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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9岁的东北铁岭姑娘齐邦媛，联考进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由重庆前往四川乐山。一年后的期末考试，齐邦媛英语成绩整年级第一，收到了一份来自武大教务处用羊毫写的关照，大意是：教务长要见她。
武大的教务长要见一个一年级的大学生，齐邦媛“惶恐多于荣幸”（《巨流河》）地去了，走进教务长办公室——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颜”。这位“老头”，时年47岁。他便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教诲家、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
“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问及学生为何报哲学系后，朱光潜接着说，“现在武大迁居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彷佛没有研讨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生平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根本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暑假过后的秋季开学，齐邦媛坐在了武大外文系的教室里。
齐邦媛终于听到了朱光潜的英诗课。当朱光潜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 ... 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 （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他竟然语带哽咽，轻微停顿又连续念下去，念“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为我嗟叹）“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朱光潜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溘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齐邦媛心想，大概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期，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
坐在台下的齐邦媛可能不会知道，时期的困难困苦，恐怕还非她所想的那样。台上的老师，可以说有“内忧外祸”——外祸自不必说，内忧在于作为教务长的朱光潜，面临诸多来自当时“教诲部”的压力。
就在齐邦媛进入武汉大学之前的1941-1942年，国民党“教诲部”“中心党部”多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逼迫一批学生离校，这个中就有朱光潜的学生张高峰。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壁搪塞“教诲部”，一壁向张高峰等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谨慎行动，直到1942年夏天，张高峰等人毕业安全离校。张高峰后来成了著名的，1942年河南灾情便是通过他的宣布进入众人视野的。毕业后两年，经朱光潜批准，张高峰又转入历史系，回武汉大学连续读书，还得到战区学生甲种贷金坚持生活。
我们常说教诲要“因材施教”，实在因材施教是有条件的，那必须是“慧眼识才”。能够“创造”学生，才能根据学生的情形进行教诲。很显然，朱光潜在齐邦媛、张高峰身上做到了。
除此之外，朱光潜学贯中西的教室，确实是诸多学生美好的回顾。
他在清华兼职授课时，也有过一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学生，名叫季羡林。当时20岁高下的季羡林，选了朱光潜的文艺生理学。
季羡林在50年后回顾说：“我选了这一门课，负责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觉得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朱师长西席不是那种滚滚不停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彷佛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先容西方各国盛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
另一位学生方敬也回顾说：“上了他的课，学生总有所获，以为充足和满意。乃至住在北大附近的人也慕名跑到红楼来‘偷听’他的课。朱师长西席不像有些洋教授那样一股洋气，空谈洋话，虽然他在外国生活多年。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笃学的良师。”（《朱光潜纪念文集》）
从这些回顾中，不难窥见朱光潜传授教化的谆谆教导，从北国古都到四川乐山，再回未名湖畔，朱光潜通过中国诗词勾引学生体悟英国诗歌之精髓，使两种文化在深层次上得以沟通。如果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很难对西方诗歌和中国诗歌作这样深入浅出的阐释。这对付资质好又好学的学生而言，是何其幸运！
斯人已逝，风骚可再否？既能慧眼识才，又能中西融贯，这样的教诲家，是任何一个时期都须要的吧？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中国西席报》2021年07月14日第13版
作者：匡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