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杂诗》三首，以其二“君自故乡来”最为著名。
有人认为三首虽各自成章，但意思互有关联，不宜将之分割开来阐明。但也有人认为，将之独立起来理解更为恰当。笔者以为，第一、第二都城采取提问办法，在形式上较为靠近，而第三首在内容上，与第二首有着更深入的意脉联系，可以据此作互文式理解。虽然笔者这里紧张谈论第二首，但为方便计，先把三首一并转引如下：
其一：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
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其三：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愁心视春草，畏向玉阶生。
对付第二首，古人也有过不少评点，《唐诗评注读本》从阐述口吻入手，认为“通篇都是讯问口吻，而游子思乡之念，昭然若揭。”
当代学者，常常会引王绩《在京思故宅村落夫问》来比较，那种一口气问及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渠水石计等十余个问题，是很能解释其思乡心切的。而像王维那样，只问窗前那株寒梅，只有家乡的那株寒梅受他牵挂，彷佛有点违反人之常情，有点不合逻辑。
当然，后来的评点者，也有从抒怀主人公询及的微物着眼，强调其背后通报的心情，强调其合理性。如《唐人万首绝句选评》点评的，“以微物悬念，传出件件关心，思家之切。”还有强调这种微物的分歧凡响，如《诗境浅说续编》所云：“故乡久别，钓鱼之地，朋酒之饮，处处皆萦怀抱，而独忆窗外梅花。论襟期固雅逸绝尘，论诗句复清空一气。所谓妙手偶得也。”
而当代学者刘学锴对“有些出乎常情”的意见加以回嘴说，这绝非作者的故作姿态。在他看来，虽然“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每每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眇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伴着‘我’度过了全体少年时期。‘我’在绮窗前读书时，举头就能看到它。每年看着它含苞、着花、结籽、发展。那上面刻下了‘我’的少年时期的年轮，蕴含着许多少年时期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样平常的自然物，它已经被思乡之情所感化，成为故乡的一种象征。”
这样的剖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毕竟是出于想象的揣摩了。既然是想象，如果把其三的那首诗结合起来理解，可能就有另一种思路。
由于第三首诗是站在家居的女性态度，来抒发由于寒梅花开而引发的一种春愁。这样，那种始终站在抒怀主人公自我形象角度来揣摩跟寒梅的合理性关系，比如古人所说的跟王维其人气质、意见意义的附近（“雅逸绝尘”），或者如刘学锴想象其跟抒怀主人公少年时期的家居生活的关联，等等，都可以暂时搁置起来。或者说，这与其说是写出了寒梅跟“我”的联系，还不如说是深一层写出了“我”对寒梅有可能引发隐含着的不出场的她的情绪颠簸的关注。而作为雕刻着花纹的绮窗，就有了特殊的暗示，彷佛在指向一位与绮窗相互映衬的女子，犹如王维在《扶南曲歌词》第五首中所写的，“朝日照绮窗，佳人坐临镜。”
与特定的空间“绮窗前”干系联的，还有特定的韶光“来日”，便是客人离开故乡的那一日。由于这是客人末了呆在故乡的日子，以是保留了就客人而言有关家乡最新的。与这特定时间相联系的，还有“寒梅著花”这一特定事宜。为何寒梅著花这一自然物的变革会成为一个特定的具有人情渗透的事宜？由于这透露出春天将临的。并由于这一，会引动绮窗中人的心灵的脉动，或者如第三首诗写的那种“愁心”。这样，抒怀主人公对家乡绮窗下寒梅是否着花的顾虑，可能也隐约透露出，他更是在担心，这种寒梅著花，会引动、感发他所顾虑之人的一种愁绪。这种构思办法，靠近于王维从前的《玄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所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只不过这首诗写得更蕴藉，使得读者在感知明显的思乡之情外，只能从想象中来揣摩其物象背后可能指向一种更隐秘的情绪。
但是，认为寒梅指向的是抒怀主人公当下的意见意义、气质，或者可能是少年家居生活的情绪投射，乃至可能弯曲传达对付绮窗内一位女子的关心和担忧，都是把诗中引出的寒梅著花视为是貌似不合常情中所具有的理之一定。顺便一提的是，从理之一定的思路出发，一样平常认为是晚唐人假造出的陶渊明诗《问来使》，开头四句：“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其用菊花来更换窗前的“寒梅”，目的也是在加固与主人的合理性联系。但也有人，比如台大的欧丽娟，从当代非理性角度剖析，认为抒怀主人公问及寒梅著花这本身不敷道的细微内容，正是因其见到客人后感情激动，说出了非理性的一句话，墨客对这一非理性瞬间的捕捉，反而见出了其情绪表达的真切。虽然这样以“理性停摆”来阐明的不合理但合情的结论，有几分道理，但这种完备立足于当代人的不雅观念来解读唐人诗歌创作的自觉，究竟是打开理解读的思路还是遮蔽了古代墨客不同于当代人的情绪脉动，实在还是须要再考虑的。
重读王维的这首小诗，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在于抒怀主人公提出的这种寒梅著花的微物，究竟是该当在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框架中得到阐明，而是这微物构成的“事宜”首先是作为问题，抛给诗中客人的。更故意思的地方在于，抒怀主人公直接地、强硬地认定了客人是能够回答主人的提问的，“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刘学锴说，“‘应知’如斯，迹近噜苏，却表现出理解故乡情事之迫切，透出一种近似儿童似的天真与亲切。”泛泛地这样阐明，当然没问题，但正好在“应知”后，接上这样一个特定时间、空间限定的微物，才凸显了把自己的“应知”强加于对方的天真。比较之下，王绩那首诗有持续串的提问，比较宏不雅观和笼统，较少特定时空的限定，反而是随意马虎回答的，以是被提问的朱仲晦，还真的写了一首《答王无功问故宅》，来一五一十回答王绩的提问，彼此的问答，彷佛很有默契，是“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但王维的提问，又有哪个客人能够像朱仲晦回答王绩那样，自傲满满？
善于诗歌解读的人，大概会嘲笑笔者的迂腐。王维以提问办法写诗，便是为了表达他个人的一种情绪，是无需客人回答的，而在详细提问后，五言绝句的系统编制，也很难再留下回答的空间。虽然墨客也可以用浓缩句的办法，来一问一答，如贾岛写下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等名句，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当他执着地把一个纯粹个人化的情绪微物纳入故乡客人“应知”的框架时，其主客认知间形成的可能反差，也为人与人情感的沟通和理解，表征了人们可能应对他人的这种一厢宁愿的提问的窘境。习气于认同抒怀主人公态度的读者，可能不会从客人态度来思考如何回答的问题，但抒怀主人公习气于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自然物的同时，有时也把这种主不雅观性投射在故乡客人、投射在他人乃至情境之外的读者身上，这种生硬而天真地把他人认定为“应知”，构建起人与人互换、人与文学的创作和理解如何达成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推动读者去思考究竟该当如何理解社会历史语境（比如从理性抑或非理性角度）的一个出发点。（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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