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燕歌行》是最具代表性的唐代边塞诗名篇。
盛唐殷璠赞“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
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
傅璇琮、孙钦善、刘开扬、蔡义江、徐永年、王兆鹏、戴伟华、顾农、姚大勇、王辉斌、俞士玲、王立增等学者皆有文磋商此诗。
《燕歌行》开篇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著,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
历来学者多引《史记·季布列传》载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之语,释诗中“横行”为纵横驰骋之意(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袁行霈等《中国文学作品选注》)。
亦有学者据樊哙、季布业绩予以别解,说“横行”意味着恃勇轻敌(如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
先哲时彦引经据典,各有精解。
但是,若结合古代职官制度与朝廷礼仪、《燕歌行》对偶用律、高适本身的文化心态等方面深入探析,则《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及干系旨趣尚有新意可发覆:“横行”可理解为文武官员高居朝班、参谒天子的“横行之仪”,此诗句可见“适诗多胸臆语”之特色,蕴含着高适神往建功立业而致身朝堂、君臣遇合的空想情怀。

从职官制度与朝廷礼仪探析

理解高适《燕歌行》中“横行”,离不开详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为完全一句,自需整体解读。
个中“天子”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视角。
也即诗中为何涌现“天子”,并与“男儿”对举?若将二者对照,实即构成一种特定君臣身份序列与朝堂空间形态,关涉古代职官制度与礼仪文化,成为解析《燕歌行》意象空间与诗句意蕴的一个视域。

唐宋期间,朝廷文武百官与天子朝会,遵照特定礼仪与空间秩序,即“横行之仪”。
唐代杜佑《通典·宾礼》记载“天子朝位”说:周制,天子有四朝:外朝、中朝、内朝、询事之朝。
至唐,规定“文武百官朝谒班序”:中书门下(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各以官为序),供奉官(旁边散骑常侍、门下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及舍人、旁边补阙、旁边拾遗、通事舍人,在横班),若入閤,即各随旁边省主。
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在左)、殿中侍御史(在右)、通事舍人(分旁边立),若横行参贺辞见(御史大夫在散骑常侍之上,中丞在谏议大夫之下)。
御史台(御史大夫在三品官之上,别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别立)、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不雅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
馀官兼者,各从本官班序。
由唐代制度可见,五品以上高等朝廷官员才有横行常参天子的身份地位。

高适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新解

宋承唐制,干系制度及文献也可印证唐朝横见礼仪制度。
脱脱等《宋史·礼志》记载“常朝之仪”说:唐以宣政为前殿,谓之正衙。
以紫宸为便殿,谓之入閤。
而外又有含元殿,非正、至大朝会不御。
正衙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
至北宋,制度规定:两省、台官、文武百官逐日赴文德殿立班,谓之“常朝”。
遇休假并三日以上,宰相、参知政事及免常朝者悉集,即“横行参假”,也谓之“横行”。
并明言“横行参假”及“过正衙”之制是“沿唐之故事”。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也称“旧制,凡连假三日而著于令者,宰相至升朝官尽赴文德殿参假,谓之‘横行’”。
常朝、正衙、横行之仪在宋代不同期间偶有差异或废罢,但基本为朝廷常制。

从唐宋“横行”制度礼仪来看《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横行”当然可理解为由文治武功进身朝堂、常参天子,乃是一种深为当时士人及天子所重的朝廷高等官员班序。

从《燕歌行》对偶用律解读

《燕歌行》为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旧题,有不少名家创作。
由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来看,唐以前,如魏文帝曹丕、西晋陆机、南朝宋谢灵运、谢惠连、梁萧子显、萧绎等人,紧张写游子思妇之情。
而北周王褒、庾信等人有明显变革,紧张写征戍怨刺。
至唐代,如高适、贾至、陶翰等人,多写东北边地战事与戍边将士艰辛。

汉魏六朝以来,随着骈文兴起,古体诗也多用对仗。
《燕歌行》虽为古体,但有些作品就比较讲究对偶用律。
如梁萧子显《燕歌行》“五重飞楼入天河,九华阁道暗清池……洛阳城头鸡欲曙,丞相府中乌未飞”;萧绎《燕歌行》“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
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
到高适《燕歌行》,不仅在主题上更进一步,成为最范例的边塞诗作,在对仗上也尤多而精彩。
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就指出“此诗多偶对句,功力深,笔力亦到,非他人可及”。
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也称其为唐人七言歌行中利用律句很范例的一篇。
高适《燕歌行》精于对仗,构成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我们从对偶角度解读其诗句意蕴的一个路子。

详细来看,高适《燕歌行》中,在“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后,还有如“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战士军前半去世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顾”等,皆非常工致。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句式为“二二一二”,个中“男儿”对“天子”,“横行”对“颜色”,对仗工致,构图突出,画面感、空间感很强。
值得把稳的是,唯有将“横行”释为名词性的朝廷官员班序,方与名词性的“颜色”对仗严整。
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释此句“颜色”说:《论语·泰伯》:“正颜色,斯近信矣。
”谓容色也。
孙钦善《高适集校注》说“赐颜色,指褒奖宠赏”。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也释“赐颜色”为“给好神色看。
此指礼遇、看重”。
可试想,在君臣朝会之际,上有恩威并重、温颜垂询的天子,下有班序严整的百官,特定朝堂空间画面,即展现在“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中。
建功立业,常参天子,君臣遇合,治平天下,正是传统儒家文人的最高政治空想。
但若将此处“横行”释为动词性的“纵横驰骋”,则无论是其词性、对仗,还是诗句空间画面,都有一定错位之感,不足完美契合《燕歌行》全诗对仗工致、构图突出的特点。

从高适本身的文化心态求诂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论“君臣相遇,古人谓之千载”。
初盛唐国力日盛,士人普遍追求人生功业与治平空想。
司马光《资治通鉴》称唐代边帅“功名著者每每入为宰相”。
万里长征、归报天子乃是唐代很多文人热切神往的巨大造诣。
初唐魏徵《出关》就说“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刘希夷《从军行》说“天子庙堂拜,将军玉门出”。
盛唐期间,王维《从军行》说“日暮沙漠垂,战声烟尘里。
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
李白《出自蓟北门行》说“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
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说“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
唐代特定的时期风气及高适本身的文化心态,成为求诂《燕歌行》诗句意蕴的又一视角。

高适出身世代为宦之家,其父官终韶州长史。
他“以功名自许”(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高适传》),但从前怀才不遇,四方干谒,游历梁宋、蓟北等地。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他赴京应试,未中,归居宋州。
期间他作《别韦参军》说“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昂首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又叹“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备见追求功业、遇合明主的空想情怀。
就在开元二十三年,时为幽州节度使的唐朝名将张守珪大败奚族、契丹,拜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
但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人被背叛的奚族所败,张守珪隐其败状,后事泄。
高适《燕歌行》序称“感征戍之事”即指此。
高适作此诗时,正值人生不遇之际。
正如殷璠所说“适诗多胸臆语”,其《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就如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尚淳”,皆为“胸臆语”,表现出希冀君臣遇合以治平天下的情怀。
因此,高适《燕歌行》“横行”之句,理解为建功立业以进身朝廷班序,常参天子,实现安社稷、济苍生的民气抱负,是符合其特定心态及时代价值不雅观念的。

总之,所谓诗无达诂,本文并不否定各种既有阐明和不雅观点,而因此一种文学文化学视角,深入诗句文本、作家心态及干系历史文化语境,进一步发掘高适《燕歌行》这一唐代边塞诗压卷之作的丰富旨趣与文化意蕴。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08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