世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不雅观”与“客不雅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不雅观物象表达的主不雅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绪关系的客不雅观物象。详细而言，意象便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不雅观情思的客不雅观物象，是客不雅观形象与主不雅观心灵领悟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不雅观物象经由创作主体独特的情绪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期间，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绪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感情，并终极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涌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紧张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太息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展性意象。
详细到《古诗十九首》，个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席卷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匆匆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匆匆织、秋蝉、蟋蟀。由于匆匆织是蟋蟀的别名，实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韶光易逝的诗歌。无论是“匆匆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闭幕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往后声音渐小且逐渐去世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光阴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感情。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去世。白杨为庶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常日以正面形象涌现，《古诗十九首》将空想的龟龄欲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为难刁难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匆匆、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好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成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墨客感慨四季变革、岁月匆匆的情绪载体。
末了，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旬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坚持不懈，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永生，相信生命会在去世后天下绵延不绝，盛行事去世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不雅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涌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掌握，且存在之短更是少焉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算作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续，紧张涌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龟龄、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空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抵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冷落、寂寥、悲惨的特点，表达凄凉、孤独、失落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墨客的精神天下，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薄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去世亡是人类一定的归宿，那么该当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想熏染，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凡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不雅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革。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干系。人类文明早期常日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中原文明的出身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缘故原由，提出了“定命靡常，惟德是依”的不雅观念，对富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看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定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期”，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民气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情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方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互助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天下不雅观、历史不雅观和道德不雅观，并以和平颠覆的办法拥护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空想顶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欲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整顿民气，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急的办法或办理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代价标准失落衡的时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口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欲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永劫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天下、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不雅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观点。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清闲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各类，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办法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办法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期，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不雅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不雅观念。两汉期间，两者在传承创新等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期间：两汉呈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不雅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涌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不雅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方向于纯挚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养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该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略的主要特色。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不雅观念上表示出政治教养向自由抒怀的变革，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不雅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往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期间，世世代代、父去世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浊世年夜水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期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武断崇奉。迨至秦汉新立，依赖战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乃至演化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期间，先秦儒家的大同空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发布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上风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役频发、地皮吞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出息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崇奉崩溃、阶层固化、生活困难中实现民气抱负，正如桓、灵期间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明净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崇奉和生存的双重危急，文人们将部分把稳力从宏不雅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少人生代价实现路子的痛楚沉吟，更是过渡时期安顿失落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光鲜的时期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期转向玄学时期、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