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在唐代，无论统治阶层抑或平民百姓，信佛念经者为数浩瀚，对佛教文籍的需求日渐加大，加上西方新的佛经不断传来，于是，就有人专门缮写经籍，供人诵读。在常日情形下，传抄佛经之事由两类人担当，一类是寺院僧侣，另一类是经生（亦称为写生或书手，系职业抄经人）。
所谓的经生，绝大多数是具有较好的笔墨书写功底，但是在功名场上的失落意者，其名不见于经传，平生行实更是无从稽考。近三地生存等方面的缘故原由，他们只得凭借自己多年苦练而成的一点薄技，为人抄经糊口。经生及其作品的大量呈现，堪称是当时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征象。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经生们的书写也有一定的体例与格式。例如，先在专为写经用的纸上画出乌丝界栏，再于卷首写经名，接着书经文，末了注明所用纸张的数量或所书佛经的卷号等。有的乃至署上经生的姓名或附上发愿文等。
据《宣和书谱》载：经生高手创作时“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落行次”，“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这就意味着，抄手们在缮写经文时，道德要有恭虔之心，心天真念，心平气和，神智宁静，完备进入角色，乃至契入玄妙的境界。
对这些职业抄经者来说，还要做到速率与质量两不误，既缮写得快，不延误功夫，影响收入，又要规矩齐整，便于诵经之人疾读。就这样，“写经体”书法的风格、特点乃至程式逐渐确立下来。由于经生书法既传播了佛教义理，又扩大了书法艺术对民众的熏陶浸染，故一贯受到多方瞩目。
自从佛教传入中土往后，写经书法应运而生，以至于成为除壁画、造像艺术之外又一绚丽夺目的宗教文假名胜。实在，不少思友该当能看出，经生体与智永书法似有“不解之缘”。从笔法、结字、气息都有一定渊源。
苏东坡评智永书法“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我们不妨借用何绍基评价智永书法，来讴歌精妙的“经生体”：
楷法精详，笔笔正锋，
亭亭孤秀，直造单微，
侧笔取妍，深可慨叹。
