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现存的“东坡赤壁”有二赋堂、挹爽楼、栖霞楼、剪刀峰、留仙阁、碑阁、酹江亭、坡仙亭、睡仙亭、放龟亭、喜雨亭、问鹤亭。）
苏轼在黄州的物质生活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难，花销问题。苏轼在黄州所担当的职务是：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说白了，只是个空头官衔，他的身份实质上是由黄州政府代为扼守的犯官。按照朝廷的规定，像苏轼这样的犯官，除了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之外，没有正常的俸禄薪水。以是他到黄州后，一家老小20多口人的花销就成了大问题。不过这难不倒苏轼，有钱他就花，没钱他就操持着花。
第二难，住房问题。按照朝廷规定，苏轼这样的犯官无权享受官府供应的住宅，那一家20多口人住在哪里？开始的时候，苏轼一家住在江边的一个废弃的官府驿站——临皋亭，这个地方不仅湿润闷热，而且拥挤不堪。后来，苏轼在种地的东坡园中选址建筑了五间泥瓦农舍。农舍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苏轼在厅堂四壁绘满雪景，起居坐卧，四面环顾，俱为雪景，故而美其名曰“雪堂”。雪堂不仅办理了家庭住房的困难，从此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精神生活的主要象征。（事载苏轼《雪堂记》）
（在黄州，苏东坡经历了物质上最为困难困苦的期间，但他依然乐不雅观旷达，以诗文自娱，留下了前后寒食帖》等万古长青的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
第三难，用饭问题。苏轼的决定同样洒脱：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经由多方申请，当地政府批给苏轼一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苏轼非常钦钦佩唐代大墨客白居易，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曾作《东坡种花》诗。这块五十亩的贫地恰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事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苏东坡这个名号便是这么来的，它在民间的影响可要比苏轼这个名字大多了！
在一样平常文人看来，开荒种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不过是一块废弃的坡地，却偏偏称作什么“东坡”。一介犯官，被贬偏隅之地，潦倒穷困，却还要自称什么“居士”，切实其实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没错！
这便是苏轼的分歧凡响之处。
黄州的苏轼，是个平凡的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是个长于在劳动中探求审美意见意义的文人，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黄州的苏轼，在后代的眼中雅俗共赏，赢得了农夫与士大夫的共同赞许，而东坡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的第一个主要象征。
苏轼带领家人在东坡开拓荒地，但有时粮食还是不足吃。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节饮食说》，贴在墙壁上，作为养生补气的座右铭。全文大意如下：
东坡居士从今今后，早晚用饭不过一杯酒、一块肉。如果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摆下丰硕的酒宴，也只是三杯酒、三块肉，只可减少不可增加。如果有人宴客，我就事先向他通报自己用饭的原则。如果主人不屈服非要超过这个界线，就干脆不去赴宴。为什么这样做？苏轼回答：一来循分养福泽。二来宽胃养神气。三来省钱养财气。
饿肚子当然很难过，也很没面子，但是苏轼并不以为，反而大公至正地讲了三条大道理。这不是面对困难、超越困难的洒脱是什么？当然，辟谷节食本来也是道家养生的主要手段，但毕竟辟谷是积极主动的节食，而受饿是被动的节食，能够将这二者故意稠浊并授予崇高目的的大概只有苏东坡了！
黄州的饮食、生活条件都比较困难，但是再难也难不倒苏轼这个洒脱的美食家，他总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创造美食的机会。正是在黄州，他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东坡羹。
（现在我们品一块东坡肉，吃一碗东坡羹，少喝一点东坡蜜酒，生活真美好啊，恍惚之间以为自己也变成了苏东坡。）
有了一盘东坡肉，一碗东坡羹，还缺一杯酒。苏轼按照朋友杨世昌羽士供应的秘方酿造蜜酒，并作《蜜酒歌》一首。
（三苏祠是北宋期间（960--1127年）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位于眉山市西南隅纱彀行内。）
黄州期间的苏轼，诗词不敢多作，书信不敢多写，话不敢多说，为官没有事权，这对付一个多才多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文人而言，真是一场无期徒刑！
然而苏轼让这场痛楚的徒刑变得有条有理：诗词不敢多作，他就作《猪肉颂》；书信不敢多写，他就算算账簿，薪俸被取消，他就开荒种地；事权被剥夺了，一日三餐总能做吧？厨师总能做吧？他不仅自己做，还总结成菜谱传给大家一起做，便是菜谱也可以写得文采斐然，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