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中国”一名是在“中华民国”期间才开始正式称呼起来的，在此以前只有王朝的名称，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之类。此话乍看起来彷佛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确切。由于“中国”一名是早就有的，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多次涌现，秦汉往后各朝在对外交往中也每以中国自称，武汉大学的冯天瑜师长西席有比较详细的解释①。例如《史记•大宛列传》即以中国与西域的大宛、大夏和安息等国对称。《后汉书•西域传》则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对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和波斯、大秦（罗马）对称。元朝派昔日本的使者所持国书亦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明清沿袭这种做法。清康熙与沙俄于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也明确称己方为中国而不是大清。仔细研究早期中国的观点和历代传承变革的情形，就知道当代中国无非是早期中国的连续和发展。而对早期中国实际情形的认识，除了该当对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外，考古学的探索更是必不可少的路子。
让我们首先看看先秦文献和干系资料是若何讲的。
《孟子•万章》篇引孟子的话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段话解释早在尧舜期间就有了“中国”这个名称，而南河之南不在中国，以是要从那里“之中国”，即到中国去。《孟子•离娄》篇写道：“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这里说舜和文王虽不是中国之人（文王曾自称“西土之人”，见《尚书•牧誓》），志向却都在中国，要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段话再次解释从尧舜到商周之际都有一个“中国”的名称，指的也是同一个地区。这个地区
① 冯天瑜：《“中国”词义考》，载《北京日报》2013年3月11日20版《文史专论》。
既与东夷和西夷对举，显然是中心之国的意思。
《尚书•禹贡》有“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的话，《史记》将“中邦”转述为“中国”。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
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解释《禹贡》原文该当是“成赋中国”。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语句。前面是讲大禹在九州治水的情形，治水成功后要按照土壤的等级纳赋，纳赋的范围当然是涵盖全体九州。以是孔颖达《尚书正义》阐明说“九州即是中邦”，解释这里所说的中国是包括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全体九州在内的。《禹贡》写成的年代难以确指，一样平常认为是战国期间的作品，也有学者认为该当形成于西周初年①，总之是后人追记大禹的功绩，其业绩则在尧舜期间。此时中国的观点又与九州联系在一起了。
《尚书•梓材》篇有西周初年周公教他的弟弟康叔如何管理富商故地的记载，他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版图于先王。”意思是说周灭殷是所谓“皇天受命”，是上天要让周人来统治富商故地的中国民和他们的地皮。这里所说的中国民该当是居住在原来殷人统治区域的民众。既然称呼他们为中国民，他们居住的地皮自然便是中国。
从前创造的青铜器何尊乃是西周早期的礼器，其铭文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关于“中国”一名的记述，年代上与《尚书•梓材》所述前后相继，含义该当相同。意思是说我现在既然把商朝推翻了，就该当在商朝统治的中国建都。后来由于实际建都的地方在洛邑，即本日的洛阳，有的学者就说何尊说的中国便是指洛阳地区，恐怕与本意不合。
先秦文献还有不少是把中国与四方或四夷对举的，意思是中心之国。既是方位的称呼，又是对文明化程度的表示。例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这里把中国同四方对举，又把京师同四国对举，值得把稳。
《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又曰：“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里把中国作为一方同夷、蛮、戎、狄四方之民对举，明显是中心之国的意思。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把中国同四夷对举，意思与《王制》同。
由上述文献的初步解读，可知先秦关于中国的观点在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约两千年的韶光内一贯沿用，其地理范围便是各代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以是“中国”一名是早就有的，当代中国无非是早期中国的连续和发展。
①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喷鼻香港）《九州学刊》1987年1期。
二、考古学家的探索
以野外考古为根本的中国考古学肇端于20世纪20年代初，一开始就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为紧张目标。而所谓文明起源的核心便是国家起源，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际上便是探索早期中国的历史。中国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基本上是从周代才开始的，在此以前的商代晚期只有《尚书•盘庚》等少数几篇。要探索早期中国的历史，就要从商代晚期往前追溯才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师长西席曾经把这个探索的过程表述得非常清楚。他从20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创造谈起，由于那里有宫殿基址，有国王的陵墓，有大量甲骨文，还有非常发达的青铜器，根据文献和出土文物，可以断定那里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无疑已经进入文明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郑州商城，规模伟大，也有发达的青铜器，该当是商代早期的都城。之后在50年代末创造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经由多年的发掘，创造有宫殿和青铜礼器等，其年代比郑州商城更早。有的学者认为那里即是夏代的都城遗址，夏师长西席根据当时创造的情形，认为暂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把它跟夏朝和夏民族联系起来。但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色”①。夏师长西席的这些不雅观点是1983年3月在日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表露的。从那往后，中国考古学又有了很大的进展。特殊是在“探源工程”启动以来，对付早期中国的研究又更加深入了一层。所谓探源工程便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大型项目，集中了全国许多单位的学者共同努力，以期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中国的实际情形有较深入的理解。个中也包括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深入研究。多年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许宏在前些年揭橥了《最早的中国》一书②，比较全面地先容了二里头考古的情形及其对早期中国研究的主要意义。现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创造有包含多座宫殿和宗庙的宫城，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乐器和兵器以及铸造这些青铜器的作坊遗址，有方案整洁的道路系统，有的路面还留有双轮车辙的印痕。这个遗址又正好处在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盆地，因此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该当是中国最早的王都所在，可称为“中原第一王都”。我们把稳到由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紧张分布在河南省中西部和山西南部，也便是历史上所称中心之国的地方。不但如此，其辐射范围还远远超过这个地区。例如在内蒙古敖汉旗的大甸子墓地中，有13座规格较高的墓葬随葬有二里头风格的爵、鬶、盉等酒器③。长江下贱的马桥文化中也创造有二里头风格的爵、鬶、觚等酒器。长江中游的湖北和长江上游的四川也常见有二里头风格的觚、盉等酒器。至于二里头风格的玉器如玉璋等更是流传到全体长江
①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三章，文物岀版社，1985年。
②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
流域及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也广泛接管各地的精良文化成分以丰富自己。这种情形自然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也为今后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一样平常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至少是夏代中晚期的文化。根据前文所引历史文献，早期中国还该当往前追溯。近年来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创造了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阁下的东周城址里面创造多块陶片上有“阳城”戳记，知道那里古代便是阳城所在。《古本竹书纪年》说“禹居阳城”，《世本》载“禹都阳城”，《孟子•万章》篇记孟子说“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王城岗龙山城的14C年代也与大禹或夏初的年代附近，论者多认为王城岗可能便是禹都阳城。郦道元《水经注》说伯益避夏启大位也在此地，不知何据。史载夏启的儿子太康沉迷于野猎，被东夷的后羿夺去了政权，即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直到少康复兴，才又规复了夏朝的统治。此事在《左传•襄公四年》和同书《哀公元年》等文献中讲得很清楚。近年在河南新密新砦创造的所谓新砦期城址，年代晚于王城岗而早于二里头，遗物中创造有不少山东岳石文化的成分。一样平常认为岳石文化该当是夏代东夷的文化①。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终于找到了一些考古学遗存的踪影。夏代以前该当是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这个时期究竟相称于哪些考古学文化遗存，须要负责地进行剖析。有的学者已经做过比较详细的论述②。详细意见虽有不同，但夏文化之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确实涌现了可以视为古首都城的遗址则是没有疑问的。例如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有土筑的城墙，城内面积将近300万平方米；有宫殿基址和手工业作坊区，有数以千计的墓葬，大小和规格分解十分明显；出土有铜铃、铜环和铜容器残片，还有玉钺和龙纹盘等大型彩绘陶器。陶寺遗址明显是一个都城的规格，论者推测可能是尧都平阳所在。再如浙江余杭的良渚古城，年代比陶寺还早一些，面积虽也是300万平方米，工程量却比陶寺大得多。城内有莫角山宫殿区，城外有反山、瑶山、汇不雅观山等祭坛兼贵族墓地。墓中出土大量玉器和漆器等高档手工业品。反山的墓12就出土玉器647件之多，个中的玉琮王四面雕刻8个完备一样的神人兽面纹，刻工技能的精细实在无与伦比；同墓还有镶嵌大量玉料的彩绘漆盘和漆杯等。不丢脸出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集神权、军权、财权和政权于一身的国王级人物。良渚古城所依托的良渚文化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那里还有许多高档级的遗址和墓地，都与良渚古城有密切的关系。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和湖南北部有以天门石家河古城为中央的一系列城址，在四川成都平原有以新津宝墩为中央的一系列城址，在黄河流域以至长城地携同样创造有许多史前期间的城址。先秦的文献常常提到古有万国或万邦，考古创造可以证明那时确实已涌现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她们又是怎么走到一起来到呢？
① 严文明：《夏代的东方》，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
② 郭大顺：《追寻五帝》，（喷鼻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期》，学苑出版社，2006年。
三、早期中国的系统编制构造
中国国家的起源同天下其他地方一样，也是由氏族-部落通过酋邦逐渐演化而来的。氏族-部落的聚居地在中国古代称为聚或邑。随着社会的发展，聚落即邑开始分解。《史记•五帝本纪》赞颂舜为人好，大家喜好迁居到他住的地方，以至于人越来越多，聚落等级也越来越高。听说他“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景邑，三年景都”。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也过分夸年夜，但也解释当时的聚落已经涌现了不同的等级，在一定条件下，普通聚落可以发展为都城。根据考古学研究，新石器时期早期和中期的聚落规模有限，也看不出有明显的分解。一贯到新石器时期晚期才开始涌现少量中央聚落，往后中央聚落本身也有分解，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有的地方乃至涌现了土筑的城垣，从而涌现了最初的国。后来有城垣的中央聚落越来越多，形成小国林立的局势。先秦的学者每每把夏代以前的形势描述为“天下万国”，该当是近乎实际的。后来各小国相互吞并或联合，才涌现较大的国。再进一步就涌现告终合许多邑聚和小国的中心王国。林沄曾经仔细论证中国早期国家的形式①，认为最初的国家是由占上风地位的邑发展为都，并联合多少有密切关系的邑而形成的。被联合于都周围的邑可称为鄙，以是他把这种国称为一个“都鄙群”。较大的国则包括多少都鄙群，即国中有国，分级管理。早期中国的夏商周王朝便是在这样的根本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国家系统编制构造是把统一和多元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大略的中心集权。详细地说，三代国家的系统编制构造基本上是有中心王朝、近畿地区、紧张统治区即称为中国的地区、周围的方国和诸侯国，以及更外围的部落或部族等。古书上有所谓五服的说法，便是这种情形的反响。例如《尚书•禹贡》谓以京师为中央，由近及远，每隔五百里为一服，名曰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周书•康诰》也讲到五服，只是名称改成为侯、甸、男、采、卫，也没有说每服多少里。有的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空想化的说法，不敷为信。现在看来绝不是向壁虚构，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只是不一定有那么整洁罢了。须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圈层式构造是非常分外，也是非常稳定的。结果是夏坚持了400多年，商朝约600年，周代更长达800多年。对今后中国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四、早期中国与中原
先秦期间居住在中国的人称夏或华或中原，犹如本日中国人自称华人或汉人或汉族，外洋华人还自称唐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便是这个意思。夏不止一
①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6期。
个，以是有诸夏的名称。例如《论语•八佾》引孔子的话说：“戎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密，不可弃也。”此外还有大夏、东夏、西夏等称谓。大夏一名见于《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西夏的名称见于《逸周书•史记解》：“昔有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东夏的名称始见于《尚书•微子之命》:“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吕氏春秋•察今》也有“东夏之命”的说法。不管是东夏、西夏还是大夏、诸夏，总之都是与四夷相差异的夏。但这种差异又不是绝对的。孟子虽然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但当他们“得志行乎中国”往后，显然就不再是夷人而成了中原的领袖人物。《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后来成了夏后氏之祖，同样是中原的领袖人物。《左传·定公十年》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说法，王国维认为裔即甲骨文中的衣，也即是殷。这里把华和夏并举。孔颖达正义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可见先秦期间即有中原的称谓，并且是中国人的自称。中原族居住的地方很大，以是当时中国的地方也不会很小。只是暂时还不包括长江流域的楚国和越国等地，以是楚、越就不能称夏。《荀子•儒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把楚、越和夏分别对待，明显不认为楚、越属夏。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周人的中国虽然不包括楚、越或蛮夷蛮夷四方之民，而周王却又自命为天子，即天下的共主。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是要“莅中国，抚四夷”，并不把蛮夷蛮夷视为外国。孟子还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解释夷夏的差异紧张在文化程度的高低，是可以通过教诲和学习而改变的。
实际上并不是到周代才如此，在之前的商代，从政治构造和民族关系来看也颇相似。郑杰祥在《商代地理概论》一书中，详细论证当时的政治地理有都会、王畿、野猎区、四土和部族方国几个层次，个中的王畿称商或大邑商，其地位即相称于周人所称的中国。四土也称四方，一如周人所称的四方①。这在甲骨文中就有十分清楚的表述。例如《小屯南地甲骨》1126号：“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这跟《礼记•王制》把中国、夷、蛮、戎、狄称为“五方之民”切实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把中国称商罢了。又如《甲骨文合集》之36975号：“己巳王卜，贞□岁商受年？王口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里把四方称为四土，意思完备相同。李伯谦通过对商代青铜器族徽的剖析，证明商王朝所统辖或掌握的范围十分广阔，北到河北北部，南到河南南部，西到陕西关中，东达山东东部，跟考古学中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相若，有的乃至深入到商文化分布的范围以外。
①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的统辖与掌握方法是各不相同的。最能够直接统治的是都城周围的王畿地区，王畿之外多为臣服于商的异姓国族，大体相称于卜辞中所说的四土或四方。对这些异姓国族要保护其不受陵犯，督导其农业生产，选拔各种人才，让其参与某些宗庙敬拜活动并给予一定赏赐等。再表面的异姓部族则时服时叛，跟商朝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①。
商代以前的夏代势力虽然比较小，但也已建立起中心王权。夏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在豫西和晋南，在其周围还有十多个同姓部族。终夏之世又与东方的夷人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以至在夏代初期的太康便被东夷的有穷国君后羿夺去了政权，即所谓“后羿代夏”。但自少康复兴往后，政权就得以巩固和发展。考古界一贯重视对夏文化的探索。一样平常认为分布于豫西和晋南的二里头文化便是夏代夏人的文化，至少是夏代中后期的文化，而洛阳附近的二里头遗址则应是夏代的紧张都城遗址。至于夏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所及，则北达燕山以北，南到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可至甘青一带②。其以是能够达到如此程度，则是由于夏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实力最强，又有深厚的史前文化背景，那便是史前文化重瓣花朵式的格局③。稽核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从早到晚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中央有主体和外围的格局，夏商周的政治版图和文化态势无非是这一格局的连续发展。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中国历史之以是能够持续不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决定性成分。因此我们讲早期中国，不能仅从字面上看待当时称为中国或中土的有限范围，而要考虑更大范围的整体政治与文化格局，以及这一格局对今后中国发展的长远影响。
五、早期中国形成的背景
我个人由于长期研究中国新石器时期考古，总想从中国历史的开篇及今后的发展来探索中国历史之以是长盛不衰的根本缘故原由，看看能不能对本日担当复兴大任的亿万炎黄子孙有一点启示。我首先把稳的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演化长期起浸染的客不雅观条件。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中国所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二是生活在这片神州大地上的公民。这话听起来太一样平常，但只要稍加剖析就不难解白这两条确实是最根本的长期起浸染的成分。
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什么特点呢？
一是地域广大，自成单元。单是陆地面积就有960万平方公里。四周有许多高大的
① 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方法》，载《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136-171页。
②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18页。
③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山脉和辽阔的海洋作为天然的樊篱。又由于阔别天下上其他古老的文明，因而中国文明只能自己独立发展。外来的某些文化成分起到一定的补充浸染，但不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和发展方向。
二是地形繁芜，又超过几个景象带，使得各地的自然环境差别很大。按照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第一级可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前者又可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五个亚区。个中景象条件最适于农业起源的只有华北和华中两个地区，是旱地粟作农业和水田稻作农业起源的温床，并且在近万年以前就形成了两个相互衔接的农业区。加以两区的地盘都比较大，如果在景象变动的情形下某些方面受到影响，还可以相互调处和补充，使得经济文化的发展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两个农业起源中央相伴共生的情形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三是区位构造天然合理。由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华北和华中在地理上正好处在全国比较适中的位置，随意马虎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以华北和华中所在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层构造，即所谓重瓣花朵式的格局，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夏商周分层次的政治文化版图便是最好的解释。
如果进一步剖析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到北方的草原游牧区变动性较大，与稍南的农牧打仗地带时有冲突，农业区的公民安土重迁，相比拟较稳定。但纵然两个农业区的情形也是有所不同的。华北旱地农业区多属黄地皮带，由于地力递减有时不得不异地迁居。加上黄河的泛滥和多次改道，甚至一些主要的都城都要迁移。例如贩子迁都有所谓前八后五的说法，前后迁都十几次。夏都和周都也多有变动。缘故原由固然不但一端，但环境变革可能是紧张的。比较而言，最稳定确当是长江流域的水田农业地带。由于水田开拓不易，又可以自肥，农夫不会轻易迁居，加以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经济发展水平历来较高，可以容纳较多的人口，以是中国历史上有时发生政治或民族抵牾而导致北人南迁，末了仍旧能够在长江流域稳定下来。东晋和南宋的南渡便是最好的例子。北方的一些所谓“化外民族”南迁后被中原民族所同化也是常有的事例。这些都与中国自然环境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公民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知道中国这块地皮至少在二百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了。无论从人类化石还是从文化特色来看，都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外部影响只占次要的位置。从当代人产生和种族形成的时候起，这里便是蒙古人种的摇篮。重新石器时期成千人骨测定的情形来看，绝大多数属于东亚蒙古人种，只有少量的北亚蒙古人种。人种相同意味着血缘附近，随意马虎产生附近的措辞。居住地附近更会加强措辞的沟通与领悟。我们固然不知道最古的措辞是什么状态，但从三千多年以前的甲骨文到后来的金文和古文献来看，无论笔墨的形态、读音、含义，还是组成文句的语法，都是一脉相承而只有很少的变革。当代中国人的措辞基本上属于汉藏语系，按人数打算大约占98%,单是讲汉语的就占94%,古代的情形该当相差不远。这个语系在措辞分类上属于词根语，语词的意义与词性多依在句子中的位置来决定。与带有前置词或前缀、词尾和助词等附加身分，或有所谓名词变格、动词变位的黏着语和屈折语大不相同。因此在制订笔墨的时候就没有走拼音的路，而是根据措辞的特点确定为单字单音、一字一词、形音义相结合的造字法则。讲汉语的人太多，各地的语音差别极大，措辞学家将其区分为七大方言。如果采取拼音字就会各说各话，难以沟通。采取汉字就可以很方便地各按方言来读，反正语法和字义是一样的。这个奥妙的发明既是措辞本身所决定的，又在实践中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互换与统一。我们大家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炎黄不可能有这么多子孙，或者说所有的中国人或华人不可能只有一两位鼻祖。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措辞和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历史影象①。汉字的运用极大地加强了这种集体的历史影象，加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是保持中华文明持续不断发展的主要缘故原由之一。
中国人的亲族不雅观念特强可能是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另一个缘故原由。从历史记载来看，夏商周都有祖庙，祭祖是国之大事。《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系，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实际上殷人对他们的先公先王都实施周祭。王国维把甲骨文中敬拜的先公先王与《史记•殷本纪》所记相互参验，证明《史记》的记载精确。从先公契到帝乙、帝辛历时一千多年，殷人都记得非常清楚。我想他们不会只记得人名，先人的功德和干系历史也必定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到周代就更加把稳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从这些情形来看，更早的历史，从黄帝以来的古史传说，也绝不会是凭空虚构的。
早期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呢？学术界曾经有不同的说法，个中林沄的说法最值得把稳②。他认为最初的国家是由占上风地位的邑发展为都，并联合多少有密切关系的邑而形成的。后者相对付都可称为鄙，以是他把这种国称为一个“都鄙群”。较大的国则包括多少都鄙群，即国中之国。周天子所统治的王国无非是更高一层或几层的国，下面的诸侯实际有很大的独立性。独立的程度要视实在力及与中心和周邻相处是否融洽等情形而定。诸侯下面被称为卿大夫的家也是有相称独立性的。例如晋国的韩、赵、魏、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家都有相称的实力，各据一方，相互吞并，末了前三者取胜，还把晋公室直接管辖的地方瓜分了，建立了韩、赵、魏三个并行的诸侯国，得到周天子的册封，史称“三家分晋”。各个家族的统治也是如此。实际上，在当时人口还比较稀少的情形下，各国的内部每每有不少空地，有的居住着别的民族，跟所在国不发生关系。各国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这样的国家形式自然不能跟当代国家相提并论。跟秦汉往后划分郡县以实施中心集权的国家形态也有很大的差异。但
① 王明珂：《中原边缘——历史影象与族群认同》，（台湾）《允晨丛刊》65,2005年。
② 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6期。
毕竟在那时已经有一个大中国的观点了，并且为往后更加统一的中国打下了一定的根本。
六、早期中国文明的造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早期中国文明的造诣是多方面的，要适可而止地进行评估并不随意马虎。我这里只想从几个方面做一大略的先容。
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农业，尤其是稻作农业是值得一提的。由于中国早在一万年以前就开始造就水稻了。考古资料解释，作为天下紧张粮食作物的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在长江流域，今后才逐渐传播到东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跟小麦一样成为天下最紧张的粮食作物。中国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这在早期中国便已经形成制度，使得在较少的耕地上生产较多的粮食。中国的人口从有记录时算起，一贯占天下人口的五分之一高下，而耕地面积则不敷十分之一，乃至更少。这不能不归功于农业的分外造诣。
中国是发明丝绸的国家。传说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和缫丝，并“劝民养蚕”。考古创造证明在仰韶文化中期确实涌现了丝绸织品，只管是很粗糙的织品。例如在郑州青台遗址的瓮棺葬中就创造有包裹去世婴的丝绸痕迹。到商代包裹铜器的丝绸就比较风雅了。到战国期间的丝绸织品，曾经集中地创造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中，品种之多和织造的风雅，见到的人莫不叹为不雅观止。大概就在这时，中国的丝绸开始输往国外。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巴粹雷克墓葬中就创造不少战国期间的丝绸和铜镜。到汉唐期间，中国的丝绸更是大量输往西方，以至在历史上涌现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中国在两万年以前就发明了陶器，远比天下其他地区要早。中国史前陶器的种类繁芜，造型丰富多样，功能完好，制造技能博识，在世界上无出其右。陶器的发展更为瓷器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根本。中国的瓷器也是很早就发明了的，相称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中便已涌现了原始瓷器。郑州和安阳等商代的遗址中都不止一次地创造原始瓷器。最近在浙江德清更创造了商代的原始瓷窑址群，解释当时原始瓷的烧制已经具备一定规模。这也为后来中国瓷器的发展和大量出口奠定了初步的根本。
历史上文化的传播每每是相互的，传播过程中也会有新的创造。中国的铜器和铁器涌现得比较晚，最早的铜器和铁器可能有部分是从西方输入的，但在技能上却有后来居上之势。商周期间的青铜器品种之多和制作之精美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的铸铁技能在战国期间便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西方早了许多世纪。由此可见早期中国曾经对天下文明有不少贡献，同时也从其他文明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例如小麦大约是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龙山时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后来逐渐成为北方地区的紧张粮食作物之一。羊和马也是先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诸如此类还有一些。中国离不开天下，天下也不能没有中国，这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几次再三证明了的。
早期中国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也都有许多造诣，与其他古代文明比较，只是各具特色，难决牝牡。中国的笔墨产生不是太早，但是特殊符合汉语的特点。在一个人口浩瀚，方言十分繁芜的国家，如果采取拼音笔墨，沟通起来就会十分困难。汉字采取一字一音、形音义相结合的造字法则，不但使全国各地各种方言的人都能够看懂读懂，而且在传承文化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浸染。以至我们当代的人只要稍加学习指示就能够读懂先秦期间的大量文献，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
没有第二种笔墨能够具有这样奇妙的功能。
早期中国文明留下的遗产是十分丰富的，至今仍旧是当代中国连续发展时不可忽略的根本。这里我只想强调两点，一是早期中国的系统编制构造，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
中国是天下文明古国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民族和文化最繁芜的国家。她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几千年期间虽然有不少跌宕起伏，却从来没有中断，核心地区也没有多大变革。我们说的话跟早期中国人说的话基本相同，我们用的笔墨跟早期中国利用的笔墨也基本相同。我们没有失落落的文明，只有早期或古代文明。这是一个天下奇迹！
追根索源，还是由于在早期中国的国家系统编制上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根本。例如商朝统治的区域虽然很大，但同时有很多方国，实际上是一个以商王朝为中央，以商族分布区为主体的方国同盟。周朝号称疆土千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却分封了许多诸侯国，各诸侯国只有朝觐、纳贡和勤王的责任，内部是高度自治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好地办理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问题，使得三代的政权坚持了特殊长的韶光。秦始皇不顾历史传统和各地的差别，施行暴政，强行统一，结果短命而亡。后来各朝代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中心集权，但仍旧把稳保持地方特色和历史传统。行政区划的划分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一些省或县大致便是古代的国沿袭演化而来，连名称都继续下来了。例如山东简称鲁、福建简称闽、湖北简称鄂、山西简称晋、四川简称蜀、云南简称滇等，无不沿袭古代的国名。山东的滕县、莒县，天津的蓟县，江苏的徐州等便是古代滕国、莒国、蓟国、徐国的地方，等等。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统一性会逐渐加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不可以不顾客不雅观条件强行统一。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和大片海疆、56个民族（实在还有更多少数民族没有列入正式统计之中）和13亿多人口的大国，纵然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恐怕也不能忽略民族特色和地方差别，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将长期存在。如何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仍将是摆在我们炎黄子孙面前的一项主要任务。
至于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年夜家可能有不尽相同的解读。我想《易传》里面的两句话很有代表性：一是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发奋图强”；二是坤卦的“阵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文明之以是持续几千年而不中断，正是由于中华儿女有一种发奋图强的精神，战胜提高中的统统困难而奋勇向前。同时又有像大地一样宽广的肚量胸襟，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事物，和而不同，让各自发挥其特长和优点，相互借鉴和接管，和谐相处。我想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中国的各族公民才能和蔼相处，共同发展。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在对外交往中总是强调王道而反对霸道，纵然在自己壮大的时候也没有一块殖民地。这些精神都是值得永久继续和发扬的。
2011年7月初稿
2013年7月修正
（原刊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高明师长西席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