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山东人，不能不神往齐文化。作为中国人，不会不熟习齐文化。它是无尽的风云往事，无数的风骚人物，挂在我们嘴边，淌在我们血里，可又太厚重、太博大，乃一本翻不完的大书。当我鼓足勇气，走进临淄故都，如登天河，四顾庄严残酷；栗栗危惧，而又不克不及自休。短短一日半的行程，参不雅观了齐文化博物馆、拜会了姜太公衣冠冢、凭吊了牛山管敬仲墓。神游千载，归来略述繁华。
（上篇）泱泱齐风：致思齐文化博物馆
东夷千秋
“齐之所以为齐者，以天齐也”。《史记正义》开宗明义讲述了齐地出生的非凡——临淄古城东南有一处天齐池，先民相信此乃“天之腹脐”，由是成为神圣的“天主之祠”，在齐地“八祠”中，“天主”无疑高居宇宙至尊，临淄带着王者桂冠降临世间。
上古笔墨中，“齐”字或像一簇麦穗，或像一簇箭头，尘世之中，农业乃文明的根本，武力乃立国的条件。世代成长于斯的东夷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汇成中华民族的主干，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行。东夷的“夷”字，像是一个威武的山东人背负弓箭，然而这里又是“仁而好生”的“君子之国”，奠定了山东人与生俱来的气质。毕竟，海岱之国乃托起朝阳的地方，齐鲁先民以思想文化的光芒，照亮了文明进程，塑造着民族面貌，齐地乃聚焦点之一。
早在与“北京人”相称的旧石器早期，“沂源人”就在齐地留下了足迹。历经漫漫时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一步步蜕变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踏出“上百万年文明起步”。约一万年前，山东先民迈入新石器时期，向着文明的曙光进发，从三皇五帝到虞夏，历经考古学上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谱写出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深厚的历史根基，壮阔的历史舞台，使东夷人成为缔造中华文明、中原民族与早期中国的紧张贡献者之一。
个中，五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农业时期，见证了文明的孕育与国家的出身，陵阳河陶尊便刻有图像笔墨。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期，与五帝开辟中原之功相对应，黄河高下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局势。这一期间，继三皇之尊的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以及战神蚩尤之后，伟大的东夷领袖虞舜接管唐尧禅让，建立了虞朝。此后，东夷先哲皋陶、伯夷一度成为帝位继续人，伯夷虽因夏朝门第界未果，但其后代姜太公辅佐周朝崛起，成为齐国开山祖师；嬴姓在山东出发，终极建立了第一次混一万邦的秦朝，究竟君临天下。
夏商千年之间，夷夏东西，恩恩怨怨，上演了东夷首领后羿代夏、夏禹子孙少康复国，历经无数互换交手，终将碰撞领悟定于一尊，东夷部族臣服于中原地带的中心政权。有种说法，代夏而起的商朝乃东夷分解而来。贩子和东夷同样以禽鸟为图腾，直到商朝覆灭，东夷长期是商朝统治的主要根据地，临淄西北的薄姑乃其主要方国，济南大辛庄则是主要据点之一。据王国维师长西席考证，商朝的亳都很可能就在曹县，迄今有商汤陵遗址。
太公首封
彻底改变上古东夷文化面貌的，是西周封建齐鲁。八百年间，东夷时期逐步淡出历史，从文化到血脉与诸夏领悟无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中，齐鲁文化横空出世。在今日山东的版图上，以“五岳独尊”的泰山为中央，南部地接中原的鲁国，循着周公之子伯禽“革其俗、变其礼”的建国思想，发展为东方礼乐中央，“郁郁乎文哉”，孕育了孔子、孟子等伟大先圣；北边坐拥山海之利的齐国，领悟夷夏奋发图强，成为压倒一切的东方大国。如果说春秋战国乃中华文明史上的“轴心时期”，那么齐地便是思想文化进步的“重心”之一。其奠基国本者，正是与“文圣”孔子并称“武圣”的姜太公。
人类历史，总是以地理环境为舞台。吕思勉师长西席说，“亚洲的东部，在世界上是自成其为一个文化区域的”，这个广阔区域声气相通，奠定了中华文来岁夜一统的基因，使得“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山东乃早期最紧张的参与者。步入春秋战国，“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恰好分布四方，鲁国等老牌中原大国，“反夷为二三等国了”。个中的规律，在于新兴大国“由于和异族靠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边陲亦易于拓展”，拥有后发上风，其间隐蔽着齐国历史的格局。
在兴周灭商的革命中，“师尚父谋居多”，姜太公以首功封齐，《晏子春秋》追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担负起雄镇东方的重任。齐国的出身并非大略的“空降”，而是来自艰辛的开拓。东夷方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强者如林，商朝灭亡缘故原由之一便是在东夷穷兵黩武，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周之际，“会纣之乱而周初定”，太公首先面对的便是土著“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太公以霹雳手段，对外击败莱侯，对内弹压“顽民”，迅速稳定了政局，随即动手全面培植。
此时的齐国“地潟卤而公民寡”，太公领导先民“辟草莱而居焉”，制订了三大国策：在政治培植上，“举贤尚功”，不拘一格降人才，号召实干兴邦，鼓励干事创业；在文化培植上，“因俗简礼”，立足国情世情民情，简化周礼，履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迅速赢得公民；在经济培植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比较上风，开拓矿产资源，打造“海上山东”，以农工商并举，推动折衷发展，加强货币管理，发展对外贸易，迅速实现国富民强。“齐国制造”广泛赢得国际市场，“冠带衣履天下”。这些宝贵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齐国历史传统，迄今用之不竭。
西周开国不久，武王去世，爆发“管蔡作乱，淮夷畔周”，新政权风雨飘摇。艰危时候，太公与周公两位元老东西两线出击，一举平叛，再造周室。成王命召康公付与太公征伐大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太公以其神妙莫测与劳苦功高，为齐国霸业奠定了雄厚根本，首创了永久的齐文化。
春秋霸业
回顾历史，太平的光阴总是那么名贵。周室东迁后，中心政权急剧衰落，意味着社会陷入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忙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礼崩乐坏，王纲解钮；兵戈碰撞、蛮夷入侵；思想交手，打算纵横，数百年间上演着苦难辉煌。面对“内外多事，亟亟不可终日”之局，霸政时期到来，齐国注定不会无所作为。
按钱穆师长西席概括，“霸者标义，大别有四”：一是“尊王”，把中原诸侯在共同旗帜下组织起来，客不雅观上“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心郡县大一统国家之酝酿”；二是“攘夷”，保存中原文明，抵抗外来侵略；三是“禁止篡弑”，采纳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种手段，掩护联合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四是“裁制吞并”，在盟主主持下，掩护各国安全主权发展利益。因此，“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央”，补充着中心统治力量的空缺，而“其事创始于齐”。
春秋之初，庄公、釐公父子为政百年，国势持续稳定，国力持续发展，形成“庄釐小霸”之局。襄公继位后，虽昏庸无道去世于内乱，导致齐国接连政变，但依赖强大国力，仍向东攻灭纪国，向西吞并今菏泽境内的郕国，使齐国版图直通山东。诚如后来《管子》总结的：“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泱泱天齐，乃英雄用武之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辅佐下，降服管子辅佐的公子纠，率先返国攫取君位，是为桓公。鲍叔牙深知管子具有“宽惠爱民、治国不失落秉、忠信可结于诸侯、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使百姓皆加勇”的王霸之才，举荐代替自己出任首辅。桓公放下夺位中险些将自己射去世的一箭之仇，定计在鲁人刀锋下抢出管子，造诣齐国霸业。
管子当政后，立足当时紧张抵牾，统筹国际海内两个大局，“修旧法，择其善者而创之”，在继续传统根本上与时俱进，大刀阔斧实行全面改革，环绕内政外交，履行“尊王攘夷”、“选贤任能”、“官山海”等一系列重大国策。例如：
在地方管理中，“三其国而五其鄙”，意在加强中心集权，“作内政而寄军令”，实现寓兵于民；在政府培植中，建立逐层选拔人才的“三选”制度，为人才进入系统编制打开通道，避免社会阶层固化；在阶层管理中，实施“四民分居定业”，使民众世代安守职业，提高社会生产力；在农业政策中，实行“相地衰征”，即在一定意义上履行“包产到户”，引发农人生产积极性；在经济系统编制中，创始盐铁专卖，为政府开辟了稳定而丰硕的财源。同时，统一货币，平抑物价，招商引资，刺激消费，加强宏不雅观调控，储备计策物资，为霸业奠定了雄厚根本。
保持计策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永久是大国面临的紧张磨练。依托强大的综合实力，管子辅佐桓公伐戎救燕，迁邢存卫，问罪强楚，安定周室。在葵丘会盟中，桓公主持盟约，掩护各国政治统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周襄王一度遣使参会，齐国霸业达到了顶峰。孔子盛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齐桓君臣驱逐蛮夷，存亡继绝，史载“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从”，以信义赢得诸侯，保卫了中原文明共同体。即便崇王贱霸如孟子，也充分肯定“五霸，桓公为盛”。
苏洵《管仲论》有云：“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管子去世后，桓公年迈昏聩，重用奸佞小人，一代霸主饿去世深宫。“五公子各树党争立”，骨肉相残，篡弑相继，齐国霸业在悲剧中落幕。但历经起伏，齐作为东方大国的地位无法撼动。齐晋鞍之战失落败后，顷公调度政策，对内取民众，对外“厚礼诸侯”，逐步走出败北阴影。此后灵公吞并莱国，将全体山东半岛纳入囊中。
中经崔褚杼之乱，庄公去世于荒淫。景公登基，在一代名相晏子辅佐下，保持长期安定，经济繁荣，市价晋霸衰弱，形成晋楚齐秦各霸一方之势。《史记》高度评价：“晏子事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晏子倡导以礼治国，薄敛省刑，对外折冲樽俎，不辱君命。只管与孔子在政治上颇有抵牾，不妨碍孔子对其充满敬意，夸奖“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
大国最大的危急，总是在内部裂变。景公时期，君轻臣重的“病灶”已经形成，《左传》载晏子已经忧虑“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预见到“齐其为田氏乎！
”田齐先人原为陈国公室，桓公时避乱来齐，历阅历久发展成为大族。利用公室昏庸腐烂，攫取民心成为关键一招：贷给群众粮食时以“大斗出，小斗进”，小切口大文章，没有引起景公当心。其局势是“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晏子去世后，田氏在外结援诸侯，在内废立君主，争取各方面力量，一步步把持朝政。到了平公时，田常提出“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操纵法律大权剪除异己，伶仃公室，“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直接掌握的地盘已大于公室，姜齐时期靠近尾声。
战国纵横
纵不雅观春秋之末，“霸政衰微，变而为大夫执政。”在晋国，韩赵魏消灭知伯三分其地，加快了田氏攫取政权的步伐。机遇成熟后，田和通过魏文侯遣使周天子，承认了田齐的诸侯地位，“列于周室”，确立了政权合法性。田氏代齐，成为历史进入战国时期的主要标志。战国二百数十年间，惨烈的大国对决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社会最动荡、打算最精彩、思想最生动的期间。留下江山一统，百家争鸣，永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形态，而齐国乃最紧张的舞台之一。
到了威王时期，以继续齐桓霸业为己任，起用邹忌、孙膑、田忌、淳于髡等卓越人才，改革内政，富国强兵，终于“一鸣惊人”。在战国之初的大国争霸中，齐军以围魏救赵、增兵减灶等经典战术，先后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击败魏军主力，取代魏国成为新的霸主。迫使昔日自封“夏王”的魏惠王到徐州朝齐，两国互尊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十余年后，魏国又联合韩赵等国发起“五国相王”，借以建立对抗齐秦等一等强国的“统一战线”，虽因大国抵制未达到预期效果，标志着周王威信彻底损失。
宣王继续威王余烈，“欲辟地皮，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志在一统天下。利用诸侯相攻、燕海内争之机，命大将陈璋率兵“三旬日而举燕国”，取得惊人的军事胜利。但由此造成“国际均势动摇，各国环顾不安。”孟子警告：“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弗成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建议宣王“谋于燕众，置君而去之。”宣王审时度势放弃了盘踞，虽一度让万乘之燕臣属于齐，双方从此结下了深仇。
汉《盐铁论》总结，愍王继位后，“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齐国霸业达到了顶峰，一度涌现“秦昭王为西帝，齐愍王为东帝”的局势。然而《荀子》所谓：“庆者在门，吊者在闾”，齐国强势扩展严重毁坏了国际均势，此时的愍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同谋而伐之。”燕昭王捉住复仇机会，委任名将乐毅，联合五国之师，一举击败高下离心的齐军，“取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愍王在流亡中去世于非命，齐国屁滚尿流，秦国成为独强。
反思这段历史，印证了孟子当年的和平崛起路线：“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异于邹敌楚哉？盍亦反其本矣！
”列强虎争，天下“以攻伐为贤，”孟子以公民为中央的仁政思想看似迂阔，却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危难之际，田契以卓越的军事天才力挽狂澜，坚守即墨期间，鼓舞军民同甘共苦，同仇敌忾，“将军有去世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捉住燕昭王辞世之机，奥妙利用燕海内部抵牾迫使乐毅去职，随后以诈降麻痹燕军，摆出火牛阵一举破敌，乘胜收复故土。田契“遂以复齐，遽迎太子于莒，立之以为王。襄王登基，君王后以为后，生齐王建，”齐国迎来末了的复兴。
齐王建继位后，依赖母亲坚持政局，“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母亲去世后，任用小人得志的娘舅后胜执政，被秦人的糖衣炮弹打得一败涂地。《战国策》留下了齐国的去世亡记录：“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在长达两代人的太平日子里，秦人纵横捭阖，远交近攻，齐人苟且偷安，醉生梦去世。可怜八百年英雄乐业，一旦以屈辱的办法，汇入了大一统的年夜水。
稷下星空
回顾历史，大概最让人震荡的，不是早已消散的霸业云烟，而是经久弥新的思想文化。稷放学宫通过它传播的思想，永久沉淀在我们灵魂深处。
战国之世，“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在激烈竞赛中，人才与思想成为关键变量。汉代《论衡》所谓“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各国争相“养士”。田齐桓公时，即在临淄小城西面的稷门建起学宫，履行人才强国计策。到了威宣时期，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更要以优厚的报酬、宽松的环境招致天下贤达。或“开第康庄之衢”，或赐予“上大夫”之位，各派学者在此“议论而不治，”可以专心聚徒讲学、自由辩难，著书立说，指示江山。一时文星闪耀，司马光所谓“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一百五十年间，稷放学宫引领文化潮流，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央，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例如：
儒家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孟子曾长期游历稷下，《孟子》书中大量篇幅来自与齐宣王的对话，传播王道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政治文明的正统不雅观念。荀子乃继孟子之后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襄王时在稷下“三为祭酒”，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高足，成为法家代表人物，匆匆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管子》内容极为宏富，被今人誉为“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梁启超师长西席指出，“《管子》一书，实国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书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战国时其后辈所纂述，”即来自稷下管仲学派。今人颇感陌生的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学说，认为“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焉”。以今日环球眼力看来，岂不信然！
其“五德终始说”，成为历朝阐释其受命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
历史进程中，“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齐国灭亡后，中经秦朝文化灭绝，汉代文艺复兴，流风余韵所在，齐鲁之学独领风骚，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汉初以“黄老之术”为立国辅导思想，主见“与民安歇”、“无为而治”，涌现了“文景之治”，其理论源头即出自稷下。西汉重经学，汉初“五经八师”中齐人占一半，董仲舒即公羊学大师齐人公羊寿弟子。适应大一统的须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千年来凝聚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故《汉书》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此后，以儒术拜相的齐人公孙弘，成为儒学独尊的紧张推动者之一。齐地文风骀荡，到了东汉之末，郑玄冲破今古文经界线，宗古兼今，深通博达，集两汉经学之大成，齐文化从高峰走向高峰。
泱泱天齐，从未谢幕，来自日出东夷，汇入历史星河，凝聚成残酷的齐鲁文化，永久照彻东方文明的时空。
（中篇）周师齐祖：致思姜太公衣冠冢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根据太史公记载，姜太公是我们山东人最伟大的先人之一。“封神”之后，留在故都临淄的，是他的衣冠冢。
《礼记》云：“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太公辅佐文武二王，缔造周朝八百年江山，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面貌。商周革命之际，“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谋计居多”，武王开国，“于是封元勋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太公不仅是齐国的开山祖师，更是王朝的柱石；不仅首创了齐文化，更是中华文化中神明般的存在。返葬于周，发迹之地，也就顺理成章。而齐国子民不可能放下对太公的追思，于是有了这座衣冠冢。如今临淄人重立祠堂，守护神圣的祖脉。
太公冢前，耸立着刻有武成王名号的石碑。《史记》云：“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可以说是中华军事文化的鼻祖，历来被作为武贤人顶礼膜拜。李唐时期，太宗便借用太公的神力，自诩太公转世，戡平祸乱。玄宗时诏令各州建立太公庙，“乡供武举人上省，先令谒太公庙。每贺年夜将及行师克捷，亦宜告捷”。肃宗时追封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与文圣孔子并列，成为文韬武略的最高象征。太公以其神鬼莫测，以神明形象活在子民心头。中国人可以不知道他的《六韬》，没有谁不知道封神榜。
衣冠冢下，簇拥着太公后裔诸多姓氏的先祖碑。令人震荡的是，包括丁、高、卢、许等大姓在内，太公后裔多达上百个姓氏。太公一脉出自炎帝，虞夏之际，“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于是被我们胡姓的先人大舜封到了吕，故太公“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绕行古冢，仰望太公功德巍巍、血脉繁昌。他的神明照耀万古，他的子孙遍布万国，这看得见的神力，岂是区区神话所能譬喻？
然而造诣太公伟业的，依然是齐文化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在太公的擘画里，周朝革命成功，不可能仅仅是靠“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所谓“公民是历史的主体，”讲的是天道。史载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为推翻商朝政权，制订了“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的伟大政略。政略的展开，固然是《兵经百字》总结的“谋成于密而败于泄”，但核心仍是“修德”。后世兵家《素术》第一章云，“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欲。”统统从实际出发，得贤才之辅佐、诸侯之推戴、民气之归附，乃周朝得天下、守天下的根本。太公所谓“国之大务”，不过“爱民而已”。
《六韬》一书，以太公与文王父子的对话，展开了治国平天下的文韬武略，宋代列于武经七书之一。大概最初是“著于金版”，珍藏于国家档案，由齐桓时期或稷放学者编著而成。要之如此伟大的思想方略，只能来自开天辟地的历史实践。上古中华元典的降临，彷佛总是来自经典的时期，历经后人无数心力凝集而来。与孙子、吴起等将领著作的兵书不同，《六韬》从平天下的政略展开，并非纯挚阐释军事打算。唯有太公辅周灭商，方有如此格局。
五百余年“大邑商”，中后期逐步丧失落了先人的优秀传统，“帝甲淫乱，殷复衰”。到了“帝乙立，殷益衰”。国势至此，“材力过人”的纣王登基，“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让人想起隋炀帝——没有过人之才，不敷毁灭统统。而此时的“小邦周”，文王继位，“尊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只等天赐贤人，辅成大业。
如太公所言，此时老大帝国的商朝，“曼曼绵绵，其聚必散”；韬光养晦的周人，“嘿嘿昧昧，其光必远”，面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太公博闻，尝事纣”，洞察商朝风尚颓败、吏治腐烂、经济凋零，“此亡国之时也”。一旦革命力量顺天应人，“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以卓越的思想、崇高的道义、强大的武力，必将开辟新时期。于是太公离开商朝，“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西伯”。
太公从前历尽坎坷，《尉缭子》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孟津，七年余而主不听，大家谓狂夫也。”这段经历，令人想起《商君书》的论断：“有高人之行者，必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毁于民”。没有谁能够理解太公，磨难可以造诣太公，终于在改天换地的历史戏院，迎来与文王的千载一遇。被《六韬》静水流深的片头，演绎的荡气回肠。
故事的主题，从文王出猎引出，卜者谓“兆得公侯，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在渭阳之滨“卒见太公，坐茅以渔。”肚量胸襟天下的圣王，碰着了超凡入圣的高士。太公的讲述，从钓取天下之道展开：“钓有三权：禄等以权，去世等以权，官等以权，”联络天下英才，出生入去世，共展宏图。实现“天下归之”，最根本的是依赖公民、为了公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落天下。”所谓道、德、仁、义，不见得高谈性理，在于尊重人性、顺应人情、凝聚民气，与公民同甘共苦，为公民兴利除害，让公民安身立命。一席话打动了文王，“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我不相信有如此神奇的历史瞬间，然而只有如此瑰丽的历史画面，才能揭示真正的历史精神。探求历史原形，不见得拘泥于历史细节。作为一代圣君，文王关心的首先是天下治乱，究竟取决于天心还是人事？太公以唐尧的历史履历，指出“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唐尧的伟大，在于“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把握历史规律，不按照自己的主不雅观意志瞎折腾。制订一系列施政纲领，实现廉明从政，发展经济，醇厚风尚，严明法度，保障民生。“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为周人的建国大业，指明了提高方向。
其核心思想，仍不外乎以人为本：“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在生产生活各方面，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治国理政，力求“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把公民群众中蕴藏着的聪慧和力量充分引发出来。奇迹的长盛不衰在于作风培植，“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务必保持谦逊谨慎、不骄不躁、艰巨奋斗的作风。长于联络统统可以联络的力量，“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把稳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在国家管理中，以一二三家当的折衷发展，确保经济繁荣、民生稳固，把经济命脉节制在国家手里，武断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势力，“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对付各种敌对势力，则要敢于斗争，果断出击：“日中必慧，操刀必割”。
奇迹成败，关键在人。太公对干部队伍的选拔提出了六条金规：仁、义、忠、信、勇、谋，包含了今日“信念武断、为民做事、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明”的好干部标准。对干部的稽核利用，强调考察政绩，用人所长，“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材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实在”。保持客不雅观公允，杜绝团团伙伙，“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武断避免“奸臣以虚誉取爵位，因此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完善干部勉励和问责机制，“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做到奖罚分明，能上能下。惩处拉帮结伙、生活腐蚀、欺凌群众等“六贼”，当心投契钻营、高谈阔论等“七害”，包括武断打击“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的各种邪教邪说。
在最高领袖倔强领导下，周人培植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奇迹，力求公民推戴、干部忠实、管理高效，实现“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保障军队思想统一、指挥有力、纪律严明，“凡用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进而以神鬼莫测的军事艺术，发挥出强大战斗力。伟大的政略，为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奠定了雄厚根本。
“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性无灾，不可先谋。”太公主见把握历史大势，站在历史精确的一边。看重调查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握事物实质，作为决策依据。“何啬何忧，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事物自有规律，须要“优之游之，辗转求之”，从而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不雅观点新论断。面对“商王虐极，罪杀不辜”的暴政，公民亟需得到解放，“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合作，同好相趋”。在攫取政权的斗争中，“取天下者，若逐野兽，天下皆有分肉心”。关键是“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践行群众路线，建立统一战线。
但攫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要接入文明正轨，实现以公民为中央的发展：“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依赖公民，顺应时期，“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因此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理顺政治关系，完善地方管理，加强思想文化培植，“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终极实现“各乐其所，人爱其上”的和谐社会。在政治路线上，武断避免“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导致“高下不安其命，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落。”
面对尖锐的国运之争，不仅是综合实力的竞逐、军事斗争的对决，太公总结了从民气人工作面上颠覆仇敌的“文伐之法”，例如“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无论是对干部的糖衣炮弹，还是对民众的奶头计策，令人高度警觉。太公重视政策和策略的极度主要性，面对大国竞赛，主见要长于“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重以众”，警告“太强必折，太张必缺”。从历史履历看，譬如春秋时吴国因争霸胜利而猝去世，日本因四处侵略而屈膝降服佩服，可谓确论。但统统的统统，还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启天下。”
感怀古今，神游千载。太公给我们留下了光耀万古的思想财富，珍藏在齐文化的宝库里，让一代代中国人顶礼膜拜，喷鼻香火永传。
（下篇）中原一相：致思牛山管敬仲墓
最初知道牛山，是由于孟子游历齐国时的评论：“牛山之木尝美矣”。《晏子春秋》上齐景公君臣登临牛山，一句“堂堂之国”的眷恋，让人把牛山与临淄的大国气候融汇在一起。二三千年前，在这临淄近郊的名胜，可以俯瞰都会的繁华，可以畅享林间的野趣，也成为许多齐国王公身后的归处。齐桓公、齐威王……在这里可以遥见许多辉煌的背影。当泱泱天齐早已汇入历史的星空，让我有缘与牛山偶遇的，是由于管子——今人在坟茔旁建起了宏伟的纪念馆。当牛山不再因齐都而显赫，终因管子而长青。
作为中国人，当然崇拜管子，何况身为齐国故地的子民。一部《管子》，由管子生前首创的思想与奇迹发展而来，煌煌八十六篇，在诸子百家中裒为巨帙，被誉为“百家争鸣的高潮”，而又超越百家之门庭，凝聚着经典时期最经典的聪慧，席卷着国家生活各领域的窍门，让人望洋兴叹而又取之不尽。我们很难认识管子，而梁启超师长西席一句大略的先容已经足够：“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头也”。对付先哲的伟大思想，后人“虽不能至，而或详细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暮也，国于是乎有以立。”万古长青的，乃思想之伟力。
管子的伟大，不仅仅是一时的霸业，不仅仅是精彩的打算，而是来自中国人为国为民永恒的忧思。当面对齐海内争，去世生之际，管子的选择是“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出处进退不以统治者荣辱为标尺，而是为了国家——公民最大的凑集体。一代伟人，对担负的义务有宏远的期许：“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去世，则齐国不利。”关于国家的起源、性子与意义，无疑在中外政治学说中居于根本位置，《管子》没有像近当代西方学者那样提出“必要的恶”，而是崇奉国家乃“必须的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国家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让人们过上有秩序、有肃静的文明生活。在管子心目中，“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民本与威权的中道在于，“民者，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从这一思想源头出发，也就不难明得，在辅佐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的斗争中失落败后，召忽年夜方殉难“自刎而去世”，管子则甘冒“不仁”之名，出任桓公的国相：“然臣之不去世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去世纠也，臣不敢”。伟人之为伟人，在于心怀远大，绝非偷安怀禄。破解齐国接连内乱造成的危局，必须规模远大，积极进取：“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而大国复兴的根本，不在于穷兵黩武，在于厚爱公民。面对列国竞争之局，管子提出了一个核心政治命题：“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因此，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以公民为中央，尊重公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深深扎根于公民群众。《管子》开宗明义，为国家长治久安留下了金科玉律：“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养之”，始终与公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对公民群众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所出”，乃知所谓大道无关空谈，要着力办理年夜大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此则“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毕竟，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关乎国运盛衰与奇迹未来。
既然以人为本，首先要厉行民生主义：“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季，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遵照经济规律，守住民生底线，创造美好生活；关键要塑造国民精神：“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对付时期兴衰的绝对主要性在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此，要加强精神文明培植，树立核心代价不雅观，“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实现“教训成俗”。
这些思想，与孙中山师长西席“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天下”的论断一模一样，揭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当代国家实践中得到印证。
以人为本，一定要依赖公民群众：“因此明君顺民气、安脾气，而发于众心之所聚。因此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则因此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用本日的话说，始终坚持与公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定要依赖人才强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生之计，莫如树人。”用本日的话说，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计策资源；一定要依赖民主监督，齐桓公曾问管子：“吾念有而勿失落、得而勿亡，为之有道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每一个时期关心的问题。管子总结从黄帝到尧舜禹汤的历史履历，在于广泛听取公民见地，积极接管公民监督，倡议设立“啧室之议”，用本日的话说，便是让公民起来监督政府。
依赖公民，终极是为了公民。在《管子》的国家空想中，“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以是成功扬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代表最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乃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伦理不雅观。管子告诫统治者，倘若骑在公民头上飞扬跋扈，“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分开群众是最大的危险，究竟会被公民抛弃。
站起来，富起来，才能强起来。梁启超师长西席总结，“管子治术，以法治主义和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在传统分类中，《管子》每每被划入法家，而丰富的经济思想在百家中独树一帜，在面向经济主沙场确当下，尤为宝贵。梁启超师长西席对法治的要义，从建国立政的高度作出理解读：“而此国家主权者，则于国家成立之始，同时存在者也。主权之表示在外者谓之法，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道理，亦事之必不可得者也。”全面实行依法治国的极度主要性，通过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训，弗成贵到印证。
《管子》对法治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全面论述，险些霸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法治对付国计民生的主要性，《管子》做了生动阐释：“法者，民之父母也。”法律对付苍生，既是严父般的管教，更是慈母般的爱护。由于“法者，天下之仪也，以是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律为规范社会生活，确立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代价标准，使人们得到秩序的保障。通过完全的立法体系，“法者，以是兴功惧暴也，律者，以是定分止争也；令者，以是令人知事也”，为公民兴利除害，让公民各安其分，使公民知所趋避。在《管子》看来，“仁义礼乐者皆出乎法”，以法治保障德治。对付社会构建而言，“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民气、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倘若没有法律，社会将一盘散沙，动荡解体。
法治的逻辑是：“事督乎法，法出权，权出乎道”，国家设立行为规范，出自代价的权衡，来自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因此，立法要“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木之性，公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制订法律，一方面要统一稳定，“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一方面要与时俱进，“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与民则祥，法者不可恒也。”法律管理贵在政策适中，“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落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通则难用。”实行法治的关键在于领导公民带头遵法，“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妨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君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法治社会的崇高空想是，“君臣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有法必依，司法必严，违法必究。
实现齐国的复兴，须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须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势必把经济培植放在中央位置。我们看到，《管子》大量篇幅涉及经济管理，《轻重》十九篇尤为大不雅观，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根本命题：“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自古“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王道。发展为了公民、发展依赖公民，“故善者势力之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而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公民对美好生活的神往，乃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在此过程中，“市也者，劝也。劝者，以是起”，倘若“无市，则民乏矣”，发展市场经济，让公民勤恳致富、各得所需。施政中减税降费、让利于民：“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纵不雅观《论语》《荀子》等各大经典，藏富于民的思想一以贯之。
在经济系统编制中，管子强调国家掌握商品流利，更好发挥政府浸染。率先提出“官山海”政策，对盐业、矿产等计策物资履行政府专卖，确保财政收入，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突出宏不雅观调控浸染，“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政府在大宗商品价格较低时购入，上涨时抛售，即稳定物价又增加财政收入。尤为名贵的是，管子主见优化营商环境，致力招商引资：“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粟，五乘者有五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让政府当好做事客商的店小二。反复强调粮食安全，“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由此可以瞥见粮食战役与货币战役的威力。主见刺激消费，“积者立余食，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提升消费拉动经济，扩大群众就业路子。
法治的树立，经济的发展，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面对王室衰微，群龙无首，中原各国持续动荡，少数民族大举入侵，管子寻求最大公约数提出“尊王攘夷”，尊重彼此核心关怀，实现各国普遍安全，建立中原命运共同体。“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齐国以外交手段为主，武力手段为辅，造诣了“五霸，齐桓为盛”的伟业。以亲诚惠容的理念赢得诸侯，“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疆，则边疆安，边疆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患生难”，反对基于实力原则，大搞霸凌主义。不断发挥负任务大国浸染，“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掩护中原天下和平正义。管子以一系列富有齐国特色的大邦交际，“因此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齐国的霸业，被孔子称为“仁霸”。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和平来自强大的国防实力。《管子》告诫：“君之以是尊卑，国之以是安危者，莫要于兵。”只能依赖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守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管子坚持富国和强军雷同一，形成军民领悟发展格局：“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工制作、人才军队、军事演习、情报系统、打算运筹，确保敢打必胜。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改革创新，齐国依赖强大武力，造诣了存亡继绝的霸业，保卫了中原文明的成果。孔子盛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
二千多年过去，走过地老天荒，阅尽天下兴亡。走进牛山，站在伟人肩膀上登高望远，神游山河无限。放眼满川思想文化的年夜水，由泱泱天齐涤荡而来，为中华大地留下无穷滋养。
胡春雨，字思农，号齐西鄙人，山东鹊华状师事务所主任状师。文化学者、自由作家、资深状师，济南市出彩统战人、济南市网络名人。天桥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写作学会、山东省散文学会、济南诗词学会、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齐鲁暨青未了副刊签约作家、半朵中文网专栏作家、今日朝阳网文化青鸟使、原舜网文学驻站作家，《天桥》杂志编委。天桥政协委员、民革天桥总支委员、长清民革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鹊华状师事务所暨天桥新阶层联谊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网络信息同心同盟副理事长、南充市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民革山东省委、济南市委统战部参政议政前辈个人，民革济南市委思想宣扬、参政议政前辈个人，本栏目荣膺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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